1949年4月21日下午，我所在的第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编者：朱镇中任该团副团长）打到长江南岸，全歼横山镇守敌之后，接到师部命令，要我团连夜赶到芜湖城郊，参加围歼国民党第二十军的战斗。
我团急行军20多里，赶到芜湖城郊时，又接到师部命令，敌二十军将于次日拂晓撤至离芜湖20公里的湾沚集中，准备向宣城、郎溪、广德、杭州方向撤退，要我团迅速赶往湾沚公路一侧隐蔽，让开一条路，将敌二十军放进湾沚镇，使其钻进我军布下的“口袋”，尔后参加聚歼战斗。
4月24日上午，我团奉师首长命令，作为师前卫团，沿芜湖至湾沚公路向湾沚镇急进。中午时分到达青弋江边待命。青弋江水宽流急，没有桥，也没有船。我抬头仰望天空，云雾开始飘散，太阳从云隙间照射出来。天要放晴，部队停在公路和江边等待不是办法。这时候，我向团长杨忠、政委张万合建议：天气快要变晴，敌机很快会来，部队应立即到路边村庄隐蔽防空；各营立即做饭、吃饭，师首长一旦来到，我们可马上投入战斗；我带领侦察连到江边找船，电话排同行架线，找到船后，立即通知部队渡江。
团长、政委立即采纳了我的意见。我将侦察连分为两路，沿青弋江上下游两个方向分头行动，找到船后立即返回。此时，青弋江对岸战斗非常激烈，湾址镇南头也有激烈的枪声传来。我师第二二四团遭到敌人的反扑，已有部分连队开始后退。在这紧急情况下，侦察连正好找回两只木船，我立即组织部队渡江。二营渡过去后，在杨团长带领下向湾沚镇东南方向出击，准备迂回到敌人侧后再由东向西打，协同二二四团击退敌人的反冲击。一营渡过江后，张政委喊道：“朱副团长，杨团长已带二营向东南方向打出去了，你带一营由北向南往湾址镇东侧打过去。”此时，军长成钧正站在渡口的一棵大树下，他用手指着前方对我说：“你就从这个方向打出去，注意与杨团长联络。”我立即带领一营，分两路通过几百米长的稻田田埂后，一路直插湾沚镇、红户庙、邓公庙、火车站以南；另一路猛打猛冲，一举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为迅速扩大战果，我命令一营的三连随我从营的右翼投入战斗，向湾沚镇西南打，直插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部。
此时，敌军部正一片混乱，我突然发现，敌军长杨干才带着骑兵班已逃出军部，正沿着菜田小路向东南方向狼狈逃窜。我立即带领通信班、侦察班追上去。“不要跑，缴枪不杀!”我们边追边喊。杨干才置之不理，越跑越快，我不得不命令：“打!”冲锋枪、卡宾枪一阵齐射，将他撂下马来。通信员、侦察员过去缴杨干才的枪时，我也赶到了。只见他躺在地下，喘着粗气，“哎哟哎哟”地叫着。我问道：“你是谁?”他眨眨眼睛看着我说：“我是国军二十军军长杨干才。”他接着问我：“你们哪一位是最前线的指挥官?我有重要情报向他报告。”“我就是最前线的指挥官，有什么情报快讲!”我一边说，一边让随后赶来的军医给他包扎伤口。杨干才接着对我说：“前天，汤恩伯要各军军长到杭州开会，准备在钱塘江组成第二道江防线。正向广德、郎溪方向撤退的国军各军的军长都不在，你们赶快追击吧。”接着，他软弱无力地掏出金链怀表、私章和手表交给我。我劝阻道：“这些东西是你私人的，用不着交出来，你自己留着吧。”我让通信员、侦察员把他抬到山岗上的团指挥所抢救。在路上，医生悄悄告诉我，杨的伤势严重，血没有流出来，淤在肚子里了。抬到指挥所，我看了杨的伤口，子弹从后背进，右腹出，两头伤口都有血，但未见血流出来。我们继续对杨进行抢救，但他气息奄奄，脸色苍白，说话不清，打着手势说：“我不行了。”由于伤势过重，到傍晚他就死了。
在抢救杨干才的同时，我立即向政委张万合报告了杨干才提供的情报，张政委马上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上级非常重视，迅速抓住战机，命令各部马上穿插迂回，使蒋介石企图利用钱塘江天然屏障建立第二道江防线，以阻止我军解放浙赣地区各大城市的梦想迅速破灭，也为解放上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杨干才是四川军阀杨森的侄子，他跟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犯下不少罪行。但他被我军击伤之后，在生命垂危之际，能主动向我军提供重要情报，对人民做了一点好事，这是应当肯定的。
湾沚战斗全歼国民党第二十军三个师和军直属队，第九十九军及第四军残部，安徽保安第三旅，共计两万多人。战斗中，我团一营一连二排长刘建庭带领20余名战士冲进敌炮兵阵地，俘敌炮兵80余名，缴获山炮、榴弹炮40余门，汽车40余辆，刘建庭战后被评为华东三级人民英雄。二连八班王尚荣、袁增竟等4勇士利用政治攻势俘敌1个连。一营机炮连六班长蔡显奎1人歼俘敌人40余名，缴获战马20多匹。我团共计击毙、俘虏敌人3000多人。
战后，第二十五军荣获三野第八兵团嘉奖，嘉奖令中称：“湾沚战斗首创一个军歼敌一个军的范例。”
湾沚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早晨，师首长命令我带上报话机，率领二营为师先头分队，冒着倾盆大雨，沿宣城、郎溪、广德公路猛追敌人，继续配合友邻部队围歼逃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