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1年8月参加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教育工作，在江都这块美好的土地上，耕耘了40多个春秋，直至1984年2月离休。但对诸多往事，特别是参加县和分区教育工作会议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44年10月，我在谢桥小学任教师期间，曾参加过江都县教育科在江都简师举办的“新学制”训练班学习，历时2个月。次年6月，我又以谢桥小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了苏中一分区教育工作会议，历时近1个月。两次会议虽相隔半年多，但主要议题相同：就是如何贯彻“新学制”精神，使江都解放区的教育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0月20日，我和江都河南地区参加训练班的几位同志，分别前往江都简师的住地——真武报到。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在职青年教师外，还有进步塾师、知识青年和部分教育行政人员，计共100余人。
训练班以党支部为核心成立学委会，实行统一领导。学委会下面建立3个学习队，队以下分成小组。教育科长肖枫亲自主持。简师校长吴奇人亦参与领导，其他简师工作人员，在学委会或队部担任队长、指导员。学习以组为基础，以队进行大组讨论，或召开全体学员会议进行讨论。为交流讨论情况，有利于推动学习，大会还成立了“快报组”。
为了贯彻苏中教育会议精神，使教师们具有正确的教育观点和鲜明的抗日民主立场，从思想上提高教师的觉悟水平，学习开始时，进行了时事政策学习，要求提高觉悟，分辨是非，明确方向，端正态度，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展开思想检查，解决教育观点和立场问题，从而确立教育为进步的社会斗争与生产斗争服务的观点，以达到站稳立场，改造思想的目的。
学习中当讨论到立场问题时，不少人认为教书是“自由职业”，无所谓立场问题，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是教书，共产党来了也是教书，反正都是一样。还有一部分人把教书看成是糊口，混饭吃，你给我薪水，我替你教书，把教书当成雇佣关系。也有一部分人有着狭隘的家乡观念，不愿服从政府的调动。也有极少数的人认为蒋介石政府是“正统”，有“顺民”思想。这些思想虽然在少数人身上反映出来，但它严重地阻碍着教师们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也影响到正确的教育观点和抗日民主立场的确立。
通过互相帮助，民主讨论，弄清是非，提高觉悟，从而认识到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认识到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有不同的性质，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抗日民主立场。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6月，苏中一分区为了加强党对文教工作的统一领导，更广泛地团结广大的文教工作者，进一步发动群众，加强抗日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在江都县樊川附近的韩单庄，召开了全分区100多人的教育工作会议，江都县出席的代表教师9人，塾师1人，教育行政人员3人。
会议着重对“新学制”作了进一步探讨。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新学制”的体系、教育对象、培养目标、教学组织形式以及贯彻实施的步骤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学习，认识到教育是政治工具，它不是超阶级的，它是为某一个阶级统治集团服务的工具。因此，根据地的教育，必须为进步的社会斗争与生产斗争服务。
教育究竟应该如何为进步的社会斗争与生产斗争服务？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识到：脱离实际的旧的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能适应抗日根据地所需要的。当时争取抗战胜利是前提，就是要求教育为战争服务。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要有物质保证，就又要求教育为生产斗争服务。因此，抗日民主教育必须与根据地的社会斗争、生产斗争任务一致起来，教育内容必须适应这个需要，教学方法也必须同实际工作联系起来。
在会议过程中，地委宣传部长刘明凡在代表座谈会上还作了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是党的宝贵财富，要团结帮助他们，发挥他们的特长，今天抗战时期需要知识分子，将来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更需要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