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叶挺军长（右）、项英副军长（左）合影
1939年2月16日，周恩来偕同新四军军长叶挺离开重庆，经广西桂林和江西的樟树、吉安、上饶，于2月23日到达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周恩来此行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到新四军视察。他在皖南三个星期，帮助商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研究总结了江南敌后游击的战术原则，协调改善了新四军领导人的关系，还与皖南的抗日军民作了广泛的接触。周恩来的这次皖南行，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影响深远。
商定新四军的发展方向
1939年初的新四军，在皖南和皖中分别集结还不到一年。虽然已有一部挺进苏南，皖中的部队也在向皖东发展，但军部和相当多的主力仍驻在皖南的一个狭长地带。正面，日军已占领长江沿岸各个据点。背后，是国民党的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左右两侧，也有国民党军密集布防。一面临敌，三面受围，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而在新四军领导人中，对于部队应该东进北上，还是固守皖南，认识并不一致。周恩来到皖南来的首要任务，就是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帮助解决新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
发展方向取决于抗日战争全局的形势。2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举办的欢迎晚会上，以《新阶段的新关键》为题，详尽地宣讲了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形势。他在这篇长达7700余字的演讲中，深刻分析了敌、我、国际三个方面在新阶段的特点，着重指出：“一年半的战斗，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是被我们粉碎了。”“日本强盗在一年多的战争当中，他的困难是一天一天的增加。军事上兵力的不足，交通的困难，地形的不利，用兵的困难，后方的空虚，经济上，财政与生产的困难，政治上，日本国内反战情绪的高涨。”“他是要想办法来克服他的困难的。他克服困难的中心，不是放在他本国，而是放在我们中国被占领的领土上。”“他要利用这个地区的统治来吸收中国的人力财力物力，拿中国的人力财力物力来打中国，来征服全中国。”“在这些地方我们能不能跟敌人争最后的胜负，我们让不让敌人把我们的人力财力物力拿去打我们自己的同胞，这一点，就是新阶段中一切中心的问题，也就是新四军的同志今天所努力的中心。”周恩来在演讲的最后号召：“同志们！举起新四军铁的拳头，使敌人再不能在长江两岸依靠中国的人力财力物力来解决自己的困难，使他不得不消耗他自己的资财力量，使敌人达到最大的困难，造成敌人在华中的失败。”3月初，周恩来在新四军干部大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再次指出：“要重视敌人后方。在新阶段中，我们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实施新的施政纲领，整理地方武装，跟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争胜负。”“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不仅是因为中国东部被敌人占领了，而且更主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富裕地区。”不让敌人利用中国东部的人力财力物力来克服自己的困难，对于抗日战争的全局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就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新四军今天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
周恩来鼓励新四军要不怕困难，勇敢地打到敌人后方去。“我们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得到发展的机会。”“愈在困难的条件底下，愈能够显出我们的特长，愈能够锻炼我们。我们不求在安逸的地区发展。因为安逸的地区谁也要来，谁也能够存在。我们主要地要向困难的地区发展。因为困难危险，国民党的许多部队和工作人员克服不了，忍耐不了。而我们新四军能吃苦耐劳，不怕困难。”他从六个方面预计了新四军向敌后发展将会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方针。
周恩来明确提出：“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有三个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2）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周恩来肯定地说：“根据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认为，现在跟民族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尽管敌人封锁严密，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广大的群众，善于进行游击战争，我们就不会让敌人完全占领这个地区。”
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周恩来还和叶挺、项英、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作了多次交谈和商讨，最后他概括为三句话：“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向北发展，指的是多调部队北渡长江，把长江以北地区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抗日根据地。向东作战，指的是出击沪宁地区，使江浙沿海的敌人不得安宁，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巩固现在阵地，指的是巩固军部所在的皖南阵地和已经在苏南创建的茅山游击根据地。这是对新四军发展的一个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决策，得到了新四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执行。这个方针也为中共中央所肯定。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表述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研究江南敌后游击战术
周恩来在《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这个报告中还指出：“根据全国在新阶段的任务，根据新四军所处地区的情况，游击战仍然是我们新四军主要的作战方针。我们要适合所处地区的特点，对游击战术有新的发展、新的研究、新的发扬。我们的游击战术应不同于华北，也不能只运用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为了适应敌后游击战的需要，要加强部队的战斗动作训练。“特别是夜战、白刃战。要学习跳跃、游泳，这是打游击战特别要学会的，比如攻据点时跳铁丝网，携枪游泳袭击敌人。将来我们要在长江上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运输，发扬水上游击队的特长对我们游击队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爆炸的方法也要研究。还要学习爬城，这也是我们必须掌握的基本动作。”
在皖南期间，周恩来与新四军干部战士特别是前线归来的陈毅、粟裕、傅秋涛等广泛交谈，对江南敌后游击战的环境和特点，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战术原则，作了深入了解和研究。1939年6月6日，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举办的一个训练班上，作《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几个认识问题》中，对江南敌后游击战的战术原则作了精辟的详尽的论述。
周恩来首先指出，江南敌后游击作战，“跟过去许多游击战争的经验不合：第一是平原多，很难存在；第二是河道多，如街道一样密，这样多的水不合乎游击战争的条件；再则是公路多，敌人机械化的部队经常能够行动，尤其不便于游击战争的行动；还有湖沼多，陆地行动地方很少；最后是碉堡多，差不多几里就有一个碉堡。”
周恩来说，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开展敌后游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除了第一等的条件是依靠群众外,还决定于正确的游击战术的运用。
周恩来指出：“过去所说的十六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今天看来，有些游击战术已经超过这四句原则。”现在情况不同了。比如“敌进我退”，“现在假如我们一退，敌人马上进到我们家里来。这正是敌人所乐意的。那么这条原则就不能用了。”又如“敌驻我扰”，“有时不适用，因为敌人有碉堡，他们不害怕。”再如“敌退我追”，“有时不能追，因为敌人有机械化部队，有强固的工事。他们一旦第二道防线把兵力布置好了，你就打不过他们。”过去的十六字诀，不是说根本不适用，而是不够了，“今天我们必须对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另加补充。”
周恩来总结新四军的实战经验，着眼抗日战争的新特点，提出了敌后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即新的十六字诀：“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并且对这四句话作了具体阐释。
“敌击我隐”，是说当敌人集中很大兵力向我们进攻，寻找我们主力时，“我们则要隐蔽起来，不要退，因为退正是敌人高兴的。我们既不是逃，也不是暴露在那里让敌人打，而是要隐藏起来，使敌人不能够找到我们的主力。敌人找不到我们的主力，也就无用武之地。”
“敌分我袭”，是说当敌人兵力分散时，正是我们袭击他们的机会。“这种袭击战术，在华北有经验，特别在江南运用得好，碉堡都可以袭击。新四军专门在袭击碉堡中来发展。”“不过，袭击时间不能太久，否则敌人要集中并且要增援。所以袭击必须短时间解决战斗，要一击必中。因此，一般地袭击碉堡一定要有保障，打不开时，用火来烧。”
“敌进我伏”，是说当敌人在行军中疏忽地前进及运输物资时，“我们便可袭击他们的辎重，杀伤敌人”。或当敌人有准备地行进时，“我们就埋伏起来，不被敌人发现，便于伏击、出击敌人”。“行军中的敌人是最好杀伤的”。
“敌围我散”，是说当敌人包围我们时，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采取撤退的办法。因为“敌人几道防线围我们，我们再不能退，除非放弃根据地。”应当采取分散的办法，而不能集中地撤退。新四军第一支队1939年3月在镇江上下会的战斗中遭受较大损失，主要是由于在袭击敌人碉堡成功以后，“没有分散而是集中的继续撤退的缘故”。
周恩来提出的新十六字诀，对新四军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游击战中以少胜多，以弱制强，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作出了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的榜样。在周恩来的启示下，新四军指战员不断探索，不断总结，游击战的经验继续发展，日臻成熟，在复杂艰险的敌后环境中愈战愈强。
传授军队政治工作经验
周恩来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创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他又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始终十分重视。他在《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这个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以政治工作保证建军工作的完成，巩固党在新四军的领导，保持并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他还指出，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包括对敌人的政治经济斗争。“敌人实行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开发占领区资源的政策。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周恩来在报告中列举了摧毁伪政权、帮助地方建立抗日政权、动摇敌军军心、瓦解伪军等17项工作。最后说：“要跟敌人作政治经济斗争，有这许多工作要我们做，这方面的工作很重要，不亚于拿刀枪跟敌人斗争。”“希望我们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来共同努力，提出更多的具体材料和具体办法，表示出我们新四军不仅有模范的游击战术，而且在常规战争中有模范的政治工作，模范的和敌人作政治经济斗争的成绩。”
几天以后，周恩来又在一次新四军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党在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对政治委员、政治机关、营政治教导员、连政治指导员和医院、电台、兵站政治协理员的工作职责，以及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作了详尽的介绍。
新四军是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前提下组建的，在序列上隶属国民党的第三战区。针对这种特殊情况，周恩来首先明确提出：“我们主张今天民族革命时期，应该把党的面目在自己的部队中公开起来。”“我们今天仍然确定政治委员是我们党的代表。”“在政治委员领导下，政治部是党的办事机关。”“主要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党的政策，保证上级命令执行，创造新的工作方法。”周恩来从五个方面列举了国民党军队政治机关的工作弱点，认为这些问题也是我们的政治机关要注意的。“我们的政治工作要不停留在机关里，做到部队中去；不停留在后方，做到最前线去；不停留在上层，做到最下层去。同时，培养好的政工干部，吸收新的活动分子。政治工作应在部队中、在下层、在前线、在敌人后方。这是我们政治工作的方向。”
周恩来接着就连队政治工作、干部工作、组织工作、宣传教育工作、民运工作、政治机关与各部门的关系，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了要克服的缺点。他特别强调，“连队的变动性大”，“经常分散作战，破坏敌人，转移地区，就需要有灵活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需要我们注意研究连队的经常性的基本教育怎样适合连队的工作。”现在连队因为没有课本，因而缺少经常性的政治教育，需要给予解决。
周恩来在报告中还论述了医院、电台、兵站政治工作的特殊性。例如医院，“首先，这里的政治工作要提高医务卫生人员的政治积极性，使医疗技术加强，使医务卫生人员更加关注伤病同志，尽快治好他们的伤病；第二是保证卫生机关物质生活的改善，使伤病人员早日恢复健康；第三是提高伤病人员的政治情绪。”他还谈到：“现在卫生、电台等部门不少同志不愿意学科学技术。”“我到教导队医务所参观，看见那些护士都是看政治书籍。”愿意学政治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的政治工作决不是让他们放弃技术，而是要鼓励他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任务。
3月9日，周恩来在叶挺陪同下，视察了从苏南调回皖南的新四军第一团，并在全团班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要把三年游击战争中养成的优良传统保存下来，并且用优良传统教育部队的新成分，使优良传统发展起来。“这样，你们才能锻炼成为铁的新四军的一部分。”他又说，新战士也有自己的长处，比如更了解江南的地形人情风俗，更容易与民众打成一片。老战士也要向新战士学习。“不光向新战士学，别的团队也有好的，二团三团打仗也不错，他们也有好的长处，你们要跟他们学习。因为新四军是各游击队合编起来的，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谁打仗灵活，跟谁学。谁俘虏敌人多，跟谁学。谁的政治工作好，跟谁学。”发扬优良传统，组织互相学习，正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两项重要内容。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还要求政治工作人员言行一致，做部队的模范。他说：“政治课上了，讨论会开了，讲也讲通了，还有一个问题，便是要领导做。只有执行加强自己的政治工作，才能巩固部队的坚强战斗力。我们要自觉的遵守纪律。每个政治工作人员要以身作则，行动正确，工作积极，多做解释工作，保证每一个命令的执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