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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特殊连队
作者:胡居成 责任编辑:党亚惠 来源:《铁军》 日期:2015-03-19 浏览次数:7776
这支特殊连队中,有几名文艺工作者。行军过程中,她们不断用歌声为战士们鼓劲。
(紧接2009年第1期)
用歌声为战士们鼓劲
这支特殊连队中,有几名文艺工作者。行军过程中,她们不断用歌声为战士们鼓劲。第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的爱人李伯钊,经常且走且唱这样一首民歌:
“咳呀呀,
咳呀呀,
红军呀,
红军呀,
打倒地主资本家,
保卫苏维埃中华……”
嘹亮的歌声震荡着山谷,鼓舞着战士们胜利的信心,不断有人高喊:“再来一个!”
20多岁的戏剧天才危拱之,常在行军休息时,把自己编词的“凤阳花鼓”唱给战士们听:
“红军强,红军强,
千难万险无阻挡。
行军路上揍老蒋,
北上抗日打东洋。”
脸上挂着倦容的战士们,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咚咚锵”的调子,忘记了征途的劳累。后来,行军路上常有些活泼的干部战士风趣地喊着:“快点走啊!唱花鼓戏的同志就在前面,去听她唱两段啊!”
可是,干部战士们并不知道,给大家带来鼓舞力量的危拱之,踏在万里长征途上的竟是一双被封建礼教束缚的“解放脚”,而且压在她头上的还有被王明路线执行者“永远开除出党”的错误处分(长征后恢复了党籍)。
在一次敌机轰炸中,中央纵队一名年轻的机要员被炸断了腿,送到休养连来。休养连一时找不到民夫来抬。廖似光和谢小梅主动报名要抬。
有一天下着雨,路滑,廖似光不慎摔了一跤,担架一歪,震得机要员伤口十分疼痛,他禁不住“哎呀”一声之后,哭了起来。为了减轻伤员的疼痛,廖似光一面说“对不起”,一面唱起了自编的山歌:
“红军哥哥你莫哭,
转个弯来就到屋;
红军哥哥你莫愁,
进了医院治伤口;
红军哥哥你莫急,
以后不会再伤你。”
廖似光和谢小梅见伤员不哭了,就抬起担架继续前进。一天,过一道险关,廖似光和谢小梅跪在地上,一步一步向前爬,膝盖皮擦破了,滴滴鲜血染红了道路,但她们没有叫一声痛。机要员感动了,很难过地对她们说:“好姐姐,你们受苦了,我不该……”廖似光爽朗地笑着说:“你也是疼得没法子啊!放心吧,到了医院会慢慢治好的。”
来自广东、江西的政治战士们,个个都是革命乐观主义者、编唱山歌的能手。
过金沙江时,她们唱道:
“金沙江水急又深,
手拉手来心连心。
阶级兄弟团结紧,
不怕敌人百万兵。”
过泸定桥时,她们又唱道:
“红军抢渡泸定桥,
炮火连天铁索摇。
献身革命心不跳,
人人争把重担挑。”
到法国留过学的蔡畅,在过草地和几次等待渡河时,为了给大家鼓劲,她主动要求给大家唱法国革命歌曲《马赛曲》。周恩来副主席牵着马,随着蔡畅轻声哼着,还用右手轻轻地打着拍子。很多伤病员兴奋地从担架上昂起头来。
寻粮筹款扩大红军
政治战士们在长征途中,还担负着打土豪、筹粮筹款、宣传红军、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的任务。
为了使休养连300多人能及时得到休整和补给,她们靠自己调查分析打土豪。每到一个村庄,她们先爬到高处,看哪家高房大院。再听狗叫,有钱人家的狗底气足,叫得凶。接下来是四看:一看三栏——牛栏、马栏、猪栏大小和牲畜多少;二看锅灶,有钱人家灶台高筑,锅大油多;三看农具,雇工多,农具自然多;最后看陈设。经过这样一番调查,心里有了底,再向群众核实。
这样她们打土豪打得又快又准。将没收来的粮食、现金、肉类、食盐全数交给供给部,其他东西当场分给群众。然后将没收的全部财物开个清单,留在土豪家,落款注明“红军某部工作队调查组”,以免土豪回来迫害群众。
危秀英说:“群众见我们工作有章法,又处处想着他们,对我们产生了好感,不少人主动给我们当向导、挑夫,还有不少青年参加了红军。”危秀英在回忆录《长征杂记》中写道:“中央红军1935年1月强渡乌江,攻下遵义城。组织上分配我们去召开群众大会做宣传。我到一家火柴厂向工人们讲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工人们听了很高兴,说国民党在这里,我们干人(穷人)吃不饱饭。你们和他们不一样,公买公卖,很和气。会后,我和工人们一起装火柴盒。我们白天在厂里劳动、宣传,晚上回部队住宿。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厂里有20多人参加了红军。在遵义,光经我手带出来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200多人。”
过草地前,上级规定,休养连工作人员和伤病员每人要带15斤粮食。驻地附近土豪已经打完,筹粮十分困难。刘群先、钱希均、金维映、陈慧清、周越华、邱一涵、吴仲廉、甘棠、钟月林等十多名政治战士,听说几十里外的大山里粮食比较丰富,便决定到那里寻找粮食。开始董老不同意,认为那里山高林密,常有土匪出没,人称“老虎口”。但这些平时胆子很小的女孩子,这时却什么也不怕。大家说:“只要能够搞到些粮食,不要说是‘老虎口’,就是有再大的风险也要去闯。”董老见她们决心大,加上其他地方确实难以搞到粮食,就派一个警卫班和她们一起去,一路上保护她们。
这是一个大深山,林密草茂,一股股山涧水发出哗哗的响声,似虎啸,如狼嗥,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但她们一看到那里有不少豌豆、青稞、小麦,便把一切都忘记了。几个小时之后,她们人人都有很大的收获。大家高高兴兴,又说又笑,背上沉甸甸的救命粮往回走。
当她们走到一个山坳时,突然从山上窜下来一股土匪,足有50多人。这股土匪见红军人数不多,还有女的,便像恶狼一样疯狂地扑过来。警卫班和政治战士们边还击边撤退,很快离开了大山。
政治战士们不仅敢到“老虎口”去寻粮,而且还同敌人进行搏斗保粮。过草地的前两天,供给部给休养连运来一批苞谷,用做过草地的干粮。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李德的夫人萧月华等十多人,承担加工任务,到离连队一里多路的地方去磨苞谷。那里有13盘水推磨,她们全部动用起来。因为有了粮食,女战士们个个不知疲劳,不知不觉就磨到深夜一点多钟。将近磨完时,突然冲来一批地痞流氓,妄想夺走粮食。面对这帮凶狠的家伙,她们无所畏惧,寸步不退,一边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一边派人回连报告。刘群先以棍子为武器,与敌人拼打;钱希均扭住敌人用嘴咬,用头去撞;萧月华身材高大,一个人和两个匪徒对打,肩膀被匪徒砍了一刀,鲜血直流,她全然不顾,坚持与匪徒拼搏。警卫排闻讯赶来,才打退了这帮匪徒。
姐妹情深患难与共
政治战士们尽管有钢铁般的意志,但她们的身体毕竟是血肉之躯。长途跋涉、饥寒劳累、雪山风寒、草地水浸,使许多健康的女战士得了妇女病和其他疾病。但革命的友谊却将全连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患难与共,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度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部队行至贵州境内时,邓六金患了痢疾,高烧39度多。起初,她咬着牙,一步一步跟随部队走。但终究经不住高烧和一天十多次腹泻的折磨。仅两天工夫,活泼、健壮、年轻的邓六金,眼睛凹陷,颧骨凸出,双腿沉重,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力气。有人提出让她留下来隐蔽在老乡家里养病。她坚强地回答:“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决心革命一辈子,就是死也要死在革命路上!我一定要走,谁说我也不能留下!”说完,她丢掉棍子,大步向前走去!
危秀英被感动了。她向连长要求,留下来陪邓六金走。她拾起木棍,赶上邓六金,亲切地说:“六金,我来陪你走!”她将木棍递给邓六金,让她拄着行军。她又找来一根木棍,把邓六金的行李和自己的行李挑起来。行李虽然不多,但干粮、衣服、零星什物也有30多斤。危秀英个子矮,人也瘦,长途行军已经累得疲惫不堪,要挑这些东西继续远行是很困难的。队伍不断地从她们身边走过,渐渐地,她们掉队了。可是,邓六金仍然高烧不退,腹泻愈加频繁。危秀英右肩挑担,左手搀扶着邓六金,艰难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邓六金说:“秀英,我太连累你了!你赶部队去吧,不要管我了,我会慢慢地走的。”危秀英回答:“六金,我们是姐妹,是革命战友,要走一块走,要死一块死。我不能离开你。”
一路上人烟稀少,几十里见不到一个人。到了晚上,高原上的寒风夹着小雨,树林发出阵阵呼啸,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狼嚎和猫头鹰的叫声,显得阴森可怕。远离部队、远离亲人的两个20来岁的红军女战士,背靠背地坐在大树底下夜宿。几十年后,邓六金和危秀英说:当时我们想,我们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倒下,也不能在病魔威胁下倒下!革命需要我们,我们要活下去。只要有口气,我们就要赶上部队。她们坚持了四天四夜,终于在部队休整的地方赶上来了。
还有一件感人的事。过雪山的时候,贺子珍受伤的身体还没康复,又在关心别人了。她看到年纪最小的政治战士钟月林衣服单薄,不能御寒,便向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等人要来包驳壳枪的红绸布,亲手一块一块地拼起来,又拿来打土豪分给自己未经熟制的生羊皮,用红绸布做里子,一针针一线线做成了一件皮背心,送给钟月林。钟月林后来说:“贺大姐这件皮背心,不仅温暖了我的身体,使我在爬雪山、过草地时抵御了严寒的侵袭,更温暖了我的心,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带着身孕长征的贺子珍、曾玉、陈慧清,行至贵州地界时都先后分娩了。为了赶上行进的部队,她们只得忍痛将刚刚出生的婴儿送给他人。在贫穷荒僻的贵州山野,要找到一户能够收留抚养红军后代的人家是非常困难的。
曾玉的婴儿伴着一张写有身世的字条,留在了一间没有人的空屋子里。陈慧清的婴儿则躺在叫不出名字的山脚下。
贺子珍的婴儿送给了一个瞎眼的孤老太。之后,贺子珍见到了毛泽东,哀伤地说:“我连看都没看清楚这个女儿长的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赞同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但是现在,为了革命,我们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