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起：季方、向明、钟民于掘港合影（1942.11.22）
向明伯伯是我父亲季方的第一任政委，是我母亲钱讷仁的入党介绍人，私下里他常随我母亲称我父亲为“大哥”，而我父母按家乡的习惯让我叫他“伯伯”，他则自称“你的叔叔向明”。他极其疼爱我，常常把我揽在膝前说：“记好：‘钱’是妈妈的，‘季’是爸爸的，‘明’是我的！”那情景就像1944年春（或1943年秋）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拍的那张照片，但实际更早，永远地铭刻在了一个幼儿的心上！50余年过去了，至今每独自忆及，总禁不住潸然泪下……
新四军重建军部之后，1941年3月正式成立新四军苏中第四分区司令部，我爸季方任司令员，向明伯伯任政委，参谋长梅嘉生伯伯，政治部主任陈同生伯伯。我的记忆中，向明伯伯喜欢穿我母亲给他做的一件长衫，生活极其简朴，爱到老百姓家里去问长问短。他的身体很瘦弱，是母亲的老病号，母亲曾多次跟我说，向明伯伯是硬骨头，他的身体是被敌人严刑拷打弄坏的。母亲比他年长，他常和母亲讨论“人道主义”的问题，母亲直到90多岁时还记得。他比梅伯伯他们年长，梅伯伯曾回忆说：向明一作报告就是两个小时，我们当时年轻，有点“坐不住”。我可以想见他诲人不倦的样子。
妈妈携我随爸爸到苏四区，她是个医务工作者，最初参加革命工作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一听报告就要打瞌睡的，向明伯伯因此特别允许她一边参加会议，一边做手工。妈妈说：“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坚决抗日，百折不挠，同志间热情友爱，保护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国民党的部队判若霄壤。向明同志拖着病体积极工作的顽强与负责精神，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入党要求。”当时妈妈只知道政委向明是共产党员，因此在得知向明伯伯要调离时，焦急地找他提出入党要求。向明伯伯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说只满足于她为大家看病，没有主动关心她的政治生命，遂于1942年阳历年的第二天，介绍妈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是苏中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秋天，组织上调爸爸到新四军军部去休整学习，妈妈随行。我被“打埋伏”在东台三婶家。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两间草房，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厨房，屋后是“宅沟”，门前是棉花田。由于采棉花，妈妈给我织的毛衣刮坏了。向明伯伯来看我，一见面就心疼地把我抱在了怀里。他身体极差，人瘦得要命，抱着我很吃力，但我却死死地搂住他的脖子不放。他抱着我四处转着看，只有玉米面和青菜。他掏出身上仅有的津贴费，为我买了一只母鸡。那只鸡真聪明，自己在田里找食吃，却会从小窗飞进家里来生蛋。我几乎天天都可以吃到鸡蛋了，真开心！但长大后每忆及此事，总是止不住流泪，我太不懂事了，向明伯伯自己是多么需要营养啊！他是在用他的生命哺育我啊！
本来以为只在军部学习休整一个来月，到后得知大约有半年左右，黄花塘环境又较安定，爸爸就派郭凤歧叔叔来接了我去。
一天，向明伯伯来了，未见人面，爸爸的白鼻子红马先就欢声嘶鸣着突然发蹄疾奔，啊，我们看见了向明伯伯的白马，它们在一起亲热地摩颈擦肩。母亲高兴得立刻亲手做几个小菜，亲人们团团围坐，吃着爸爸亲手种的蔬菜，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我们拍下了照片，母亲曾在背面注明：钟民 向明 同生 小明明。这是我跟他的唯一合影。黄花塘一别，直到解放后才得相见。
1954年2月间，向明伯伯来北京，不仅父亲带我去看了他，而且他还独自到学校来看我。抗战时大摆地雷阵的李永叔叔，这时在师大女附中的传达室工作，问我他是谁，我答：“伯伯向明！”他走遍了校园，看了教室看宿舍，坐坐我的椅子，摸摸我的褥子，问我：“入团了没有？”我说，团支部已通过了。向明伯伯告诉我，很快就要更名为“共青团”了，勉励我还要争取入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送了我一本书、一本笔记本，上题：“学习，学习，再学习！”这一年我初中毕业，获得学习优良奖章。但这年报上却登出他是高饶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我惊骇至极，归问妈妈，妈妈也百思不得其解，成为我们心中的隐痛……我们更想不到，从此再也见不着他了，并且完全失去了他的音讯。
右起：钟民、向明、陈同生与钱季明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合影（1943年）
直到1981年春初，当时我在中国文联工作，一天李庚同志让我替他打两个电话，一看竟分别是向明伯伯和戴白韬伯伯的讣告！如遭雷殛，我完全呆了……原来向明伯伯1969年12月18日就含冤去世了，他才60岁呀！因为反对康生，他还曾被打成“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甚至1977年，这样一个铁骨铮铮的党的忠诚战士还被诽谤为“叛徒”！今天，终于为他平反昭雪，但向明伯伯却再也不可能回来了！痛定思痛我放声大哭……我找到方俊阿姨和弟弟妹妹，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在我，是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大家抱头痛哭……
我最亲爱的向明伯伯，你就这样走了吗？蒙受着泼天的冤屈，你内心该多么孤苦无告，你能瞑目吗？！你怀着坚定的信念，对人民的永远的热爱与忠贞，对自己的不变的苛求，安详地走了……
敬爱的向明伯伯，我已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能使你感到欣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