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已经60多年了，他牺牲时我才6岁，关于他的一些事情是母亲生前告诉我的，如今在把父亲的事情加以回忆整理时，那些渐行渐远的岁月似乎逐渐清晰起来，重新浮现在我眼前……
投奔新四军，任职办事处财粮科长
我的父亲程效刚（又名程大俊）是安徽省巢湖市（当时叫巢县）井耳岗村的一名乡村教师，在乡下一边教私塾，一边做一些手工活，如替人写对联家信、扎彩灯纸马等维持全家生计，母亲张二妹是童养媳，不识字，主要是操持家务，有时下地干一些农活。我本来也有兄弟姐妹，可因旧社会家庭困难，农村又缺医少药，他们都先后夭折，只剩下我一个独养儿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我们原本普通家庭的命运也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犹如一片树叶随之起伏……
随着南京、合肥等周边城市的沦陷，我美丽的家乡巢湖也被日军侵占。日军占领巢县后，到处烧杀淫掠，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而日寇竟命令当地民众进出巢县城时，要向城门站岗的日军鞠躬敬礼。父亲作为一个读书人，素来敬重那些具有民族气节和浩然正气的历史人物。一天，他进城办事，经过城门口时，面对日军的岗哨，硬是挺直了腰杆，绝不卑躬屈膝。这下可惹恼了鬼子，父亲被拦下遭拳打脚踢，还被迎面泼了一桶脏水，幸亏被同村的老乡遇见，他们向鬼子苦苦哀求才救下父亲。
那天夜里，父亲躺在床上彻夜难眠。他对母亲说：“这亡国奴的日子再也不能过了，我要去山里找队伍。”1938年5月12日，东进抗日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巢湖蒋家河口设伏，首战告捷，全歼了曾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坂井支队一部，为我死难同胞伸张了正义，报仇雪耻，揭开了华中敌后抗战的序幕，真是大快人心。新四军第四支队就活动在巢湖银屏山地区。对父亲的这个决定，母亲虽感突然和担心，但见父亲意志坚决，也就同意了。没过多久，父亲就悄悄地离开了家，寻找队伍去了。
几经周折，父亲找到了新四军，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并于1939年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很有才华，能双手打算盘，写得一手好字，在部队中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干部。他为人谦和，乐于助人，经常帮助干部战士学文化、写家信，还省吃俭用接济家庭更困难的战友，深受同志们的喜爱；他帮着宣传部门写抗日标语、编顺口溜，鼓舞大家革命斗志；他还动员了我的堂叔为新四军搞一些枪支弹药和递送情报，并引领我的姑父这个大户人家的子弟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父亲也很机智，一次和战友侦察敌人据点时，遇上敌人巡逻队，他们决定分散撤退。为摆脱追兵，父亲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跳进一片荷花塘里躲了起来。敌人四下寻找不见人，就向水塘里放一阵乱枪走了。父亲归队后，立即将情报报告首长，为拔除这个据点立了功。后来，父亲担任了新四军江和全办事处财粮科长，负责在当地征粮捐款等工作，还参与了协助皖江抗日根据地筹办大江银行，发行大江币等工作，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说他对革命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主动性。
忠孝难两全，为民族献身年方三十
自古忠孝难两全，投身革命即为家。父亲参加革命时，我刚出生，全家只靠母亲一人支撑，父亲只能偶尔夜里回家看看。因而，我对父亲的印象比较模糊。只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香，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一个声音轻轻地说：“松林妈，快开门，是我呀！”母亲起来开门，紧接着父亲修长的身影出现在我睡意朦胧的眼中。他从床上一把抱起了我，把我的头紧紧贴着他清瘦英俊的脸颊，那已是深秋时节，寒气逼人，可父亲穿的十分单薄，母亲赶紧从家中找出了几件衣服给父亲，父亲动情地说：“革命是很艰苦，经常会忍饥挨冻，一个晚上要换好几处宿营，但我们坚持斗争，流血牺牲就是要让孩子们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啊。”第二天，父亲悄悄地把一张纸条交给母亲，让她转交给在敌伪政权暗中在为我方工作的大堂叔。为顺利通过望城岗上的敌军哨卡，父亲特地打扮成一个商人模样，并带上我二堂叔扮作小伙计一起走。临行前，他再次深情地看着我说：“儿子啊，我走了。”我说：“爸爸，你要早点回来。”没想到，这竟然是我和父亲的永别！
1945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战区也着手准备大反攻。根据上级的指示，由江和全地区党委副书记贺传新、武工队队长钱海如和担任财粮科长的我父亲以及通信员刘齐富、吴春长等人秘密潜入位于长江上的一个小岛小黄洲，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他们以做生意、编席子等为掩护，动员群众，开展地下工作。经过三四个月工作，他们逐步打开了局面，从秘密活动转向半公开活动，这引起当地伪保长古绪达等人的恐慌与仇视，他们唯恐觉醒了的当地人民会清算他们投敌卖国，残害人民的罪恶，于是在7月中旬的一天深夜，古绪达等带着驻扎在石跋河口的伪军，分别包围了我父亲、贺传新和钱海如等同志的住所。为了让背负着当地群众捐粮款的通信员多一些机会突围，父亲面对凶恶的敌人，大义凛然，高呼革命口号，逢大树抱大树，遇荆棘抱荆棘，任凭双手被划破，鲜血淋漓，就是坚决不跟着敌人走，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敌人见状气急败坏，伪保长古绪达舞动着短枪疯狂地叫喊：“你今天要是不走，那我就送你走。”随着一声罪恶的枪响，父亲倒在了血泊之中，倒在了即将迎来抗日战争伟大胜利曙光的前夜。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解放奉献了自己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贺传新、钱海如两位同志也在那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父亲和战友们用热血书写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泪别小黄洲，继承遗志自有后来人
母亲得知父亲壮烈牺牲的噩耗以后，强忍着悲痛悄悄来到安徽和县，想乘渡船到小黄洲祭奠父亲。但当时和县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已经奉命撤离，和县地区伪军摇身一变，成为了所谓的国军“先遣军”，与国民党桂系顽军一道在当地大肆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尤其是对新四军活动过的地区以及一些交通要道更是重兵设卡，抓住所谓通共可疑人等一律格杀勿论。小黄洲是不能去了，母亲只好望江而泣，然后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赶紧离开和县，回到家里。可家乡的情况也不好，自从新四军奉命北移之后，巢县的国民党党部以“接收大员”的身份，组织了反动地主武装，配合国民党军警宪特，到处捕杀地下党员和新四军伤病员，母亲只好将我寄养在外婆家里，与几个老乡一起到上海打工谋生。她先给人家做保姆，后在纺织厂做工，为养家糊口而饱受辛苦。
父亲等革命先烈们的鲜血没有白流。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了，解放军军管会在合肥召开了公审大会，镇压了古绪达等一批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在渡江战役前夕，我站在村口，看着解放大军和支前民工的队伍绵延不绝从村前山岗上经过，心中的喜悦与激动无以言表。我站在村口等了三天三夜，心里一遍遍地呼唤：“爸爸，你在哪里？革命胜利了，你快回来吧！”我当时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只是听母亲说父亲去很远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了母亲和我无微不至的关照，母亲在棉纺厂光荣退休，我被安排在上海市重点控江中学学习，后来又保送解放军沈阳通信兵学院学习，分配在南京一家国防科研单位工作直到退休，每年街道都要组织人慰问军烈属。转眼60多年了，母亲也于1985年去世了，我已从一个孩童变成了年近古稀的老人，但往事并不如烟。今年，我们全家在清明节专程到小黄洲，寻找父亲战斗过的地方。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加上长江多次洪水浸蚀，岛上居民大多搬迁，当年村民掩埋父亲遗体的地方没有找到。但令人欣慰的是，当地群众依然记得父亲和战友们的英雄事迹，赞颂这位新四军的程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