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9月4日，对乔晓阳兄妹是一个极度悲伤的日子。那一天，他们最敬爱的父亲乔信明将军不幸病逝了。晓阳说：那一天“我和我的全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这年8月下旬，乔信明将军因突发胃出血被送进南京军区总医院，做了胃切除手术，但病情依然危险。晓阳以为，父亲以前几次病危，经医生抢救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会出现奇迹的。直到将军去世他在守灵时，还幻想着父亲会一下子醒过来……然而，这位一生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爱家庭，英勇奋斗，历经磨难而不衰，久经风雨而弥坚，参与开创共和国历史的功臣，最终却以54岁的英年过早地离开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离开了他无限热爱的亲人。乔信明是新中国对解放军军官授衔后最早逝去的开国将军之一，熟悉他的老首长、老战友、老下属和部队官兵，无不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
而最感揪心的，莫过于刚从国内休完假期、已回到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大女儿阿光了。开学没几天的9月10号，系党支部书记把她叫去，给她看了刚收到的《人民日报》上登载的乔信明逝世的报道。她顿时悲痛至极，差点晕倒。她无法想象不久前在国内还和全家人欢聚一堂的父亲怎么突然地就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呢？对于刚20岁出头、远离祖国和亲人的阿光，真是撕心裂肺的痛！她随即到电报局给家里发了唁电，请妈妈代她给爸爸献上一个花圈，自己做了一个黑纱戴上。
几十年后，晓阳忆起这个不幸的日子时，总感到“在父亲临终抢救的日子和守灵之夜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一点没忘，深深刻入心中，成为我永久的痛”。弟弟泰阳对父亲弥留之际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爸爸抓住我的手，用满含期盼和眷恋的目光凝视着我，好像有许多叮嘱的话要说，我含着热泪看着他，不断点头，表示我已知道他的意思。”
如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样，家庭经历大变故的孩子往往成熟得早，成熟得快。
乔信明全家福
父亲去世后不久，大女儿阿光就向党支部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示要接好革命事业的班，接好父亲的班。“父亲的去世当时确实是我要求上进的重要动力”。而长子晓阳当年刚高三，他后来回忆说：“父亲去世时，我17岁，从那时起，我就逐渐变得坚强和成熟起来，决心将巨大的悲痛和对父亲的不尽思念，化为奋发学习，努力工作的强大动力，用实际行动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就连还不到15岁的次子泰阳，也变得懂事了，变得像个大人了。他后来说：“就是从爸爸凝视我的那一刻起，我就暗下决心，决不辜负父辈的期望，一定要接好革命的班。从此，原来无忧无虑活泼好动的我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而“远大的志向和抱负此时已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两个年幼的女儿，13岁的春雷和12岁的文雷，父亲病危时，一直日夜守护在病房里。在父亲去世这巨大悲痛袭来时，她们虽然年幼，却比同龄的孩子更知道珍惜什么，她们日后的成长也告诉人们，她们已经懂事了。
其实，乔家兄弟姐妹的早熟更有着深层的原因，晓阳深有感触地说：“出身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从小就幸运地受到了革命传统、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的教育熏陶。”父亲的言传身教早已在他们的心底扎根。
方志敏批示：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保住乔信明的这条腿。
陈毅指示：乔信明看病，用钱不受限制
乔信明的传奇经历和辉煌业绩，是儿女们得天独厚的人生教科书。在儿女们心中，父亲是一座雄伟的高山，坚定，刚强；父亲是一株挺拔的松树，经得起狂风暴雨，百折不挠，傲然屹立。
乔信明生于1909年3月，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党。1930年5月21岁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大队长。1932年11月到1933年9月，他还被选送到中央红军学校学习和工作。1933年11月被派到方志敏同志领导的闽浙赣根据地的红军五分校工作。1934年2月任团长，5月担任了红军五分校的军事总教员，7月担任团政委。在率部作战中，他两只脚先后被敌击中负伤，左脚伤得更重，子弹从脚跟进入，从脚面穿出。由于战争环境艰苦，医疗条件很差，左脚一天比一天肿得厉害，躺在床上仍疼痛难忍。更可怕的是，被医生告知：“你这条腿可能要锯掉了，再肿下去，要危及生命。”他焦急地问医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没有了。”
这个情况上报到闽浙赣省委后，方志敏同志随即批示：“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保住这条腿。药在苏区买不到，可以到白区去买，钱由省委报销。”因为方志敏同志下了决心，医生做了多方努力，乔信明这条腿最终保住了，不久又重新走上了战场。10月，党中央组建了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乔信明被任命为二十师参谋长。
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方志敏等同志率领下，从江西经福建、浙江到达安徽的太平、泾县，一路上势如破竹，战斗的胜利和队伍的发展，逼得蒋介石把追击主力红军转移的部分兵力撤回，转而对先遣队进行疯狂的围追堵截，先遣队遭受了极大损失。为保存抗日力量，方志敏决定暂回苏区休整。在回师苏区途中，几乎每天都有战斗，一个多月的艰难行军和艰苦战斗，部队损失惨重。乔信明等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先后得到方志敏的三次秘密指示，要他带领被捕的同志们和敌人斗争。在后来的狱中3年，乔信明坚决执行方志敏“为党工作，坚持斗争”的指示，建立了中共狱中支部，同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狱中党组织同党取得了联系，在徐特立同志营救下，乔信明等同志得以释放出狱。出狱后，乔信明在新四军中先后担任军部教导营大队长、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参谋长、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挺进纵队一团团长、新四军一师一旅一团团长兼政委等职，在江抗东进、驰援半塔集、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等战斗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2年1月，乔信明被任命为苏中军区二分区副司令员。但是，狱中的非人生活和沉重的脚镣，导致乔信明双腿留下了隐患。出狱后频繁紧张的战斗和工作，乔信明劳累过度，双腿不能走路，只好坐在担架上指挥反“扫荡”战斗。6月的一天，乔信明突然倒在地上，两条腿完全失去了知觉，从此瘫痪再也站不起来了。组织上随即把他送往军部卫生部治疗，陈毅代军长得知后立即到卫生部看望他，安慰他。并指示卫生部：“乔信明看病，用钱不受限制。”
到了8月，麻木的双腿转为疼痛，乔信明疼得在床上打滚，卫生部也没有医治条件，只能靠打吗啡暂时止痛。这时，陈毅代军长对乔信明夫人于玲传达了华中局的决定：送乔信明到上海治疗，于玲陪同前往。直到1943年7月，因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乔信明病没治好，就遵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返回根据地。陈毅仍然把乔信明安排在军部卫生部休养。此时，军部在淮南黄花塘，环境较为安定些。而1942年、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度过难关，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华中局、陈毅代军长等对乔信明的安排，是多么大的关心爱护啊！乔信明在军部休养期间，还得到粟裕、谭震林、叶飞、钟期光、陈丕显等首长的关怀照顾。他一边与病魔作顽强斗争，一边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在病床上学习，由一个识字不多的半文盲达到了能够看文件、写报告的水平。他身残志坚，渴望早日离开病床为党工作。在粟裕等领导同志的关怀下，1945年8月，乔信明被任命为苏中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在大部队要转到外线作战的1947年的9月，他又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处长，担负起华野后方的全部工作。粟裕司令还把自己的马车从河南送到山东给他乘坐。他不能走路，就在担架上、马背上工作。
父亲的革命精神和顽强品质是儿女们最好的榜样，父亲是儿女们的骄傲。母亲是与父亲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革命，同为“江抗”老战士，曾被谭震林任命为祝塘常备队大队长、区长。她要求儿女们“不光以父亲的光荣历史为骄傲，更要以父亲无限热爱党和人民、无私无畏、大忠大勇、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作为激励自己不断成长的动力”。
小女儿文雷在追念爸爸时说过：“我在家中是最小的孩子，自记事起，爸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瘦削的双腿，和他拄着拐棍蹒跚行走的样子。”1963年9月，爸爸“带着一身的伤病和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其实，乔信明将军生前没有遗憾，他牢牢把握着自己生命的每一分钟，始终在战斗与工作的岗位上坚持着。1949年5月上海回到人民手中，第二个月，百忙中的陈毅就将乔信明接到上海治疗双脚，请高明的医生为他做手术，使瘫痪7年之久的乔信明又站立起来。虽然他拄着拐杖只能走一里路，但他毕竟又能回到工作岗位上了。
1950年3月，乔信明担任了华东军区航空兵后勤部政委，8月，被任命为华东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办华东军区空军后勤部的工作。他为创办空军疗养院，到杭州西子湖畔选址；为创办空军454医院，他四处寻找顶尖人才，在南京的城外实地考察。空军后勤部的新建机关、机场、工地、住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女儿春雷、文雷儿时记忆中的父亲拄拐行走的形象，正是乔信明忘我工作的身影。他的老首长、老战友们，他工作过的部队官兵们，对他的思想作风、崇高精神都非常佩服，对他的高尚品德、人格都十分敬重。以至于他去世后为他送葬的队伍足有几公里长。
乔家的儿女们：你们的父亲一生没有留下遗憾，乔信明将军的人生历程中唯有辉煌！
父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滋润着后代的成长
乔信明留给儿女们的不仅仅是光辉典范，还有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对儿女们的学习倾注了深情和心血。
大女儿阿光回忆说，大约在2003年吧，妈妈在整理东西时，发现一本1951年爸爸送给阿光的华东空军第一届英模大会纪念册，那一年她初小（四年级）毕业，爸爸在纪念册上题词：“送给阿光作为初小毕业纪念。希望今后更努力学习。争取高小学习中成绩更好。预祝学习成功！你的爸爸信明”。一片慈父心，满纸期盼情。阿光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60年，被保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习。
乔信明、于玲夫妇
阿光留苏后，父亲更是关心备至，不仅关心她的学习，还关心她政治上的进步。他在1963年3月25日给阿光的信中，就教育她“看雷锋日记就能学习到雷锋团结别人的方法”。还教导她掌握学习和工作的方法。在这封信里还记载了父亲对其他4个孩子的关心。他说：“春节后开学以来，文雷功课比春雷好些……我就同她个别谈话，指出她这学期为什么没有文雷功课好，是什么原因，要自己去很好检查一下……当然她二人今年夏天考初中问题不大。”正如乔信明所说的那样，她们考初中不仅很顺利，春雷还考上了南京外国语学校。晓阳“学习还是很用功的。他现在没有担任班长，现在是团小组长。除参加打篮球外，其他什么课外活动都没有参加。主要是怕妨碍他的学习”。而泰阳也是“学习是用功的……泰阳明年上高中问题不大。他现在只参加打乒乓球一项活动。现在你弟弟妹妹4人在家很懂事，自己知道安排自己学习时间，都很听话，这给爸爸妈妈很大安慰。”像他这样细心地、周到地关心孩子们学习的父亲是不多见的。
对父亲关注自己的学习，晓阳更有深切的体会。父亲教育他：“学习一定要有恒心和毅力，学什么就要学出成绩来，将来长大了你就会知道，党的事业也许不会让你一生只学一样东西，从事一项事业，但是，只要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你们就要学一行，爱一行，学一行，专一行。”晓阳深有感慨地说，父亲的严格教育对自己触动极大。高中以后，他的目标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在古巴哈瓦那大学里，他的学习成绩在中国留古学生里是拔尖的。参加工作后，工作岗位不断变迁，所需的专业知识也不断变化，但由于他养成了爱学习的良好习惯，不断地用新的知识丰富自己，所以能够干一行，专一行，干一行就干好一行，也因而从一个外语翻译逐渐成长为一位知名的立法专家，还担负起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的重任。
影响儿女们成长的还有父亲撰写的《回忆方志敏同志》一文、母亲“文革”期间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时撰写的《关于你们爸爸的革命斗争史》一文，和父亲的那根拐杖。
父亲回忆方志敏的文章于1957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后，被多家报纸转载。父亲在饱含深情的回忆中记录了方志敏给全党同志写下的血泪遗言：“我这次最感痛苦的，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我能丢弃一切，惟革命事业，却耿耿于怀，不能丢却。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请你们经常记起你们多年在一起奋斗的战友之死，振起奋勇的精神，将死敌的日本帝国主义赶走吧！将万恶的国民党统治赶快推翻吧！”乔信明在回忆录中写道：“几十年来，志敏同志的血泪遗言，他那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一直教育着我，激励着我，成为我坚持狱中斗争，血战抗日疆场，忍受双足残疾的折磨，带病肩负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工作，和解放后组建华东空军后勤部等工作的力量源泉。”
晓阳回忆说：“正是父亲的这篇回忆录使我从少年时代、青年时代起，就逐步树立起比较坚定的革命信念。”泰阳回忆时也说，父亲对方志敏烈士的回忆，让我从小就在心目中树立起方志敏烈士的高大形象，并且影响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在我当学生时，就摘录下方志敏烈士就义前给全党同志留下的遗言。
母亲于玲在“文革”中担心孩子们的成长方向，便亲笔撰写了《关于你们爸爸的革命斗争史》的文章，详细叙述了乔信明的革命斗争经历，分别寄给在外地的5个儿女，要求儿女学习父亲的革命精神，紧紧把握党性原则，在大风大浪中辨别方向，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这封信，对在古巴留学回来的晓阳尤为温暖，他说：“在那动荡复杂的年代，我辗转漂泊，与亲人天各一方，母亲的宝贵书信，父亲的光辉典范，为我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指明了方向。”
春雷回忆说，在父亲的精神感召下，在组织的培养教育和妈妈的精心抚育下，我们5兄妹一个个成长起来，继大姐、大哥出国学习之后，二哥泰阳、我和妹妹文雷参军到了部队。大家都努力工作，二哥泰阳和妹妹文雷分别被所在部队评为先进个人，他们的事迹还上了《解放军报》等报刊。
上世纪90年代，泰阳担任了南空后勤部参谋长、副部长，后来又调到北京，任军委空军后勤部副部长。从战士一步一个脚印，一级一级走上了军级领导岗位，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空军少将。
春雷在南京军区接待办公室，工作积极踏实，常常得到领导和各方面的赞扬。同时她积极投入新四军研究会的工作，10年来，团结新四军后代为继承铁军精神而奋斗，担任了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后代分会的副会长、秘书长。
文雷小妹从父亲双腿多年瘫痪，最终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下站立起来的事实中得到启示，立志成为一名中西医贯通的好医生。她师从著名针灸医师，用小小银针让多年瘫痪的病人康复，继而到上海军医大学学习西医，后又到北京、南京的针灸研究所进修，成为较有名气的针灸专家。她每年出国讲学，为许多国家培养了中医针灸方面的人才。
正如春雷所说：我们兄妹5人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随波逐流，不贪恋虚荣，都曾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我们知道爸爸是希望我们这样做的。
乔信明将军的5个儿女，像5朵鲜花在绽放，乔将军的身后又是一片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