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邵力子（1966年）
邵力子是国民党的主和派
1949年的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呼吁和平。并声明：“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1月4日，邵力子、张治中在南京介寿堂(现工人文化宫)招待文化新闻界，谈有关和谈事宜。有记者问，对元旦文告有什么意见？邵力子先生指出，元旦文告指出了保存“宪法”、“法统”等五条件，而语气又含有投降意味很不妥当，他神情激动地说：“现在应该我们国民党向共产党投降的时候，怎么我们还要求共产党向我们投降!？”这真是言人之所不敢言。1月5日新华社便发出了以《评战犯求和》为题的一篇评论，把蒋介石文告的外衣层层剥开，使它原形毕露。当时监察院也通过宣言，呼吁国共立即停战谋和。
1月14日，中共广播电台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谈八条件。16日，蒋介石邀约邵力子、张治中、张群、吴铁城和民社党头目张君劢、青年党负责人左舜生到黄埔路官邸晚餐，饭后就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和谈八条件征询意见。孙科说，中共提出八条件，是要我们无条件投降。他们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和谈应对等地位进行才行。邵力子说，三大战役结束，人家本来就是战胜者嘛，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张治中看到蒋介石脸色不对，忙转圜说，今天主要是听民青两党的意见，我们党内改日再谈。蒋经国在日记中，把当天的会议说成“邵力子公然主张‘无条件投降’”。
1月17日上午9时，国民党中政会开会，讨论和谈问题。蒋不参加，由孙科主持。会上邵力子、张治中主和，谷正刚、张道藩主战。双方尖锐对立，激烈交锋，无结果而散。张、邵为国民党主和派，就是从这个时候传出来的。
1月19日，蒋介石邀孙科、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吴铁城、陈立夫到黄埔路官邸，就和谈问题交换意见，会后作出决定：由行政院决议，政府希望国共双方先无条件停战，然后各派代表协商和平办法。会上，蒋介石说，徐州会战已经结束，杜聿明余部3万多人自陈官庄西南方向突围，最后全部被共军消灭。局势发展到此地步，个人引退已无遗憾。并征询下野文告应如何措词。张治中建议邵力子起草，邵考虑到他谋和的想法未必与蒋介石一致，卒辞谢。
奔走于宁沪之间
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通电申明：“政府工作目的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个人服务之方针，亦夙以人民意志为依归。”
1月22日，孙科的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代表，劭力子为首席代表，等候中共代表，于双方同意之地点进行和平商谈。
1月23日，李宗仁请邵力子去上海，与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联络，目的在敦促他们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当时李宗仁之所以请邵老负此使命，是因为邵老曾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其后又风尘仆仆于宁沪之间，为延揽“第三方面”人士出席，深信邵老此行，可收驾轻就熟之效。
1月31日上午9时，李宗仁专机飞沪，通过邵力子的介绍，分别与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会晤。当日下午李宗仁飞返南京，留甘介侯协助邵老在上海联系各界人士。2月5日李宗仁接到报告，已决定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凌宪扬、欧元怀、侯德榜六人北上试探和平。但后来凌、欧不愿前往，而甘介侯又被指为“贩卖和平分子”，不能随行。2月8日，李宗仁再到上海，续与各方联系。最后决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北上，邵力子则以私人资格前往。
随同上述四人前往北平的有：李宗仁的联络员黄启汉，四老的秘书龚安庆、傅树苍、潘伯鹰、张丰胄，还有金山以及中航公司电信课长顾乐村、技师雷仲仁等19人。
邵力子北平之行的成就
邵力子和代表团一行2月13日上午11时30分乘中央航空公司专机由上海起飞，下午2时15分达到青岛，因机轮破裂，在青岛住了一夜，14日下午4时30分才抵达北平。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的代表王拓、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到机场欢迎，并招待各代表住六国饭店。
2月15日，叶剑英亲自来访，与邵、颜、章、江作了初步交谈。当晚又设宴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并邀董必武、聂荣臻和傅作义、邓宝珊等参加，席上交谈甚欢，气氛热烈。17日中共举行欢迎晚会，徐冰副市长作了有诚意的讲话。18日再应邀出席董必武、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几位的宴会，又作深谈，大家感到快慰。
2月20日，董必武、罗荣桓、薄一波、聂荣臻、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民主人士的大宴会。到会400多人，邵力子与颜、章、江老应邀参加。邵老在席上发言，他说：“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愿北平式的和平，不愿选天津式的和平。”云云。
2月22日邵、颜、章、江四老从北平乘飞机飞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同行，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与周恩来副主席会谈了两次。会谈主要就国共会谈的可能性以及南北通邮、通航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结果非常圆满。四老24日下午飞返北平，并带有毛主席交给李宗仁的一封信。后章士钊、邵力子在5月18日致函李宗仁追述此事时说：“犹记某等初到平，中共领袖对于公之是否力能谋和，颇难释然。经某等再三譬说，以为和平本身有无穷民意为之后盾，即属一种不可悔的力量；加以中共在同一旗帜下相与提携，双流会合，并于一响，应足以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中共同意此说，和平之门已启。”
由此可以知道，最初，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李宗仁是否具有谋和的能力，深表怀疑。后经邵力子、章士钊多番解释，然后才终于开始以李宗仁为对手的和谈。如此来之不易，而李宗仁最后拒绝和谈协议，这使邵、章感到莫大的遗憾。
“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的简况
国民党政府孙科内阁3月8日垮台，以停战谋和主张作号召的何应钦内阁于3月23日宣告成立。24日何内阁第一次政务会议首先决议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5个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28日又增刘斐共6人。邵力子力坚辞首席代表，改推张治中(邵力子学生)，又派卢郁文为秘书长。中共和谈代表团成员是周恩来(首席代表)、林彪、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聂荣臻6人，齐燕铬是秘书长，定4月1日在北平开始和谈。在和谈期间，李宗仁和毛主席互通了电报谋和。毛主席从4月8日起，分别邀见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会谈；周恩来副主席设宴于颐和园。4月15日正式会议通过《国内和平协议》细则草案八条二十四款，并以4月20日为签字日期。当晚推定黄绍竑代表偕屈武顾问携带《国内和平协议》最后修正案专机飞南京请示。20日晚得南京李宗仁、何应钦复电，主要意思是不同意签字，嘱对和平协定草案再作商讨并反对即行渡江。
力辟“和平即投降”的谬论
4月20日和平协定签字日期届满，解放大军渡江，那时所谓国民党主战派已如惊马骇鹿，觅路分奔；独李宗仁坐镇南京，左顾右盼，擅为所欲为之势，操千载一时之机。邵力子、章士钊在北平看到这种情况，焦灼万状，急电李宗仁，请李“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亦求公飞莅燕京，与某等共图转圜突变之方”。这两点李都未能实行。
4月23日李宗仁回到桂林，意存观望，再定行止。那时国民党劝驾说客络绎不绝，邵、章飞电劝告：“此为公悬崖勒马之第二机会，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盼公在桂林开府，屹力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
但李宗仁轻信蒋介石致何应钦函中所说“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的话，轻率地到广州维持残局去了。事既至此，邵、章在致李宗仁函中不禁慨然言曰：“公不以鄙言为可采，并不胜主战分子之胁迫利诱，竟亦翩然莅穗，同流合污，阳冠僚采，阴侪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岸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伤哉!”
其时，蒋介石曾有“和平协定就是投降条件“的说法。蒋经国在1949年4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李宗仁本日向共方要求暂缓签订协定日期。父亲阅毕黄绍竑携回之二十四项要求后，曾在日记中写道：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
邵、章两人在致李宗仁的信中，亦就此有所论述。他们说：“某等之愚，以为天下公器非可力取。中共今日之成功，因有本身依倚民众，组织坚强，而亦因于国民党反乎民之好恶，馁败无能。三年之间，党府以全胜以至惨败，迄犹秋风卷箨，不至扫地以尽不止。此在中外历史，尚无前例。大势如此，人心可知!真爱国者处此，应掬诚作最后计较，苟能为国家多存一分元气，试问尚有何顾忌而不肯为?或曰，和者名耳，其实降也。欲以此提振困兽犹斗之精神，拚作铤而走险之末计。嘻!斯何时也，顾倒行逆施乃尔!”
这些话，是专对当时国民党顽固派说的，意在阐明得民者昌，失民者败，古往今来，无不如此，人心所向，无法违逆。邵、章的金玉良言，对今日台湾来说，还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他们深思。
（本文作者邵黎黎乃邵力子先生长孙女，离休干部、江苏省文史馆研究员；孙家轩系邵先生长孙婿、新四军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