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曾因战斗和工作走过许多地方，但使我终生难忘、情感最深的地方是江苏省如东县。抗战胜利前夕，我被调到江苏省靖江县任县金库主任，不久又被调到华中银行如东掘港银行工作。1946年底，国民党军队开始对苏中解放区发动进攻，银行业务被迫转入农村。当时我和丁之同志（解放后任合肥市委书记）、田衍同志（解放后任南京市人民银行行长）、徐冰同志（解放后任南通市人民银行行长)被指定到如东县苴丰区县流动金库处理金融业务工作，丁之任区财经局主任，我任县流动金库主任。为了便利工作，我还兼任区财经局副主任。
解 款
1946年11月，我们接到命令说国民党军队快要来了，要把几百包的法币、华中币和金条及金库所有东西转移到九分区金库(东海边)。我们很快通过乡村干部组织了200多农民夜以继日地肩挑运送，一天两夜走了100多里路，经过3个区镇，终于一包不少地把钞票和黄金顺利移交给九分区金库。
当时跟随挑运队伍的金库工作人员只有我和女会计田衍同志两人。挑运的农民都知道他们挑运的是什么，途中他们还分散到老百姓家住宿。他们也知道随时都有可能和国民党军队相遇，但没有一个盗窃或逃跑。
巧藏金条
1947年2月间，苴丰区保林乡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我们流动金库有10多斤金条。一天晚上，我们与一户老农商量如何把金条存在安全地方。我们先提了一些办法，如埋在田里、藏在家里等，但总觉得不妥。这位老农说最牢靠的办法就是在他家牛栏的土墙上挖一个窟窿把金条放进去，然后用泥土打实，再抹上一层牛粪。国民党在村里万万想不到在牛栏里还深藏着金条。过不多久，海边有船来。我们就连夜挖开洞，把金条如数上交给来人。
谁料到这件事情在“文革”中却被造反派制造了一个悲剧。时任南通市人民银行行长的徐斌同志参加过“藏金”的全过程(1947年他是县金库出纳)，平时他曾对人讲过上述故事，造反派在批判他时却硬说他把金条盗走了，要他交代。结果徐冰同志竟被活活打死。
烧钞票
1947年初，苴丰区保林乡流动金库有100多包钞票准备上交，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运不出去，我们就通知乡长、村长把钞票分散到老百姓家保存。20多天后才把钞票集中起来运走，最后清点时分毫不差。
2月间敌情日趋紧张，国民党在如东县的主要市镇和大村庄都驻扎了部队，因此我们的行动一时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上级紧急通知：“为了不使金库的钞票（华中币）被敌人抢劫或丢失，金库有3个人签字证明，可将现存钞票适机烧掉。”
一天晚上，我们金库的3位同志加上当时金库的陆姓通信员在保林乡一户的油坊里，把门窗加以封堵，将一袋袋钞票在房子里烧掉。因钞票烧时油气很大，弄得我们眼难睁开、鼻难呼吸。3个人就一时走出了房子，让小陆一个人在屋里处理。第2天早上，我们见小陆情绪低落，精神不好，表现有些异常。我们开始还以为他因敌情紧张，产生了害怕心理。但没多久，小陆突然大哭起来，从衣袋里拿出10元华中币对我们说：“昨天晚上烧钞票你们几个人出去时，我一时思想犯糊涂，趁机私自拿了10元。当时情况紧张，大家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我却做出这种错误的事，太对不起大家，对不起革命，对不起人民了。”当时我们没有批评他，并安慰他知错能改就好。
在回忆这些感人故事时，我感慨颇多。当年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都有一种革命至上的精神。当年的广大群众为革命也都是出生入死，在金钱面前毫不心动，把金钱只看作是革命胜利的本钱。在环境紧张时，大家想了许多办法，冒着生命危险，把人民的的金钱埋藏起来或转移出去。可是当今，我们党内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腐败，一些人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败，为了追求名利铤而走险。
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以史为鉴，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