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藩
1958年清明前后，王于畊（叶飞夫人）阿姨从福州到南京来开会，顺便看望老战友。她一踏进我们家，爸爸乔信明就向她“诉苦”：“于玲早不走晚不走，偏偏在我过50岁生日时出差。偏巧你又来了，本可以借生日之机，请你吃个饭。现在怎么办?”王于耕阿姨立刻说：“她不在，我来给你过生日。”爸爸最重友情，立即提出：“今年钟期光和张藩都是50岁，干脆我们三个一起过得了。”于是王于耕阿姨就在南京饭店订了一桌。哪晓得惠浴宇伯伯也得到了消息，他说，我今年也是50岁，于是也加入进来。军旅作家吴强刚完成《红日》巨作，听到消息也来参加聚会。惠伯伯开玩笑地说，这顿饭只要吴强拿一点标点符号来就够了。这就成了一个两百岁的寿宴。大家欢笑嬉闹地过了一个痛快的生日聚会。还说要一起过400岁、600岁呢！当年他们爽朗的笑声似乎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却转眼已过50年。我们这些当年的毛孩子都超过了50岁，开始步入中老年的行列，现在又一起为他们操办100岁的诞辰纪念了。
张伯伯和我们爸爸1939年11月相识在新四军挺进纵队。张伯伯是挺进纵队的参谋长，爸爸是挺进纵队一团团长，在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等著名战斗中都一起战斗。虽然他们并肩作战仅两年多，爸爸就因病瘫痪离开了战斗部队，但是就是这两年的生死战友情谊使他们结下了一辈子的友情，也使我们两家成为好朋友。
南京解放后，我们家住雍园一号，他们家住梅园新村大悲巷12号，我们家的侧门就对着他们家的大门，亲密就如同一家人。两家孩子吃在一起，玩在一处，不分彼此。星期天我们两家加上钟期光伯伯一家经常一起去中山陵、雨花台等处玩。他们的大儿子张如宁参军，张伯伯工作忙，没时间送他过江到浦口乘火车去部队。我们爸爸就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照，和妈妈一起亲自送张如宁和钟期光的大儿子钟德苏过江送上去部队的火车。我们的肚子饿了，就坐到他们家餐桌上大吃一顿，一只鸡转眼就被我们消灭了。尤其令我们感动的是，当我们妈妈的工作调到位于北京西路省委大院里的省手工业管理局时，离我们原来的家白下区申家巷太远，那时公共交通还不发达，妈妈每天上班很不方便。张伯伯和张震叔叔就从军事学院的房子里调剂出了紧临北京西路的天目路26号给我们家住，解决了大问题。这样的跨单位跨兵种调房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张伯伯办到了。这时他们家搬到了琅琊路，我们两家又近了。
1963年爸爸的病情加重了，张伯伯非常着急，指示军事学院的有关人员一定要配合军区总院全力抢救。爸爸不幸去世，张伯伯立即派人把还在外语学校不知情的乔春雷接到医院，春雷一到医院就看见张伯伯在爸爸的病床前放声痛哭。一应丧葬事宜都由张伯伯和其他老战友操办。他们全家都参加了爸爸的追悼会。
在爸爸去世以后，张伯伯对我们更加关心。就在爸爸去世不到一个月的国庆节，他就带我们和他们全家一起到新街口银行大楼上看国庆游行。他经常把我们接到他家玩，还带我们到军事学院去游泳和看电影，他手把手地教我们两个妹妹游泳。
张伯伯的生日是大年初一，妈妈曾送他一句话：“与天同生日，寿比天还高”。军区党委常委在每年大年初一也去向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祝寿，吃他家一碗寿面，我们几家便随后到场祝寿。大家一起高唱《新四军军歌》，唱张伯伯家乡的《浏阳河》。热热闹闹地为他祝寿成了我们这几家每年大年初一规定的节目。年初三是我妈妈的生日，他们家三代人也会到我们家来热闹一番。他的女婿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初一到我家，初三到你家，唱歌又跳舞，大家乐哈哈。”正月十八是张伯伯的夫人彭克阿姨的生日，妈妈也要去祝贺一下，这个年才过完。张伯伯去世的前一天正是正月十八，当天他们家的孩子还向他汇报，于玲阿姨到家里来祝寿了，他还点头表示知道了。没想到第二天他就过世了。
张伯伯是个重情义的人。他不仅对我们非常关心，对我爸爸的姐姐也一样关心。爸爸去世后，有次我们的姑姑从老家来南京，他就像对自己的亲姐姐一样，给她一些钱，安慰她，要她保重，使姑姑感动得老泪横流。
2000年6月28日，是著名的郭村保卫战胜利60周年纪念，江都郭村镇召开纪念大会。张伯伯因身体原因不能前往参加。他派自己的儿子张宝宁代表他在大会上发言，对当年参加战斗的部队和地方的老战友表示了深深的怀念，使我们非常感动。
张伯伯年轻时喜欢打篮球。上世纪60年代还参加过一次“将军与农民打篮球”的活动，还是将军队的主力。当时南京中山东路体育馆有篮球比赛，他是非看不可的。而我们家两个酷爱篮球的男孩子每次都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跟着张伯伯去看精彩的篮球比赛。后来张伯伯的家被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改建成梅园招待所，在南空后勤部担任领导工作的乔泰阳要求部队在改建时，留下了张伯伯院子里的一棵松树。2000年1月1日在这个院子里盖的饭店里请张伯伯和彭克阿姨、刘飞将军的夫人朱一阿姨和廖政国将军的夫人史凌阿姨等吃了一顿饭。张伯伯非常高兴，虽然餐厅在三楼，又没有电梯，他却兴致勃勃地步行上楼。我们两家的友谊故事是说不完的。
张伯伯曾对我们妈妈说，老乔这个人非常坚强，我们都没有吃过他那样的苦，他坐过牢，生了那样痛苦的病，他都挺过来了。
其实他自己也很坚强。他11岁丧父，13岁就当小挑夫，挑起了家庭的重担。17岁就参加了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他不畏白色恐怖，串联挑夫们组成扁担队，扶困济贫，伸张正义，在他的家乡张家坊颇有影响。当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在张家坊遇险，扁担队曾设法营救，救出了这位农民起义领袖。全国解放后张伯伯看到了谢觉哉撰写的《毛泽东张家坊遇险》文章后，才知道当年救的人竟然是毛主席。而张伯伯对我们这几家这样好的朋友都没有提过这件事，可见他是非常低调，非常谦虚的人。直到这次要写纪念他的文章，才在一篇文章里发现他竟然营救过毛主席。
后来他参加赤卫队，加入共青团，仅5个月就转为共产党员。他率领赤卫队和红三军团一起打长沙，最后参加了红军。在红军中他进步飞速，到红军长征前他已是团政治委员。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他曾负重伤，卫生员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用剪刀给他做手术。其痛苦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在黄桥决战中，他在指挥所门前，乘敌人混乱溃败之机，带着司号长等一次俘敌500余名，这一奇迹被截入史册。
在三野第二十九军担任政委时，他派出团长李干和三名营级干部潜入敌江阴要塞卧底，渡江战役发起后活捉了敌要塞司令戴戎光。
全国解放后他做了许多工作，一生勤恳奋斗，直到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还念念不忘革命事业，他请当时南京军区领导同志带信给中央说：苏联莫斯科广场上的红旗落下来了，东欧形势很紧，我们的党和政府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要使我们的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手里，要使首都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一定要重视党的建设和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提的这些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答复。
他自己非常艰苦朴素，一位军区政治部画家给他画肖像，画上的张伯伯穿的是灰得发白的旧夹克衫，只有胸前金光闪闪的勋章才能让人看出他是个有卓越战功的老战士。他还在家中挂了一副对联：“消灭蛀虫还大树，清除蜉蚁固长堤”。以示自己对不正之风的深恶痛绝。
他对党史的研究也非常重视，多次提出一定要尊重历史，反对乱编乱写。
他对老同志的困难非常关心，谭肇之叔叔病重时，他指示南京军区总院千方百计救治，几次挽救了谭叔叔的生命。
张伯伯是一棵永不褪色的革命常青树，他用自己的行动尽自己的能力千方百计地维护无数先烈打下的江山，为革命事业千秋万代继续下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永远怀念您，敬爱的张藩伯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