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作楷
夺敌之枪还施敌身
1938年10月31日，湖北应城沦陷，应城成为日军侵占武汉后进攻沙（市）宜（昌）的前哨，常年驻有重兵。日军在城关、长江埠、湾上镇、汤池等地建有兵营，在其他集镇、交通要道沿线设有40多个据点。日军第十师团驻扎在应城，少将师团长北野坐镇指挥。
北野为了严密控制应城及周边地区，成立了挺进队、“扫荡”队、宪兵队、谍报队，派出武装特务、便衣、间谍、密探等四处活动，搜集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各种情报，袭击抗日游击队，捕捉、杀害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和支持拥护抗日的民主进步人士及老百姓。
同时，还有汉奸、伪保安队、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土匪、流氓兴风作乱，趁火打劫，危害社会，破坏抗日。
1941年3月，根据鄂豫边区公安总局指示，在中共应城县委直接领导下，成立应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公安局，简称“应抗”公安局，并任命中共应城县委委员、社会部长樊作楷兼任公安局长，选调县委委员、“应抗”路南办事处主任杨森堂任副局长。其任务是对日伪、汉奸、密探、谍报队、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和暗藏的敌人展开侦查、破案，打击敌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维护根据地的社会治安，保护根据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应抗”公安局成立时，设有政警工作队、武装工作队（简称公安队）两大部门。从县委“学工团”选拔十多名男女学员到政警工作队；从战斗部队选调优秀班、排干部王斌、张福珍、朱青山、江培寿和一批神枪手、有战斗经验、坚强勇敢的战士到武装工作队工作。王斌任武装工作队队长，指导员李康，张福珍任副队长。
“应抗”公安局虽然成立了，但是武器仅有三支驳壳枪，一支勃朗宁和一把“撇把子”。总共5支枪，要打击日伪，消灭土匪，谈何容易！工人做工要有工具，农民种田要有农具，学生上学也要一支笔呀！当公安战士的没有枪，怎么去捕捉敌人？这是摆在公安局长樊作楷面前的第一大问题。
樊作楷，1918年11月生于应城县城关镇。17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读书，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到应城，参加中共湖北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铸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日游击队。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过中共京（山）应（城）县委组织委员、应城县委社会部长。
新上任的公安局长樊作楷，年方22岁半，生得眉清目秀，英姿挺拔，处事胆大心细，善于思索。这时，他根据日军近期活动的特点，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从日军手中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他的设想得到了全体公安队员的赞成，人人献计献策，讨论研究日军近来活动的规律、特点，分析有利条件，提出从日军手中夺枪的具体办法。
大家讲到，在日军的各个据点，经常有三五成群的日军带着枪，骄横地到周围村庄“打掳”，抓鸡抢物，追赶妇女，常常把枪靠在墙边、树边来实施犯罪，拼命追赶“花姑娘”，这都是夺枪的好机会。公安队员们对当地情况熟悉，加上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又有广大群众的掩护，从日军手中夺枪是完全可能的。于是，一场打击日军，夺取武器的斗争展开了。
会议结束当晚，樊局长找来公安队长王斌、副队长张福珍和队员朱青山，设计了一个“夺枪”方案。
第二天早上，中等个子的王斌，上身穿灰色开襟短便服，下穿折腰长裤，一身农民打扮，左手挽着一篮鸡蛋，右手提一个空油瓶去赶集。木匠打扮的张福珍，腰间系一块围布，肩上扛着斧头和锯子。后边紧跟着青年队员朱青山，他身穿一套绿花布衣裤，头盖一条红花布巾，手挽蓝色小包袱，像个俊俏的大姑娘。这是他们首次到日军据点“打交道”，三人徒手，都未带武器。
三人走到范河东头时，看到西头100米远的公路上日军哨兵正在盘查行人，王斌回头对后面两人打招呼说：“干掉他！”
王斌一人先走，张福珍和“花姑娘”（朱青山化装的）缓步拉开50米距离。
当王斌快要接近哨兵时，日本兵端起带刺刀的步枪，骄横地吼道：“什么的干活？”
“买油的干活。”王斌右手举起油瓶示意，边走边说，到了哨兵跟前。日本兵一见王斌篮子里的鸡蛋，就伸手去抓，一边抓一边说：“大巴果（鸡蛋）现交（给我）的好。”
王斌就势蹲下，把篮子放在地上，日本兵眉开眼笑地也蹲下来了，把枪靠在左肩上，伸手抓鸡蛋往上衣口袋里装。这时，张福珍和“花姑娘”也到了跟前。
日本兵往口袋里装满鸡蛋，站起来看到有个“花姑娘”在“木匠”的身后，他得意忘形地说：“啊！花姑娘的好！”就伸手来拉“花姑娘”。
“花姑娘”在“木匠”的身后躲来躲去，日本兵的手终于抓到了“花姑娘”的衣袖。这时装木匠的张福珍就转到日本兵的身后，以迅猛的动作，举起斧头，对准日本兵的后脑砍下去，日本兵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地上了。
朱青山顺势夺过日本兵的“三八”式马步枪，王斌解下子弹袋，三人迅速离开现场，迈开大步，隐没到田野中去了。回到驻地，他们把夺来的新式马步枪交给局长樊作楷，并详细汇报了夺枪的经过，当即受到樊局长的表扬：“好！首战告捷，你们立功了！”
后来征得全局同志的赞同，樊作楷把首次从日军手中夺来的新式马步枪赠给了县委书记张谦光。几天后，张书记得知公安局人员少，枪也少，就让自己的警卫员程长柏带着公安局送来的马步枪，和他自己的一支盒子枪，来公安局工作。
对俘虏晓大义
对顽敌显虎威
1941年12月下旬，公安队长王斌，副队长张福珍，队员张福保、孙怀福、杨善卿等人到毛家河开展侦察活动，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俘虏了一名日本兵，并把他押回了驻地。
驻地老百姓听说公安队捉了一个日本兵回来，都跑来看“稀奇”。有的人一见到日本兵就仇恨至极，跑回去扛来锄头要砸死他，被公安队员拦住了。也有的看到日本兵在那里耷拉着脑袋，便笑着说：“鬼子也当了俘虏哇！没什么可怕的嘛！鬼子还是怕我们的。”
樊作楷局长和政警队林涯萍（女）审问这个日军俘虏后得知，他叫森遵太郎，能讲中国话，是日本九州人，高中毕业，20岁结婚后夫妻两人和睦恩爱，生活过得甜甜美美。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于1939年被强征入伍，补充到日军第十三师团当兵。
樊局长告诉森遵太郎说：“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策是优待俘虏的，不仅不杀害俘虏，只要你愿意同我们合作，一起来反对侵华战争，我们是欢迎的。”樊局长还向他介绍说：“日本第五反战同盟会的成员都是日本有志之士。日本全国反战同盟会主席就是日本共产党总书记野坂参三。”
森遵太郎睁大眼睛静听，他愣了一会儿，突然精神一振，抬起头来，严肃认真地说：“我要参加反战同盟会。”
通过一段教育后，森遵太郎成了“应抗”公安局的日语教员。不久就送他到边区“第五反战同盟会”去学习，和那里的许多日本朋友见了面。学习结束后又回到公安局，扛起枪同公安队员们一起参加了两河口反日军“扫荡”战，击溃了日伪军的进攻，表现一直很好。
1942年元旦刚过，公安局副局长杨森堂带领公安队排长王金彪，队员朱青山、江培寿、杨再清等一个小组，在应城东南部的长江埠与苏家台之间，执行县委指示，反对日军的经济封锁，查禁运往敌区的粮食。
天刚拂晓，工作组转移到东汊湖与清水湖之间的刘家湾休息。上午9点多钟，发现老百姓纷纷向刘家湾跑来，杨副局长立即派出队员侦察，发现有6个全副武装的日军，从长江埠兵营出来“打掳”，正从王家桥通往白粉壁的大路上走来。当地老百姓见到豺狼般的日本兵，无论男女老少，只有逃命。
杨森堂带领4名公安队员迅速赶到东汊湖边一座小山包上埋伏，准备干掉这6名日本兵。
大约等了20分钟，6名日本兵扛着枪，昂首挺胸，如入无人之境，朝这里走来。当他们走进埋伏地时，杨副局长一声命令：“打！”公安队特等射手王金彪、朱青山、江培寿和杨再清一齐开火，一下就击毙了3个，击伤1个。未被击毙的日本兵就地滚到路边的水田里，利用田埂掩护进行还击。
过了一会，其中两个日本兵抓起枪来逃跑，另一个被击伤的日本兵躺在那里装死。公安队员们跳出掩体迅猛追击，杨再清冲在最前面。那个被打伤的日本兵在挪动手中的步枪，对准了杨再清。杨森堂立刻叫道：“杨再清，当心！”喊声未了，日本兵开枪击中了杨再清的腰部，杨再清的身子晃了一下，向前猛跨几步，用马步枪上的刺刀，刺穿了这个日本兵的胸膛。然而，杨再清因伤势过重，倒在血泊中，他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青春的壮歌。
联合上演“水上伏击战”
1942年7月，正是稻谷收割季节。由于天旱，山区和丘陵地带普遭旱灾，只有湖区获得丰收。根据上级指示，樊作楷、杨森堂带领公安队员20余人，配合县、区政府工作人员，到湖区动员老百姓开展“三快”——快割、快打、快藏，防止日军抢粮。
公安队由梅家港转移到一区的东汊湖与西汊湖相连的蔡家嘴宿营。中午，便衣侦察回来报告说：“长江埠有一队日本兵出来‘打掳’。”樊局长立即跑到蔡家嘴上观察。他拿起望远镜朝长江埠方向瞭望，看见8个日本兵扛着步枪，往龚家集方向走去。
日本兵到了龚家集，并未进镇上去，却转到龚家幺湾的湖边渡口，拉了两只渔船坐上，从蔡家嘴前面约300米的湖面划过去了，这是去西湖岗的水路。
樊局长观察情况后，对身边的杨森堂副局长说：“日本兵到西湖岗去‘打掳’，等他们回来时选择一个水上伏击点，干掉他们！”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天，天高气爽，宽阔的湖水，湛蓝得像无云的蓝天。湖汊里满是碧绿的荷叶，衬托着粉红的荷花，恰似窈窕淑女频频点头，嫩绿挺拔的莲蓬恰似青春小伙，君子好逑。
对这些美好的景色，公安队员们都无心观赏，他们的眼睛都紧紧地盯住湖面的敌情。
下午5点，哨兵在望远镜里观察到，日本兵在西湖岗的魏家大湾又拉来一条渔船，把抢来的鸡鸭鱼肉及蛋品，装在3条船上划过来了。樊局长和杨副局长带领公安队员们，隐蔽在蔡家嘴的伏击点上，严阵以待。
日本兵押着3条船，前后一条线，在湖面上缓缓地划过来了。最前面一条船上的日本兵还逍遥自在哼着日本歌曲。正在这时，伏击点上的樊局长发出命令：“准备战斗，瞄准敌人，千万不能伤到船民！”100米、50米、30米……船只越来越近。
樊局长一声命令：“打！”特等射手张福珍、王金彪等扣动扳机，叭！叭！湖面上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坐在船头的两个日本兵应声落水。被拉来划船的三个渔民听到枪声，赶紧跳进湖里潜水而去。未被击中的日本兵卧倒在船舱里还击。
湖汊里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在公安队员的猛烈打击下，一只船被打翻，船底朝天，一只船被击穿，满船漏水，另一只船在水面上打转转，几个日本兵被打得狼狈不堪。一名曹长在破船上举手摇晃，表示投降，两名落水的日本兵爬到被打翻的船底上举枪投降。龚家湾的老百姓看到后，高兴得跳了起来，纷纷跑来喊杀助威。一区区长周剑东带领他的区中队赶来助战。
张福珍和朱青山一马当先，跳上船去缴日本兵的枪，一个受伤的日本兵在灌满水的破船里举枪向张福珍瞄准，眼尖手快的张福珍抬手一枪，击中日本兵的脑袋，日本兵连人带枪滚落水中，沉入湖底。其他几个日本兵泡在水中，像落水狗似的不敢动弹，举起双手被押下船来。
这次水上伏击战，击毙日本兵3人，活捉5人，缴获“三八”式马步枪7支，子弹600多发。日本兵抢来的物资由一区区长周剑东用船装回去，物归原主。
樊局长送给周剑东一支刚缴获的“三八”式马步枪，周区长爱不释手，向樊局长敬了个举手礼，表示感谢，并代表当地群众感谢公安局为民除害。
天近黄昏时，公安队、区中队撤离战场后，长江埠的日本兵出动骑兵、步兵100多人赶到蔡家嘴，却找不到一个公安队员，只捞走了被打死的3具日本兵的尸体，撤回了长江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