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先念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他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全省政权建设、民主政治改革顺利推进，国民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为新湖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重视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推动和扩大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 “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李先念在中共湖北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指出：“当前，人民代表会议是充分发挥各革命阶级的积极性，加强党与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最好形式，我们必须认真地开好这个会议，并在这个基础上准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他十分重视运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代表座谈会等形式，团结和吸纳各界民主人士，推动和扩大统一战线，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李先念主持下，湖北省人民政府于1950年10月和1951年12月先后召开省第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商湖北各项民主改革与经济建设，并选举产生了湖北省第一、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省人民政府。李先念任两届协商委员会主席和省人民政府主席。协商委员会由政府、社会各界、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少数民族代表及其他爱国人士组成，成为省委经常与各界代表联系的机关。在省两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中，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均达400余人，占代表总数的60%以上。会议期间，李先念广泛听取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与会的社会贤达和各界人士代表也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坦诚建言。李先念还先后亲临武昌、黄陂两县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农民代表相商剿匪反霸、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大计。
李先念把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看作“是当前统一战线的最好形式，是人民政权争取多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社会基础的最好措施，是吸收人才和听取建设性意见的最好方法”。他要求市、县的代表会议亦应陆续召开，逐步建立起民主协商会议制度，尽可能地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发挥他们在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恢复与发展中的作用。
李先念针对一些地方统战工作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提出必须遵循三个原则：一是“一视同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即是在干部的使用上，党外干部与党内干部要一视同仁，一样有职有权；“有所不同”者，并不是分等论级，更不能歧视党外人士，而是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更高、更严”。二是“上下一致，内外一致”。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决议必须做到上下内外一致，决不允许“上头好，下头坏”，“公开一套，党内一套”。三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倾听党外人士的各种意见，让人家把话说完。人家说得对，我们就接受；说得不对，要耐心加以解释。
1949年10月11日，李先念同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其他成员一道，邀请各界代表座谈，介绍政府成立以来4个月的工作情况，并就今后工作征询代表们的意见。其后，李先念多次就一些重大事项，召开省协商委员会会议，或者同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召开各界干部会和各界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搜集和了解各阶层的反映与建议，共商湖北建设大事。他同时强调在召开各界代表座谈会时，“物色代表，工农与左派为基础，吸收一部分反对者”。
1945年1月，李先念与新四军第五师部分同志合影，后排左四为李先念
重视在民主改革、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中，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
新中国成立伊始，如何顺利完成民主政治改革和加速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根本任务。李先念紧密结合湖北实际，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调整公私关系、工商关系和劳资关系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妥善处理民主改革、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中出现的偏差和存在的问题，使之健康发展，并在实践中不断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
湖北解放之初，由于恶霸、土匪、特务三位一体，或明或暗地掌握着乡保政权。因此，剿匪反霸成为当时全省的中心任务。李先念在1949年11月15日召开的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上，深刻阐述了关于统一战线与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要坚持原则，认真、谨慎地做好统战工作。属于封建者，依照既定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削弱与消灭；属于民族资本主义范围者，其资本部分一律保护；对工商业者兼恶霸者，只清算其土地部分，其工商业一般不动；对于一般地主，则坚决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切不要为统一战线而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然我们在打倒封建势力这一战略任务上，就会犯右倾错误。同时，如果不分青红皂白，连资本主义及小资产阶级学生均在政治上、经济上乱打一顿，就会犯左倾错误。”
李先念和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重视发挥民主人士在土改中的作用。1951年9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关于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的通知》，组织民主人士下乡调查了解土改运动的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要求各地做好有关准备工作，各级领导都要重视和尊重民主人士，加强干部教育，使他们懂得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的意义，选派干部带领民主人士下乡调查了解情况，放手让他们参加工作。到1952年底，全省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实现了广大农民群众“耕者有其田”的夙愿。
李先念认为，做好统战工作，还必须在经济上掌握统筹兼顾的方针，调整好公私关系、工商关系和劳资关系等经济关系。1950年8月10日，他在中共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的同志应该看到，在当前恢复经济阶段，私营工商业越发展，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越有利，对国家经济力量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越有利，对社会的安定也越有利”。李先念和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全面贯彻执行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领导全省各级政府先后两次对工商业进行了调整，不仅使全省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得到适当的发展，而且引导其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促进了湖北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1953年1月16日至23日，在李先念主持下，湖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手工业代表会议，组织手工业资本家、手工业者、工人、学徒和工会干部，共商湖北手工业生产合作事业的发展大计。会议就手工业者的阶级界限，劳资、雇佣、师徒关系和公私关系，手工业的前途和方向，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形成了共识，并通过了处理劳资、雇佣、师徒关系的“十项协议”。特别强调劳资关系中的纠纷，应本着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原则协商解决。
重视放手使用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不断推进新湖北各项建设事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举，通过统战工作，争取各方面建设人才就显得十分重要。李先念和中共湖北省委重视放手使用党外民主人士和各类知识分子，不断推进新湖北各项建设事业。
李先念格外重视挑选党外人士担任省人民政府及各部门的领导职务。他认为，选任党外人士担任政府与各部门的领导职务，既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在管理政事与行业工作方面的专长与才智，又有利于团结并带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共同为建设新湖北而努力。1949年11月5日，李先念、聂洪钧、王任重以湖北省人民政府名义，在向中央临时人民政府呈报《关于省府委员名单及省府主席、各厅厅长名单与委员名单简单材料的报告》中，建议 “增加党外人士李范一、李肇基、周苍柏、周鲠生、李西屏、耿伯钊、潘正道、孟宪章、涂仲明9人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李范一为省府第二副主席。李肇基任交通厅厅长，刘儁任民政厅第二副厅长，张富康任农业厅副厅长，周杰任教育厅第二副厅长。如李范一不回湖北，拟请熊晋槐任省府委员及第三副主席。”后经中央任命的第一届、第二届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中，党外人士均约占30%以上。党外人士熊晋槐连续两届出任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副主席。此外，还有一些党外人士先后被推选到省府各部门及相关厅局担任领导职务。
李先念经常教育党内同志，不仅要加强同党外人士思想感情的交流，还要“关心党外人士的生活，原则上党内干部的薪金低于党外干部。而且在细节上也应注意，无事时干部作为交朋友去看看他们的家庭，最能引起人家的好感与同情，感觉我们有温暖”。他身体力行，多次到一些民主人士家中看望，鼓励他们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熊晋槐是出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第一位民主人士。1952年间，熊晋槐到医院检查，发现左臂上有严重病灶，医生建议截肢。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关心，当即指示有关部门：“熊晋槐同志是湖北民主人士的一面旗帜，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负责反复检查，得出结果后，加以研究。”在李先念的关怀下，医院经过反复检查，排除了原先的结论，并找出了熊晋槐身体不适的原因，对症下药，不久就康复出院了。
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陈诚邀著名银行界人士周苍柏去东北，被周谢绝。其后，周苍柏在上海赋闲。中共地下组织和周苍柏取得联系，希望他在解放后参加建设新中国，他欣然同意。不久，周苍柏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委员，并任湖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还被选为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李先念曾多次与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邓子恢等前往其家中看望，关心其生活与工作情况。李先念了解到辛亥首义同志会一些会员的生活发生困难，1950年3月到北京参加会议期间，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求中央政府调拨20万斤大米，解决参加辛亥首义会员的困难。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
对旧政权机构中的公职人员，李先念也慎重对待，合理使用。湖北省直接接收的旧职员有5000多人，政府对他们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李先念与湖北省委广泛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后，分别不同情况给予适当安排。除自请遣散、因病老不能工作或极少数思想顽固者外，留用4823名（占接收数的80%以上），基本上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对一些思想进步，有一定政治影响的旧职员还安排他们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
李先念尤其注意放手使用知识分子。他告诫说：“中国历史上各次革命都离不了知识分子，新中国的建设更离不了他们。我们要建设一个发达的工业国，仅凭同志们的忠实、坚定、勇敢和牺牲精神是不够的，还必须掌握科学知识，有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才可能实现。”他明确要求对知识分子要尊重，要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指出：“这些人是力量，是财富，不应丢弃，而应使用。”
解放初期，全省共有各类知识分子约8万人。到1952年9月，全省仅文教、行政和财经各部门就安排各类知识分子7万余名。一些颇有学识的知识分子被安排在重要岗位。如教育界的周鲠生，日本留学生，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查谦，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曾赴美攻读物理学，从事光电效应研究，曾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武汉大学日常工作。科技界的陶述曾，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任武汉大学教授，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交通厅厅长等职。胡伊默，毕业于中华大学经济系，曾任湖北省文教厅副厅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为更好地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和使用各类知识分子，李先念于1952年9月12日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上作出明确批示：伪军政人员中的知识分子，有反革命罪行者，应加管制；没有反革命罪行者，要用于当教员，或吸收参加其他适当的工作。离校不久的地富子弟，区、乡政府应把他们送革大或训练班中改造思想，成为办事员。成分较好的青年学生，应吸收送革大及各种训练班，培养为当地做政治、经济、文化工作的干部。
李先念在主政湖北工作5年间，紧密结合湖北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实际，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积极探索并创造出一些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做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