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09年第5期）
智除日军山本大佐
日军驻皂市旅团长山本大佐，经常率日军在应（城）京（山）天（门）大“扫荡”，滥施淫威，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这里的老百姓只要听到山本的名字就会咬牙切齿，痛恨不已。
1942年春节过后，“应抗”公安局从内线得到情报，山本大佐已于上午去应城日军师团长北野司令部，研究部署新的大“扫荡”。樊作楷局长立即同杨副局长商量要除掉这个恶魔。
两位局长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挑选三名特等射手——公安队副队长张福珍以及队员董武、赵德望，由张副队长带队。队员董武不仅枪法好，而且身材高大，腿长，跑得快，人称“飞毛腿”。赵德望，个子小，机灵，善于随机应变。三人各有所长，每次战斗都勇敢向前，不怕牺牲。伏击地点就选在汉宜公路西段的门前湾，首先立足活捉山本，如活捉不成就将其击毙。
春节刚过，那天天气很冷，风沙弥漫，寒风刺骨。张福珍等三人，身穿棉袄，手枪扎在裤腰带上，赶到汉宜公路边的门前湾设伏等候。
下午4点左右，听到应城方向有汽车马达声，不一会儿就看到满载日本兵的军车一辆接一辆地往皂市方向驶来。张福珍三人沿公路观察，发现一辆小敞篷车迎面驶来，车上坐着三名日军，其中有个身披黄呢大衣、戴金丝眼镜的军官。张副队长对董、赵二人点头示意：“干！”
张福珍三人都在左臂戴上当地“维持会”（汉奸组织）的白袖章，当小车临近时，董武伸开双臂招呼停车。这一意外拦车，把日军司机弄懵了，见是“维持会”的人，便开始减速，在尚未停车的一瞬间，董武一跃上车抓住山本的衣领，将他拖下车来。山本的两个卫兵正要掏枪顽抗，被张福珍“呯、呯”两枪击倒，日军司机吓得加大油门，飞快地逃命了。
董武本想活捉、扛走山本，但山本确实有功夫，他抱住董武的腰在地上打滚。机灵的赵德望，赶紧过来抽出山本的指挥刀，对准他的背部，猛力刺进去，山本狼嗥般叫了一声，双腿蹬了几下就毙命了。
这时，公路两头汽车上的日本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纷纷从汽车上跳下向这边跑来。张福珍等三人，摘下山本的手枪、指挥刀鞘和黃呢大衣，撤离公路，飞快地向南面跑去。樊局长带着公安队在这儿接应他们，向追赶的日本兵猛烈射击。日本兵听到枪声，不知情况，加上失去了指挥官，就不敢再追了，抬着山本的尸体装上汽车回皂市去了。
张福珍三人回到公安局驻地后，向樊局长报告了处决日军指挥官山本大佐的经过，上交了山本的手枪、指挥刀和军大衣。
樊局长勉励张福珍、董武、赵德望三人说：“你们干得好，为中国人民除掉了一个大祸害，我要向县委和边区公安总局为你们报功！”
审讯日军女间谍
日军女间谍哇尚郎英，以“战地新闻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原地区刺探新四军第五师和国民党五战区沙（市）宜（昌）前线的情报。她还是日军驻应城第三师团长北野少将的亲侄女，就住在北野的司令部，由宪兵队长古川少佐保护。
哇尚郎英搜集我军大量情报后，准备赴武汉转道回日本。公安局长樊作楷得到内线情报后，派副局长杨森堂带精兵强将，在哇尚郎英赴汉途中将其拦截抓捕。
哇尚郎英，20多岁，中等身材，生得细皮嫩肉，穿一身鲜艳的和服，腰背上扎一个金线刺绣花包，低着头轻声地喋喋不休地说着日语，表情很紧张，不知道新四军会把她怎么样。
抓到哇尚郎英等于得到一个“宝贝”，一是对日军有很大的压力，特别对日军师团长北野和宪兵队长古川少佐；二是日军多次“扫荡”中抓走我们上百名工作人员，关押在应城、云梦、皂市等地，有了这个“宝贝”在手，日军师团长北野就不敢再下令杀害我方工作人员了。
樊局长为了保护好哇尚郎英，防止走漏消息，决定派手枪班长江培寿带一个班，和政警队两名女队员陪伴，将哇尚郎英转移到应城、汉川交界的湖区梅家港、木梓树一带隐蔽。一路上，因天下雨，路不好走，樊局长配一匹马给哇尚郎英骑着，生活等各方面给予优待、照顾，吃饭餐餐有青菜、鸡蛋、汤，有时还买点肉或鸡给她吃。公安队员们的生活却过得非常艰苦，每餐只有粗菜和杂粮。公安队纪律严明，队员们和老百姓亲如一家，一有空就看书学习。哇尚郎英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特别是看到几个女公安队员情绪乐观，精神饱满，总是有说有笑，唱歌跳舞，对她感染很深，逐步消除了紧张情绪，慢慢跟女队员学会了几句中国话，有时高兴了还用日语唱起了日本民歌《摇篮曲》。
过了几天，边区公安总局派日本反战同盟会员森尊太郎来“应抗”公安局帮助工作。森尊太郎是“应抗”公安局在朱家棚子夺枪时抓到的一名日俘，被感化教育过来后参加了反战同盟。这次他来到“应抗”公安局，就像回娘家一样高兴，和公安队员们亲切握手问好。
第二天，樊局长审问哇尚郎英，由森尊太郎当翻译，政警队女队长林涯萍做记录。
樊局长问道：“你说你是新闻记者，应城有什么新闻值得你采访？”
哇尚郎英答：“我的任务是到第三师团前线阵地，采访‘宜枣’战地新闻，日军联队长山本大佐就战死在这里。”
樊局长听后一笑，说：“你得到的消息不准确，是军方在欺骗日本国内人民。山本不是在宜（昌）枣（阳）前线战死的，是在宜枣战役之前，坐汽车路过应城时，被我公安队员从车上抓下来处死的。因为他杀死的中国人太多了，不处死他就不足以平中国人的愤怒。这是铁的事实，我们缴获山本的手枪、指挥刀、文件包和军大衣都在这里。”
樊局长把缴获山本的实物都摆到哇尚郎英面前说：“你看吧！”
哇尚郎英见到山本的实物，先是大吃一惊，然后愣了好一会才慢慢说出：“啊！这是真的，这是事实，我叔父北野是在撒谎……”停了一会儿，她又伸出大拇指说：“你们好厉害呀！”
痛击古川宪兵队
哇尚郎英被俘后，北野师团长大怒，把宪兵队长古川找来训斥一顿后，命令他要尽快地把哇尚郎英找回来。
古川派出谍报队，化装到各乡侦察，得悉哇尚郎英是被新四军的“双枪兵”（公安队员有长短枪各一支）俘去了。但不知道“双枪兵”部队番号和领导人，于是又派遣特务四处寻找“双枪兵”和哇尚郎英。
1942年12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樊作楷局长带领公安队70多人住在伍家山附近的黄家四分村，被日军谍报队察觉了。宪兵队长古川得到情报时，来不及回县城调遣日军，命令就近驻杨家河日军及伪军100多人，进入两河口，抓住了在街上治病的“应抗”二支队三中队指导员张世德，继而扑向公安局的驻地黄家四分村。樊局长当即指挥公安队抢占伍家山西北边的伍家山口，进行阻击。
京（山）应（城）指挥部指挥长陈焕得知消息后，派出3个连前来支援，跑步赶到黄家四分村后山布阵。他考虑到公安队火力不足，又拨给公安队1挺轻机枪。
当日伪军进到伍家山口时，樊局长一声命令：“打！”机枪、步枪一齐开火，一下就击毙十多名日伪军。同时，占领黄家四分村后山的京应指挥部3个连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古川一看形势不对，当即指挥日伪军撤退。公安队员们一看日伪军要跑了，跳出掩体，向硝烟弥漫的战场穷追猛打，一直追到两河口的后街，把被日军抓住的张世德解救出来。
古川带着他的日伪军被追到了漳河边，在走投无路之下，也顾不得天寒地冻，只得涉过冰冷的漳河，逃往安陆县境去了。
谈判解救上百我方被俘人员
正当古川束手无策，坐在宪兵队办公室里一筹莫展时，师团长北野派人把他叫去，问他：“哇尚郎英找到没有？”
古川苦着脸说：“据说是一支‘双枪兵’部队，很厉害！”
北野骂他：“你无能！”当众打了古川两耳光。古川“嗨”的一声说：“拉网式的‘扫荡’搜索都不行，请求师团长批准我与对方联络，开展谈判！”
北野无奈，只好答应古川的要求，与对方试探联系。
古川回去写了一封信称：“哇尚郎英是旅华日侨，你们掳去日侨是不道德的行为，若不赶快释放，皇军将要杀个鸡犬不留。”派人把信送到矿区游击队，转到了“应抗”公安局。局长樊作楷看过信后，淡淡一笑说：“古川是在虚张声势，吓唬我们，不理他！”
古川得不到回信，沉不住气了，态度也软了下来了，又寄出第二封信，用试探的口气：“请贵军予以查询、帮办，若能释放我旅华日侨哇尚郎英，将以重金酬谢，切望回信。”
樊局长看过第二封信后说：“古川在北野师团长面前不好交代，已经很着急了，那就让他急去吧，还是不理他！”
古川接着又寄了第三封信：“若能释放哇尚郎英，第一，赠送日本最新式的手枪120支，日钞一箱；第二，在应城境内划分势力范围，互不侵犯；第三，交换俘虏，由贵方列出名单，照单放人。请速回信。”
樊局长接到第三封信后，同县委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报鄂中地委书记文敏生批准，给古川回信。信中写道：“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了空前浩劫。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必定胜利。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中国人民将同侵略者战斗到底，收复我大好河山，决不和侵略者划分势力范围。除了信中的第二条不能接受，第一、第三两条可以谈判。”
古川收到我方信件后，很快回信：“同意交换俘虏，请开列名单，以便照单放人。”
樊局长考虑到，防止日军利用名单下毒手，决定不提名单，回信只写：“北野管辖地区所抓的中国人一律释放，不然，就决不释放哇尚郎英，我们是言必信，行必果，就看你们有无诚意。”
古川接到回信后，马上报告师团长北野。北野立即批准释放了关押在应城监狱的我方被俘人员赵西等数十人，随后又陆续在半月时间里将关押在安陆、云梦、天门皂市等地的我方被俘人员100多人 全部释放了。
这时，樊局长才决定：派公安队员尹学才和两位农民，抬着一顶小轿，将哇尚郎英送到应城日军宪兵队。
哇尚郎英一下轿就对古川说：“他们（指送她的人）良心大大的好！你要以礼相待！”
英雄光辉的一生
1944年底，鄂豫边区党委根据抗日战争发展的需要，将应城县一分为二，成立应西县和应城县，樊作楷任应西县委书记，原“应抗”公安局副局长杨森堂接任局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应西县和应城县合二为一，恢复原应城县建制，樊作楷任应城县委书记。
1946年6月26日，中原军区部队打响了解放战争第一枪，成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重兵合围。樊作楷将地方工作安排后，化装秘密从武汉到上海，由周恩来、董必武亲自安排，绕道到达华北解放区。1949年随军南下，再次任中共应城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孝感地区公安处长、地区行署副专员、专员、武汉市副市长、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1964年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历任驻索马里、马里、伊朗等国的大使，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党组成员。2004年10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