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李先念

　　配合野战军发起鄂西南战役，解放湖北全境

　　军区成立时，国民党军宋希濂部仍盘踞在湘鄂边区负隅顽抗，白崇禧部主力仍陈兵江南洞庭湖一线。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部署，李先念指挥湖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南进，会同在襄西的独立第二师及荆州、宜昌分区部队，配合四野主力，追歼国民党军残部，于7月4日发起宜沙战役。李先念指挥军区部队对各地残敌展开了猛烈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将溃逃的国民党军宋希濂部压缩在鄂西南的巴东、五峰、恩施山区，先后解放了宜昌、沙市及松滋、公安等县，争取国民党专员周上藩以下2500人投诚。10月底，李先念布置指挥独立第一师、第二师和宜昌分区部队，配合二野、四野主力发起鄂西南战役，历时18天，共歼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反动地方武装1万余人，解放了长阳、五峰、恩施以及湘西、川东部分地区。至此，湖北全境解放。

　　为了加强对支前工作的领导，李先念领导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军区组成联合支前司令部，沿平汉、粤汉铁路，长江、汉水等交通要道，建立各级支前机构，从军区派遣大批干部进入新区，集中于沙市、宜昌地区，协助地方政府储备粮食柴草、修桥补路，组织担架运输等工作。8月20日，二野进入湖北境内，李先念要求：“各级支前机关按照需要及可能布置之供应任务，下级应有尽有坚决保证完成，不得讨价还价，耽误军机”。特别强调“部队必经地区和休整地区，应用各种办法保证供应”。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湖北省军民共为野战军供应军粮8000万公斤，木柴1亿公斤，草料2000万公斤，维修公路2650公里，修建桥梁300余座，恢复汽车站60多处，动用民工1000万余人（次），参加渡江舟船5000多只。按照李司令员的指示，军区在襄河、沙市成立了支前指挥部，统一领导和调度，使湖北西线经常保持650多只大小木船的运力，把几十万斤粮食运到前方，有力地支援了四野南下和二野西进。同时，地方医院在部队必经的路口设立20多个医疗急救站，为部队官兵看病治病，全力收治伤员。

　　组织剿匪反霸，稳定社会秩序

　　在野战军西进南下离开湖北之后，国民党残余势力操纵的土匪骚扰活动十分猖獗，据湖北军区剿匪指挥部1949年上半年统计，湖北境内共有大小股土匪近5万余人，对生产建设、支援前线和人民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1949年7月27日，李先念在湖北军区第一次党代会上提出“要有重点地肃清各区股匪、散匪”的要求，对全省剿匪反特工作作出部署：成立西线指挥部，配合野战军阻击国民党军宋希濂兵团东犯。独立第三师及黄冈军分区部队进入鄂东大别山地区剿匪；沔阳、荆州、孝感等军分区及宜昌、襄阳军分区，清剿股匪、散匪，配合地方政府开展工作，巩固政权，稳定大局。

　　1949年8月6日，湖北军区成立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由王树声任总指挥,组成北线部队，进剿大别山地区的股匪；沔阳、荆州、孝感、宜昌等军分区及鄂西北地区的部队，重点进剿辖区内的股匪；郧阳、襄阳军分区组成鄂西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鄂西南、鄂西北的剿匪部队，重点会剿鄂西9个县的股匪。军区剿匪部队冒着酷热严寒，采取分进合击、多路合围的战术，对股匪穷追猛打，进行重点进剿和分散驻剿。从鄂南大幕山、鄂东大别山到鄂西北山区，到处成为剿匪的战场。

　　1950年4月，李先念主持军事会议,研究制订了“巩固中心区、面向边沿区，把边沿区变成中心区，结合具体情况，军事上统一指挥”的会剿方针，组织指挥全区部队剿匪工作。

　　按照李先念的指示，湖北军区在边沿地区组成8个剿匪工作委员会、34个会剿指挥部（所）、20个联防区，开展对省、县边沿区股匪的联合会剿。5月初，鄂西剿匪部队对各路股匪展开进剿。在恩施九道梁地区驻剿的湖北军区独立一师一部，在川东巫山县部队巴东县大队的配合下，将窜扰川鄂边境的股匪“川鄂人民自卫军”击溃，迫使股匪“总司令”宋大香及“参谋长”吴顺旺、“纵队司令”宋彩凡、李殿成等匪首投降。鄂西北地区的剿匪部队先后向巫溪、兴山、巴东等地搜剿，迫使股匪“江北游击队司令”谭英甫投降。10月，李先念同西南军区剿匪部队就湘鄂会剿问题进行了协调与部署，指挥恩施军分区部队与川东、湘西友邻部队协同作战，全歼土匪武装“川湘鄂人民反共救国军”，其“总司令”聂波平投降，“副司令”被击毙, 共歼股匪5.2万余人。至此，湖北境内股匪基本肃清。

　　到1952年12月，全省共歼土匪6.4万余人，捕获“西北司令部地下军第三司令”田西垣等匪首270余人，国民党特务2050余人，平息暴乱153起，保证了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发展。

　　搞运动要实事求是，用干部要就地取才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减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军区按上级统一部署立即行动。运动中，李先念注意到有些单位在打“虎”中出现扩大化现象，甚至发生了数起逃亡和自杀事件。他对分管运动的干部说：“我们党的政策一贯强调实事求是，任何人都不能以感情代替党的干部政策，猫就是猫，虎就是虎，不能把猫说成虎”。在定案阶段，李先念强调：“这是一项十分细致又极其严肃的工作，我们要努力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漏掉一个真正的犯罪分子”。在党委会上，他带头查找运动中军区领导工作不细、方法不当的问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促进了运动的健康开展。

　　李先念十分重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他一贯提倡继承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坚信党的领导，英勇战斗，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崇尚荣誉等优良传统，并要求发扬光大。他了解到立功运动在军区独立师开展活跃，指示由政治部组织对军区历次立功运动进行总结，按统一标准制定颁发奖励证书。在干部培养任用上，他始终坚持“德才并重”的原则，唯贤是举，模范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李先念反复告诫大家要注重团结，搞“五湖四海”。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军区担负着扩军、组训、上调和肃清匪患，维持地方治安等艰巨任务，干部紧缺。为此，李先念根据中南军区党委制定的“就地取才、大胆提拔”的原则，要求各级党委认真挑选一批“政治可靠、思想基础好，积极肯干、联系群众，要求进步、学习较好”的骨干，选送到军区开办的参训队、轮训队、政治文化学校、工农中学及军分区举办的教导队进行学习培训，并及时提拔充实到基层任职。

　　1951年4月，李先念主持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决定将军区政治文化学校、工农中学、参训队等单位合并为湖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他多次主持军区党委会议，研究讨论学校的建设，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学员作报告、讲形势，参观成绩展览。到1952年8月，军政干部学校共培训学员3730名，成为军区干部的摇篮。

　　加强地方部队和民兵建设，落实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

　　1950年6月12日，李先念主持召开湖北军区第二次党代表会议，确定在抓好部队工作的同时，把做好民兵工作列为今后军区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至当年底，全省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初步的组织机构，民兵人数达26万人。1950年12月，他在军区第一届人民武装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从1951年1月到3月，各土改地区要有1到2个县的民兵能单独担负维护社会秩序任务；到6月份所有土改地区民兵要能够配合公安机关、公安部队剿匪、维护社会秩序；山区及边沿地区要在1951年底前，由民兵担负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

　　1951年5月3日，在军区民兵代表大会后，李先念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军区的名义签发了《关于迅速建立各级人民武装领导机构和干部配备的决定》，黄冈、孝感、郧阳及宜昌、荆州等地部分县区在1个月内调配了干部，建立了机构。当李先念了解到有些地区存在武装干部兼职多、专职少、质量不高的情况后，又以省委、军区名义下发了《关于建立各级人民武装领导机构和干部配备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各级人民武装领导机构的暂定编制。据1951年统计，全省配备县、区人武干部2360人，民兵发展到75万余人。

　　1951年1月上旬，李先念了解到一些地方的民兵组织中存在组织不纯、思想落后、作风不正以及违法乱纪的现象，当即与军区领导一起研究，要求各县于当月底以前召开民兵代表会议，对民兵组织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重点整顿。按照李先念和军区党委的指示，从1951年起对民兵组织进行了军事训练，同时进行形势教育、新旧社会对比的教育以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提高了民兵军事素质和思想觉悟，从而使民兵更好地担负起“维持地方治安，巩固农村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

  发展农副业生产，改善部队生活，支援和参加经济建设

　　1950年1月25日，李先念出席湖北军区召开的生产建设运动大会并作动员报告，号召军区部队在生产建设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把生产搞得更好。他代表军区党委对部队提出了“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的口号和要求。军区各部队一年开荒地7万余亩，产大米410万公斤。部队还参加了修堤、防汛和修铁道、运公粮等国家生产建设任务。有条件的部队则大力从事种菜、养猪、打柴、碾米、榨油、磨豆腐等农副业生产。部队从事生产，增加了国家财富，改善了自身生活，既增强了官兵的劳动观念，又激发了生产的积极性。

　　李先念始终坚持教育军区部队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投入抢险救灾，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活动，保持永远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人民军队本色。据不完全统计，在1949年到1954年的5年间，军区部队参加防洪抗旱投入兵力14.8万多人次，修建公路400多公里，修复大小桥梁60余座，整治河道100多处，加固堤防60多公里，兴建水利工程200余个，垦荒造田近10万亩，植树6000余亩，扑灭山火70余次，为恢复和发展湖北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2年3月，国务院和中南军政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李先念奉中南军区命令，亲自布置指挥修建荆江分洪工程，从军区抽调8500人组成工程第四师开抵荆江工地。随后，李先念又奉命组织4个水利工程团，投入荆江分洪建设。军区投入部队及民兵30万人，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与兄弟部队和民工一道奋战，仅用75天时间，就完成了可蓄水60亿立方米的分洪区围堤工程和133公里的荆江大堤加固工程。

    拦河大堤合拢那天，李先念亲临工地慰问参建部队，他在接见石首县民兵队队长、全国甲等劳动模范李才福时，称赞部队和民兵在建设中善于啃骨头，打硬仗，发挥了骨干和主力军的作用。

　　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李先念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工作期间，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注重密切党政军民关系，保持军政一致、军民一家。他经常要求部队继承和发扬我军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处处爱护群众，不论是行军作战、剿匪、驻营整训，还是参加地方中心工作，都坚持遵纪爱民，秋毫无犯，爱护人民一草一木。

    解放武汉战役打响后，李先念指挥部队入城时，为了不影响市民休息，官兵露宿街头，还节衣缩食救济贫民。他指挥的驻扎在鄂西山区的剿匪部队，热情帮助老乡挑水、砍柴、修房、铺路、种田，把老百姓当亲人。群众感动地说“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1950年，军区独立第一师响应李先念关于节约粮食救济失业人员的号召，从伙食及农副业中节省现金1万余元，粮食437公斤，支援城市失业工人。在他的号召下，军区部队进驻营房，转入训练、生产后，把帮助群众春耕、“双抢”（抢收、抢种）和冬修水利列入常年的拥政爱民活动。春节、元旦、八一等节日，军区各部队都广泛组织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各单位领导干部请老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讲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和拥政爱民的传统，进行爱民教育；制定拥政爱民公约及措施，定期检查部队执行纪律情况，明确活动目标与要求，对违纪现象严肃处理；定期由领导干部带队，组成工作组到地方走访慰问，开展军民联欢活动。通过这些具体措施和活动，把全区部队拥政爱民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