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在湖北省京山县召开的鄂豫边区第一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按照“三三制”原则民主选举产生的驻会委员与行署常委的合影
新四军五师十三旅三十八团侦察排(原侦察连缩编的)有两个步枪班，一个轻机枪班，还有一个手枪班(队)，一个文书，一个通信员，排长是李营，一共45人，人员素质都较好。
1941年6月，我们团接受了旅首长——周志坚、方正平交给的任务：一是开辟游击区；二是卡住湖河，向来往的商船收税筹款。团首长肖远久经过思考，最后决定把任务交给侦察排，并指示，军事上不要硬拼，政治上要严守群众纪律。先找该地区的游击队，请他们协助你们去完成任务。当时，我任侦察排排长、张玉明是文书。
1941年6月27日，我排奉命由安陆地区南下去孝感地区，向汉、孝、陂边挺进。6月28日夜，我们通过襄(襄樊)—花(花园)公路，来到孝感地区陡岗埠(镇)北胡家湾，找到了游击队长饶明大同志，说明了我们的任务。饶十分热情，他们也正有意南下开辟游击区，只因武装太小，尚未行动。我们与之汇合后，近百人的游击大队成立了，并商定以饶大队长的名义出现，便于工作。
第一次与鬼子交锋
6月30日晚由陡岗埠出发，夜间越过城西公路封锁线后，过河进至城西南的大埠街南边的李家台，隐蔽休息及向群众作宣传工作。7月1日下午4时左右，发现日军百余人已到大埠镇，我和饶迅速带领部队出村向南占领湖堤阵地。敌人见我们人少，一面开炮向我们射击，一面向李家台扑来。当敌人到达李家台后，一部分站在台子上用火力掩护，一部分向我们急进。这时，我命令大家沉着应战，待敌人靠近再打。等敌人进到离我们百多米时，我一声令下：“打!”我们的机枪、步枪一齐猛烈地向敌群开火，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敌人再也不敢向前追了，但还扑在地上抵抗。战至天快黑时，我们也无心恋战，趁机沿堤向西转移至万家台，坐船过河，连夜通过公路回到陡岗埠地区。
路遇红学会
回到陡岗埠后，我们对敌情民情作了些研究分析，于7月4日夜，又在拂晓前进驻李家台。为防日伪发现我们的行踪，便采用便衣放哨，只有侦察员外出。对来往过路人员，一律准进不准出，集中在一间大屋子里开会，向他们解释和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方针政策及军民联合抗日，才能把日寇赶出境的道理，中午与他们一起吃饭。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亲朋好友做一些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当得知日军夜晚一般不出动后，便计划当晚向城南的卧龙潭开进。
我们刚出发一小时，天就下雨了，道路泥泞，行速减慢。到晚上八九点钟时，我们离卧龙潭约有100米左右，忽听急促的敲锣声，并有人大叫：“有匪呀!有匪呀!”即刻屋子里冲出几十个老百姓，有的手拿长矛，有的手拿大刀或木棒，一起向我们跑来。我们立即停止前进，并高喊：“乡亲们，不要误会，我们是中国抗日军路过此地。”对方根本不理，仍一个劲地大叫：“有匪呀!有匪呀!”我们知道对方是老百姓不能开枪，因右边是水田，左边是小水沟，队伍散不开。说时迟那时快，对方的大刀、长矛，已冲到面前，我们意识到情况不妙，急令部队掉头后退，原在前边的尖兵，变成了后卫掩护。他们急忙甩了一个手榴弹，朝天打了两枪，又因天太黑，对方未敢再向前冲。在后退中，李树森和李广林两同志被长矛刺伤，我们退回大埠街柳家台进行总结。
这次与红学会发生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不了解群众已被敌伪组织起来，并受到欺骗性的宣传；二是每晚八九点钟，正是红学会集中练功、念佛的时间，所以一冲出来就那么凶猛。
卧龙潭是我们深入汉、孝、陂边区的必经之地，我们必须弄清当地的敌情、民情，做好工作，才能顺利通过。
开展群众工作
经过这次与红学会的误会，我们开始重视调查研究，开展群众工作。卧龙潭是在孝感城南不到10公里河堤上的一个小镇，约60户人家，群众中一部分是农民，一部分是渔民，白天分散干自己的活，晚上集中练功、念佛。红学会主要是维持治安，必要时应付日伪。
除极个别的汉奸外，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拥护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
在弄清情况后，我们开展了群众工作，一是利用亲戚、朋友关系，进行抗日宣传；二是请人过来，进行正面教育。一天下午，我们派了五名手枪队员，身穿便衣去到卧龙潭附近庄稼田里，请来了三个农民。这三个人开始很害怕，经过我们再三解释，并友好相待，同吃同住，他们才明白我们不是害他们的。后由饶明大同志给他们讲了许多抗日的道理，并以诚恳、耐心、和蔼可亲的态度，对他们提出了希望、要求。还讲清了对日军、伪军、汉奸和对维持会、红学会等不同的政策以及新四军的纪律等，告诉他们，只要军民联合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抗日的胜利。
他们听后，满口答应拥护我军抗日活动，愿听饶大队长的话。此后，确实兑现了他们的诺言，如帮我们送情报、烧开水，我军休息时，还主动放哨，并有几个当地青年报名参了军。
收税时活捉日本鬼子
唐口镇处于府水边和汉宜公路东侧一公里，它的东、北、南三面均是芦苇荡，向西逆水而上一公里是新安渡桥，守桥的有一个日军小队，南下约4公里是四岔河大渔村，该村四周都是芦苇荡，极为隐蔽，这一带经常有商船来往，是收税的好地方，据说日军从未到过这里，伪军也极少来此。
7月10日我们向唐口镇前进，两小时后进至唐口镇，因是第一次，情况不明，只待了40分钟，召集十余名群众，作了一些宣传工作，也了解了一些情况，又回到了“老”游击区——大埠街。
两天后，我们派出便衣手枪队员6人白天到唐口，侦察敌情，向过往的商船收税。当日下午3时，只见新安渡据点出来3个人，夏忠贵队长经过认真察看，见是两个日军，一个汉奸(翻释)，没有后续人员，便决定消灭他们，打击敌人的气焰。他命令3个人埋伏在敌前，自己带两个人绕到敌后，敌人进入我埋伏圈后，一齐开火。敌人听见枪声，调头就跑，又遭后面夏队长等人的阻击。鬼子一时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两个鬼子各朝一方进行顽抗。汉奸则吓得缩成一团直打哆嗦。战斗进行了约20分钟，一个鬼子的膀子被打伤了，另一个伤在大腿上，已不能走了。他们的子弹也打完了，3人均被我们活捉。据点的敌人怕破坏大桥，未敢接应，只是打炮声援。
为防敌人报复偷袭，我们连夜撤回大埠地区，我派陈世龙班长带本班人负责，昼夜兼程把鬼子、汉奸和税款送到了旅部，俘虏交敌工科赵科长接收，税款交后勤财务科。这一次行动我们获得了收税筹款和活捉鬼子的双胜利。
1941年秋，我们由陡岗埠出发，往大埠街、卧龙潭、唐口，进至东山街。每到一个新区，都有多少不等的青年报名参军，我排由原来的45人，发展到100多人，组成了一个连。
在进入新街地区后不久，旅长周志坚带几个连的兵力直下到我们活动的地区。我们向首长汇报了当地民情、敌情后，并向首长建议：尽快向白经嘴、闵家集、黄花老、毛庙集、高家湾等地进军。首长采纳了我们的建议。亲自部署指挥，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就完成了开辟汉(阳)、孝(感)、(黄)陂边游击区的任务，组成了以冯苗(又名冯运廷)为县长的边区人民政府，并建立了以杨建之为指挥长的军事指挥部。我连编为警卫连，上级派唐友山同志任指导员，我任连长。该地区分别划为三个区，有的叫区中队，有的叫区小队或武工队，丁迷廷带一队人马活跃在东山新街一带，丁国章带的人活跃在白经嘴、闵家集地区，熊超也有不少人活动在毛庙集、黄花老、高家湾等地。
至此，汉孝陂边区就成为我军抗日游击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