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原军区司令员时的李先念
李先念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1941年4月该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笫五师，他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他领导中原抗战、扼守中原和中原突围，功勋卓著。晚年他又任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名誉会长，对新四军历史的研究和编写，非常关心，作了许多指示。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资纪念。
起步中原——一位“给旧社会做棺材”的将星脱颖而出
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生于大别山南麓、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的一个偏僻山村的贫苦佃农家庭。他读了两年私熟，便辍学进入一地主家开的杂货店当学徒。一贫如洗的家庭，卑微的社会地位，失学的打击，学徒的屈辱，贫富悬殊的现实，铸就了他爱打抱不平的性格，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对旧社会深深的仇恨。他在家乡跟亲戚学木工，后到武汉一家棺材铺学做棺材，广泛接触社会现实，耳闻目睹洋人的耀武扬威、军阀的连年混战、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官府的昏庸腐败，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中原大地贫困落后，劳动人民挣扎在生死线上，使少年李先念萌生了思变图强改变命运的念头。
北伐军攻占武昌，大革命的浪潮冲击中原大地，共产党发动的工农运动席卷大别山区，李先念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卷起铺盖，返回家乡，联络农友，在共产党人的引导下，先是加入农民协会，继而秘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带领农友打土豪劣绅，斗反动地主，四乡农友都知道他是地主恶霸的死对头，穷苦农友的好带头人。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地主豪绅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白色恐怖笼罩中原大地。就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1927年11月14日，李先念率农军参加了第一次“武装夺取县城”的黄麻起义。这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之后的又一次工农起义，开创了大别山区工农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先河。这年年底，18岁的李先念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开玩笑说他是“做棺材出身的”。他说：“我是给旧社会做棺材的。”从此，李先念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1929年春，李先念率农民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冬奉命转地方担任中共区委书记，后担任中共陂安南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10月，他带领陂安南县300余青年参加红军，担任红四军笫十一师三十三团政治委员。从此在徐向前总指挥领导下，参加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他率领的红三十三团纪律严明，作风顽强，战术灵活，战绩突出，被上级命名为“共产国际团”。1932年7月，李先念担任红十一师政治委员，在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作战略转移中，他率中原子弟兵转战5000余里，参与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在反“三路围攻”作战中立新功，24岁就升任红三十军政治委员。他在方面军的统一指挥下，挫败了刘湘部10个月的“六路围攻”，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于1935年3月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6月率先头部队攻占懋功，在此迎接红一方面军。当晚，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汇报了川西北地区的敌情、社情。毛泽东紧握李先念的手说道：“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出少年！”
1936年6月，李先念任北上先遣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三过草地。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奉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他受命于危难之时，以非凡的毅力，冒着死亡的危险，率西路军余部翻过祁连山，穿越戈壁沙滩，从星星峡经哈密进至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辗转回到延安。被毛泽东誉为不下马的将军。李先念以他的勇敢与智慧，成为红四方面军中杰出的将领，在红军的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威震中原——实施对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
抗日战争爆发，正在延安学习的李先念，为贯彻“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奉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命，带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南下中原，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部长。当时，武汉沦陷不久，豫鄂地区是中日两军相持的前线，是日伪、顽、我互相争夺的战略要地。1939年1月李先念率160余人的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确山竹沟出发，会同陈少敏、朱理治、任质斌、陶铸、杨学诚、许子威、郑绍文等，执行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他依靠中共地方组织打下的基础，在日伪顽势力的夹缝中，采取“见缝插针，遍栽杨柳”的办法，先后会合和汇集各地共产党组织的零星游击队，穿珠成串，使抗日武装像“滚雪球”一样迅猛壮大。
1939年6月，京山养马畈会议统一了豫南、鄂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公开打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改称豫鄂挺进支队)的旗帜，李先念任司令员，下辖4个团队。同年11月，四望山会议决定统一整编豫鄂边、鄂豫皖、鄂中抗日武装。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已发展到9个团队，9000余人。
1941年4月，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全师1.53万余人。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成为拥有5万雄师，30万民兵的强大武装。
李先念创造性地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李范一、李相符、李德纯、孙耀华、蔡韬庵等进步人士实行了真诚合作。积极争取西北军、川军、桂军合作抗日，和原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部保持秘密联系。通过爱国人士杨经曲，争取汉阳伪自卫军1500余人反正参加新四军。先后有李正乾部、廖友三部等12支共6000余伪军反正投奔新四军第五师。
远离延安总部和新四军军部而孤悬中原敌后的李先念部，高擎抗日旗帜，在“军事笫一，胜利笫一”的口号下，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积极打击日伪军，余家店首战告捷、夜袭云梦县城、憨山寺伏击日军、朱堂店新街退敌、坪坝三捷，威震武汉；1941年8月，袭击孝感县城，全歼日军宣抚班；1941年至1942年，三打汉阳侏儒山，歼伪定国军笫一师汪步青部5200余人。李先念指挥部队跳跃回旋，采取“敌进我进”战术，以弱胜强，取得鄂东、鄂中以及襄西、天汉、信南等地反“扫荡”作战的胜利，击退日顽持续8个月的狂风暴雨的夹击，12月粉碎日伪军对大悟山的14路“铁壁合围”。一系列作战沉重打击了中原地区的日伪军。先后对日伪军作战1260次，歼灭日伪军4.37万人。
在错综复杂的日、顽、我三角斗争中，面对日顽夹击的严峻形势，李先念利用日顽矛盾，采取“背顽面敌以对敌，背敌面顽以对顽”的方略，力避两面作战，打破危局。1940年和1942年，发起大、小悟山战役，还击国民党鄂东行署主任兼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部，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使自已处于主动地位。毛泽东在1940年的“五四指示”中赞扬“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对鄂中和鄂东的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1944年的三保大悟山战斗，保卫了根据地；先后对顽军进行自卫反击作战870余次，歼顽军3.27万余人。
李先念贯彻以发展图生存的指导思想，1941年10月，指挥部队开辟川(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形成从西线包围武汉的战略态势；同时，派一部东进鄂皖边，保卫和加强战略包围武汉的东线抗日阵地；1942年5月，派一部挺进鄂南地区，建立以幕阜山为中心的鄂南游击根据地，形成由南线战略包围武汉之态势；1944年7月，李先念派部队开辟豫南、豫中抗日根据地，从北面实施对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最终形成了从四面八方包围武汉日伪军的战略态势。在抗日反顽作战胜利的基础上，先后创立了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近9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解放了1300多万人口，建立了7个专署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王震曾撰文指出，抗战时期“先念同志己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了”。
扼守中原——肩负战略牵制重任的铁拳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民族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内战的阴霾又笼罩中国大地。蒋介石为独占抗战胜利果实，恢复独裁统治，在和平谈判的烟幕掩盖下，借助美国军舰、飞机运兵，抢占各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向各解放区进逼，国共全面内战日益迫近。
李先念以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深知中原解放区扼控江汉要冲，是蒋军出川进攻华东、华北、东北的严重障碍，形势严峻。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的指示，李先念知难而上，决心留守中原。他和郑位三、陈少敏、任质斌等共同向中共中央建议：(一)在大别山西部、桐柏山东部，建立“反内战基地”；(二)八路军南下的王震部、河南军区的王树声部和新四军笫五师合为一体，三军会师桐柏，形成铁拳。为适应形势，组建野战纵队，实现由游击兵团向野战兵团的转变。为牵制敌人，决定于10月20日发起桐柏战役，以求“合力一战，以确立中原大局”。桐柏一战，歼敌7000余人，解放桐柏、固始、平氏、随县、枣阳、新野、唐河以及白兆山等地。中央来电肯定这一仗“吸引了刘峙五六个军对着你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线北线作战(即邯郸战役)……虽然最近你们自己的胜利不大，但在整个战略配合上作用是极大的。”陈毅后来也指出，中原军区这个“铁拳摆在蒋介石面前，这就把老蒋很大部分兵力吸引在中原，阻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军华东、华北各个战场，为战略全局争取了时间。”
1946年春国共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破坏停战协定，仗着他们的优势兵力和装备，不断向中原解放区进逼，封锁中原军区。中原军区部队迫不得已节节退让，被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人口仅40万的狭小区域。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身为中原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为忠实执行中央关于牵制国民党军，掩护全国各解放区战略转变的任务，率6万子弟兵，冒着巨大的危险，不惜忍受艰苦、作出牺牲，坚守中原10个月。
正如李先念指出的：“在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的10个月时间内，中原我军6万英雄儿女，把国民党30万余军队牵制在中原地区，这就有力地支援了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兄弟部队，为做好迎击蒋介石发动全国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突围中原——全国解放战争首战告捷
为揭露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军区部队的阴谋，1946年5月，周恩来偕军调处执行部视察宣化店。虽暂时阻止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但周恩来告诉李先念：和平决不可能，内战难以避免。你们一面要拖住敌人，尽量延长时间，一面要随时做好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到时来一个四面开花，作战略转移。”
当获悉蒋介石已密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30万大军对中原军区部队实行“严密封锁，分进合击，彻底消灭”，并计划于6月26日开始兵分4路向宣化店发起进攻，7月1日发动总攻，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中原军区部队时，李先念临危不惊，指挥若定，根据中共中央“准备实围”的指示，集体研究确定了突围的方向、路线、时机、作战方式和转移终点。6月21日电告中共中央：“我们处在四面严重包围之中，向东向北突围已不可能，决定主力向西突围。”“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完全同意李先念等的意见，23日复电：“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生存笫一，胜利笫一”。
接中央电示后，李先念等果断决定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留一部分就地坚持，掩护主力西撤，鄂东、江汉、河南军区部队分别在东、西、北线分路突围，相互策应。怎样才能取得突围战役的胜利？久经沙场富有经验的李先念懂得，在敌军重兵围困下实施突围，一是要掌握突然性，他在宣化店导演了一场“空城计”。摆出一副驻扎不动的假象，麻痺敌人，出敌不意，抢在敌人发起总攻前，于6月26日连夜指挥主力突围；二是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迷惑敌人。他派出一个旅(皮定均旅)向东佯攻，吸引敌军向东拦截，而掩护主力向西突围。三是避实击虚，以非凡的胆略，以神猛的战斗动作，越天河口，抢渡唐白河，强渡丹江，血战南化塘，突破敌军吹嘘的5道“钢铁防线”，粉碎敌军多次的追堵，终于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移，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干部，使国民党妄图消灭中原军区部队的阴谋彻底破产。毛泽东评价说：“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关系全局甚大”。
当李先念率部突出敌军封锁线，尚未完全摆脱敌军的追堵时，接中共中央7月5日电示：“你们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南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已，同时钳制大量敌人，对全局贡献极大”。尽管这些地区人烟稀少，给养困难，部队生存条件差，但李先念为了战略全局的利益，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部就地坚持，转战豫西、陕南、鄂西北，创建游击根据地，继续牵制敌人24个整编师，对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对各解放区的作战，都起了支持作用。
主政湖北——奠定中原发展的基础
1947年5月，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邓小平任书记，李先念任笫二副书记，同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8月李先念率由原中原军区突围部队改编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从山西晋城南下，重返中原，于11月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会师。李先念率部打回江汉，参与领导了解放中原的斗争。
中原地区解放后，1949年5月，李先念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李先念从埋葬旧社会，转向建设新社会，从革命转向执政，从武装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在这翻天覆地的历史大转折时刻，这位上马能治军，下马能安民的李先念，便全身心地投入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工作，本着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原则，领导开展各项建设工作。
湖北省解放之初，灾害频仍，广大农村数百万灾民流离失所，衣食无着。李先念时刻关心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把抗灾救灾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千方百计安排灾区移民生活，组织群众生产度荒。但要从根本上使人民能安居乐业，李先念认为还是要抓生产建设和经济工作。
1949年12月25日，李先念在湖北省委会议上指出：“生产问题必须提到首要地位。必须加紧生产建设，才有可能克服财政困难，改善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从而使贫困的中国变为富强的中国。”他要求共产党员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抽调干部加强经济战线。他告诉广大干部：“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解放与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归根到底是为了使人民经过自己的劳动而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玩得好。”这位深知群众疾苦的领导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生产建设“应以农业为主”，他认为“农业基本问题是水利问题”，水旱灾害“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最苦恼的问题，更是关系千百万人民生死的问题”。为此，他提出“挡”、“排”、“蓄”的治水方略，在步骤上确定“先小后大，先急后缓”的方针，在全省恢复和整修了一批小型水利工程，1952年修建了麻城大坳水库等一批中型水库。接着李先念又提出治理长江、汉水的设想，领导军民于1954年建成了荆江分洪大型水利工程，造福湖北和下游省市。在农村经济初步恢复后，李先念又提出应将工作重心转向工业，“省委的方针就是以城市为主，工业为主。”抓工业，首先发展重工业，他认为“重工业是一切经济的基础，有了重工业，轻工业才能发展，商业才能发展，农村才能机械化。”
李先念在湖北省执政5年多，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改善人民的生活，日夜操劳，使湖北省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湖北22年的总和，为湖北省的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充分体现了李先念执政为民的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湖北人民心目中留下了伟大的人民公仆形象。
情系中原——念念不忘老区父老乡亲
1954年9月，李先念奉调中央工作，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后位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可谓位高权重。在繁忙的党务、政务、国务活动中，他仍眷恋着生他养他的中原山水，时刻关注着中原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关心中原广大人民生活状况，他忘不了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老区乡亲。他的根在中原，他一生情系中原。
李先念说：“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湖北的副总理”，“我是国家主席，不是红安县的主席”，他关心支持中原地区的建设，但他从不给家乡人开“小灶”，搞特殊，故乡建设需要资助，都是通过组织安排，不是由他个人私自照顾。在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协调，全国“一盘棋”思想指导下，李先念同样关注中原的经济建设，抓大工程、大项目的建设，如武汉钢铁厂、“二汽”、焦枝铁路、丹江口水电工程、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等，都有李先念的一份心血和汗水。
李先念9次回湖北，其中6次到武钢；5次到宜昌，5次到襄樊。李先念一直关心、支持三峡工程建设，他说：“从勘测、设计到施工的全部过程和每一环节都要严格把关，一定要做到整个建设工程万无一失。这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关系到长江流域亿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 1992年李先念已病重住进医院，他还对去看望他的湖北省领导同志说：“三峡在湖北，湖北要出大力、作大贡献。在征地、移民、支持工程建设上，顾大局、讲风格”。他关心“二汽”(1992年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建设，对人事安排、工厂布局、装备采购、防患山洪、改革发展以及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都有具体细致的指示和部署；他关心和支持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和发展，为工程调拨资金，指示要把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成造福子孙后代的生态工程，要成为综合效益发挥最好的水利工程。
李先念关心中原人民的生活。1960年，他来到河南信阳光山县调查研究，了解那里一些农民骨瘦如柴，许多人得了浮肿病，甚至饿死人的情况时，他流泪了。他批评有些干部虚报产量，隐瞒锇死人的实情。每次见到故乡来的人，都要问家乡人民的生活情况，听到故乡有发展就十分高兴。他提倡家乡种树绿化，发展多种经营，治理污染，既要“靠山吃山”，也要“吃山养山”；既要“靠水吃水”，还要“吃水养水”。1989年他来到丹江口，了解到丹江口水利工程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及养殖等累计综合效益相当于工程投资的14倍时，他高兴地笑了。
李先念对革命老区怀有深厚的感情，红安是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的摇篮，李先念5度回乡看望父老乡亲，每次回乡不是到烈士陵园去凭吊牺牲的战友，就是走访烈士家属，他亲笔为黄麻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吴焕先烈士题写墓碑。他关心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要求各级干部多扶持、帮助革命老区休养生息脱贫致富。战争年代，革命老区牺牲大、破坏大、贡献大，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把老区建设好，就对不起老区人民。”
李先念一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不愧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的好公仆。中原的山水人文哺育了李先念，李先念为解放、保卫、建设中原作出了巨大贡献；李先念从大别山麓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不愧为中原骄子，中华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