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钞厂所印钞票
初到军部
1941年我从抗大五分校分配到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部长是朱毅。在那里工作的还有陶涛、闵之、吴茵等大学生，驻在盐城小马沟的一座很大的民宅中。
我们抗大五分校调来的女同志有麦洁红、钱君芳、曾华、唐翠英、藕淑英等数十人，一起进入会计训练班学习。老师讲的借贷方面的知识，不知老师说的是何方方言，课听不大懂，还学习打算盘。我想，我们不是说打鬼子吗，怎么做起商人来了？
朱毅部长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亲自给我们来上课。他讲，革命也需要当家理财，学借贷、打算盘，才能记账算账。光有革命的思想还不行，我们手中的武器就是算盘，同样是为了打鬼子！毛主席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总方针，财经战线上的开源节流、公私分明、反对贪污浪费、保卫革命的财产、廉洁奉公，就是支援前线，我们也是英勇的抗日战士。
此后，我们逐渐安下心来学习，老师的话也慢慢地听懂了。训练班结束后，我分配到江淮银行总行金库任出纳。在一起的还有苏甦，组长陈克秋，指导员李为真，支部书记金逊，副部长李人俊、骆耕漠，营业科长顾忱遥，营业员唐翠英，会计股长徐里程，会计钱君芳等。
当时工作驻地的印象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有柜台、栏杆，总行的金库有一台铁保险柜，财政经济部的金库只是许多木箱子，即时结算还是用法币。
1941年4月，江淮银行总行开始营业。我记现金出纳账，每日在窗口。经常开党小组和支部会，空下了，就看三姐程瑞蒙给我带来的马列主义书籍，还能到泰山庙听薛暮桥讲政治经济学课（排以上干部）。我一到泰山庙就想溜去看在军部工作的三姐。有次却不见人影，后来才知道她调到盐城城区任区委书记了。我怪她走了也不跟我讲一声。
有一天银行很热闹，是为了庆祝朱毅与陶涛、刘少奇与王前结婚。在后大厅中央放了两张大圆桌，陶涛、王前各一桌，朱毅、刘少奇未出席。大家围坐在桌边，我们抗大女生队的一帮就拥在银行金库门口鼓掌，要她们讲恋爱经过，她们不肯，结果反是我们给大家唱了一首歌，才算结束。我送王前同志到大门时，才知道她是一位医务工作者，比我大一岁。
在这里，我还当过一回爱情使者。一封从上海寄来的，写给我表哥鲍汗青的情书，陈邦尧的亲笔。陈后来是我表嫂，表哥当时在军部敌工部工作。
有次到骆耕漠办公室，他说认识我的大哥——在安徽银行工作的程瑞谦，这给我传递了一个久违的消息，我小时候才见过他两次。
在两淮盐务管理局的日子
1941年8月，日本鬼子大“扫荡”盐城。我们跟着李人俊副部长行军到了苏中区，我和钱君芳暂借给苏中区行政委员会领导下的两淮盐务管理局，那里原有大量的留用人员，没有新四军的干部。钱君芳管印鉴，我是会计。去的当天下午突然通知情况紧急：鬼子下乡“扫荡”了。我们紧急集合后，指派我和钱君芳去河边的一小茅草棚中暂时躲避。我俩钻进了一间空荡的既矮又潮、只有一扇窗子、又是朝河方向开着的窝棚式土屋。我们蜷缩着身体，贴墙各站在窗的一边，一个望东，一个望西，心想，鬼子上岸怎么办？因为我们穿的是军装，誓死不当俘虏。想着想着，忽然听到汽艇的马达声，我们屏气观望，想必是鬼子来了。果然，汽艇由远而近轰鸣而来。我们攥紧拳头、提心吊胆地清楚地看到船头有5名持枪的日本兵，我们就在他们的眼皮下面，他们稍作环视就缓缓而去。真好险啊！幸亏没有码头，他们没有上岸。
等到天大黑了，李人俊副部长赶来通知集合时，我们看到一大队人，他们是两淮盐务管理局的全部留用人员，都背着行李。他们害怕游击生活，准备走，只有赵鹏一人留下来。这样，诺大的一个两淮盐务管理局，就由周邨局长、钱君芳和我三人接管了，成立了三人党支部，周是书记，钱是宣传委员，我是组织委员。以后调来了一些干部。
业务上，我们依旧沿用过去的税票，盖上两淮盐务管理局的公章、发给税务员。每当税务员来缴款时，都是行色匆忙，经我们清点后，立即签点新的税票给他们。由于税票须是签发时盖章，所以经常是通宵不眠。天亮税务员来领时，也来不及问姓名，就匆匆而去。
税务员工作的危险性非常大，由于身上有大量的现金，又不一定能带枪，一遭遇敌人就很难避免牺牲了；有的同志将税款保留下来了，人却牺牲了，由新的税务员来完成任务。在我们的税务机关被敌人的“清乡”、“扫荡”摧毁时，他们就分散成几个游击组，与敌人拉锯式地周旋，保护和运送税款高于自己的生命。他们知道税款对革命的重要性，他们用生命和智慧与敌人争夺税收的精神催人泪下，他们的事迹将在人间永存。
我们是活金库
征收和保管税款是极其重要和危险的工作，都是由我和钱君芳两人负责，后来又有吴蓉同志。我们把钱放在特制的布背心中。领导怕我们不肯穿，特选了好看的红格子布做了背心。它有三排方形的口袋，口袋上有绳子可系，一排8个，放的是法币和金条。规定我们每天穿着贴身睡觉不能脱，以应对敌人的突袭和“扫荡”。
我们是活的金库，行动灵活，但也沉甸甸的，心情从不放松，睡觉从不踏实，责任重大啊！行军时，前后都有部队，紧跟在局长后面被人保护，分散时，也离驻地不远，白天也不可随意外出，隐蔽行事。等到税款收到一定数量解缴军部时，才可脱下背心，那时是最轻松的，像放假似的，可以美美地睡一个好觉。
我们三人组成的这个活金库，同住一个房间，与内部及外界都基本上隔绝，基本封闭的生活已经养成了习惯，也没有什么人来打扰我们。某一天，忽然门前站了一位身穿灰色棉袄的人说要找我。我不认识此人，不敢接近。
他说，你是程瑞蒙的妹妹吧！因为程瑞蒙是我姐姐的缘故，我才敢稍近一点。他又说：“我是你的姐夫洪隆（冯少白）。”
他要执行任务赶路，要盆热水烫烫脚。我在房内将水倒给他，他在外屋的地上洗完脚后，送我一支华孚牌的钢笔，就匆匆地走了，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好的笔呢！还没说上话，他就走了。
1942年6月，李人俊副部长又将我和钱君芳调回新四军军部财经部，为建江淮印钞厂到了阜宁县内的羊寨镇以南的洪庙。
我们的印钞厂
我们来到洪庙在后厅休息时，见到了副厂长胡金魁，后面跟着一位女同志叫杨湘君，说是从军部党校来的。还有华中局派来的政工干部朱庭光，田平、李斌等。
从那以后，我就见到由上海陆续运来的印刷机、凹凸版机、油墨和印钞纸、切纸机和烘干机等。
后来，还来了一些印钞技术工人周关通、周永利、郑耀祖（组长）、石银宝（组长）、陈良等女工和女同志杨映秋、余翠英、许基、金玉、吴锋、文俊、劳志涵、李萍、陈真、缪启芳、刘景秋、李桂英等等，全厂有300多人。
然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劳动。将三台印刷机放在中厅一字排开，中厅的东侧放切纸机，先由切纸机开始进入三道印刷、检票、检号后，印出普通的江淮券，是像印刷报纸一样的平纹，纸张是一般的印钞纸。
凹凸版印钞机放在后厅，印钞纸先经过湿处理后，经过凹版，清版、加墨，放纸压印，烘干等程序，即成半成品。凹版印刷要求精确度高，所以，厂房明亮。壹元券用的是特制的印钞纸，纸是淡粉红色中间有细纹并有防伪标记图案的细条油墨，突出发亮，高质量的江淮券。
1942年7月，印钞厂全面开工时，陈毅代军长亲临现场视察。因为工人争分夺秒地干活，就没有召开大会和请陈毅讲话。陈代军长所到之处，工人们都向首长敬礼致意。全厂上下和陈军长的心都在一个目标上，那就是多印快印！因为华中各地的法币仍然是主要的流通工具，由于交通的阻隔，造成法币（特别是小额面值的法币）很难得到补充，形成根据地市场流通筹码的严重短缺，伪币乘虚而入，急需我们的江淮券去抢先占领市场，解决短缺，畅通流转，因而印钞厂就是战场，印刷的速度也就成了“革命的速度”、“战争取得胜利的速度”。
由于法币的贬值，又侵入我根据地掠夺物资，我们江淮银行规定，禁止法币在我根据地流通，进入根据地的法币必须按比值换成江淮券，把换来的法币拿到敌占区购买我们所需的物资。因而，我们的江淮券一出，根据地的老百姓无不喜称之为“抗币”。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中根据地经济的繁荣和货币的稳定，也保证了人民的利益。
为了这个目标，干部和工人还知道敌、伪、顽三面夹击中有如此安定环境来之不易，都在忘我地劳动。我们终于赢得了敌后的6个月宝贵的时间（1942年6月至12月），部分完成了小额江淮券（即1角、2角、1元）的印制和发行任务。在这5个多月的时间内，生产了抗币9475500元，为盐阜和苏中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我也常常是一个人去阜宁财经处到骆耕漠那里向唐翠英领取现金，背着一挎包钱回来。记得有一次，去时晴天，回来却遇倾盆大雨，我被淋得像个落汤鸡，还要涉水过河。回来时一头撞上李人俊副部长，问我怎么回事，我赤着脚，水从身上流到地上，也来不及回话，就抢先把未湿透的放钱的挎包交给钱君芳，总算保住钱物没有“泡汤”。
一天，我在凹凸版看试车，忽然厂长胡金魁叫我，说门外有人找我。来人被拦在门口，也不让我出去，这可急坏我了。保密制度可严了，费了许多周折，我才冲出洪庙的大门口，见到一个穿军装骑马的人，原来又是我三姐夫洪隆。他只是说去三师黄克诚部经过我这里顺便看我，他下马在门外转了一会儿就走了，也未提及我三姐在哪里。
1942年底，敌人的“清乡”、“扫荡”更加残酷，军部号召实行精兵简政，印钞厂也动员一批女工回上海，留下的人准备撤出洪庙，转移到海船上去生产。我们加紧把半成品的钞票制成成品，忙了就睡在钞票上，把机器拆卸包装好运到海边打埋伏。由军部调来的政工干部也随李人俊副部长回军部了。在转移行军的路上，我忽然发现少了钱君芳，一打听，才知道她被在阜宁县委工作的姐姐要去了。这时，我又一次感到孤单，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抗大老同学，又一时断了和姐姐的联系。这时的我才18岁。
海上印钞厂
我们印钞厂的队伍虽然比不上正规军，但也精干灵活，大家背着背包，转移到苏中东台海边盐垦区，继续生产江淮券。
1943年1月，我们在总指挥罗湘涛指挥下，与海霸（海匪）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的海上印钞厂在弶港与掘港之间的海面上来回航行，陆地上有敌伪顽的夹击，形势严酷，生活艰难，没有淡水、蔬菜，加上波涛汹涌，晕船呕吐，没有冬衣冻得发抖。而凹凸版印刷机也不能正常工作，印刷机只有在潮水退时，由舒琪、陈真在舱中印刷。我们也只有在退潮时，在海滩上捡些海蜃子当菜吃，潮水来了就上船。情况紧急时就得立即开船，与海匪周旋。
紧张过后，也有平静的片刻，船飘在海上，我们坐在船帮上，看到海里的鱼，看到圆形透明的活海蜇浮游在海上，它的头部在下面，在阳光的照耀下甚是美妙壮观。
虽然坚持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行，因为海匪的猖狂，退潮时也不能下船了，我们只能在海上打游击，每天都要在远海活动。我们随指挥船游击了一段时间，形势稍好后才得以上岸，先在盐区一带活动，住在烧盐的盐锅旁。有一次，我们在开支部大会，从盐民那里买了鲜黄豆荚，就放在盐锅上蒸，一会儿剥出黄豆吃，那才好吃呢！又嫩，又有一点咸味，真是一顿美餐，使我至今难忘。
宽阔的盐场，一望无际。我们就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每天靠范仲云外出带回的淡水、粮食、蔬菜度日，虽然生活工作还很艰苦，但是大家在一起过着集体生活，感情上非常温暖和快乐，印刷工作也顺利多了。
春天来了，有从延安来的文艺干事教我们唱歌，虽然盐场只有两种颜色，有了我们的歌声，生活就多姿多彩了。
小海战斗胜利之后，一天印钞厂厂长胡金魁带我去小海镇上逛了一圈，用公款买了一只皮挂包发给我。这包前面有锁。从此，我“口袋账”就搬了新居，背起来在行军到目的地时，集合在一起，范仲云来找我领钱时，我就将挂包反过来放在膝盖上给他办理。凡是收支必须经过胡厂长签字或盖章方可领款或支出。不定时地将月或季的报表附单据送到审计委员会审计核销，我就是那时的“挂包会计”。直到1944年的车桥战役后，我淮南、淮北、苏北、苏中四个战略区连成一片时，印钞厂转移到了宝应安丰的林上庄，才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