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参加革命入党、离休前一直做党的基层领导的刘其良，是我60多年前的老战友。1994年11月，他在南京军区总医院诊断为食道癌，安排他住医院化疗。当他了解一天要花费1000元时，就断然地说：“住院费加上治疗费，一个月要好几万元，这怎么行！我住家里，每天来医院治疗好了。”组织上考虑他已七十几的人，决定每天派车送到医院化疗。他又拒绝道：“我还能走得动嘛。每天自己骑自行车去医院，由我儿女轮流来陪好了。”医生考虑他进食困难，只能靠全流汁维持，而且化疗对身体消耗大，就开了一斤西洋参(1400元)让他煮水喝。本来单位同意报销，但他看到西洋参报销单据后，就找儿女们责备说：“制度规定，西洋参类是补品，是个人自费。”儿女们解释说单位同意报。他随手撕碎单椐说：“我一辈子都未违反过制度，今天也不能特殊。”
50多天的化疗，刘其良硬是坚持每天骑自行车去军区总院。化疗后，他人瘦多了，只是精神比过去好点。50多天化疗不能洗澡，一天他去浴室洗澡，不慎感冒，继而诱发食道癌突变，肿瘤破裂，前后十多分钟就逝世了。
对刘其良的逝世，同志们都很震惊，一些老同志都闻讯赶来看望。一位含着泪花的老王同志说：“我1959年与其良一起工作，他是书记，我是组织干事。1954年工薪制，他就是行政17级。多年不调，有一年工调，幅度小，而他在调的幅度内，可是上报时，他却报了我，自己不报。”
刘其良从部队转业到南京，住在太平南路一个居民大院两间30多平方米平房里，没有厨房、厕所。一住就是44年(直到他逝世)。而单位一次次分新房，他从未开口，有几次单位要重新安排他住房，他却说：“分房对象是困难群众，当领导要放后。”通常人离休退下来前，一般要把房子搞好，甚至有的人不解决好房子就不办手续。他说：“烈士们牺牲前，他们向组织伸手要这要那了吗?!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干部，就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然群众会指着脊梁骨骂我们的!”
刘其良，就是这样严于律己，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多年来一直看12寸黑白电视，还是儿女们硬给他买了彩电他才换的。他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他常对儿女们说：“我们有今天，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想想过去，看看今天，一切都要知足了!”他要负担三个子女读书上学的费用，还要担负乡下父母和烈士韩玉亭父母的生活费。每月发工资，他是雷打不动首先要给两处父母寄去当月生活费。后来政府对烈士家属每月补助提高，韩玉亭父母来信不要再每月寄钱。他对儿子说：“寄!政府提高补助，是国家没忘烈士。我寄钱，是受烈士之托，是我的义务。”
韩玉亭烈士是山东临沂人。1949年4月23日渡江时，刘其良任指导员，韩玉亭任排长。他们部队是从芜湖裕溪口渡江的，他们连是师的尖刀连。当部队万船齐发突破了长江天险，到了江南靠岸时，敌人江边的暗堡突然向他们猛烈开火。部队受阻退到江边，眼看随后的部队就要靠岸，连长领着一排冲扑上去。但几次冲锋都未成功，伤亡严重，连长、一排长先后倒下。身为指导员的刘其良，正准备率领二排上去，这时三排长韩玉亭肩扛炸药包跑来请战：“指导员，你们火力掩护我，我用炸药包叫兔崽子坐飞机。”刘其良当即命令：“二排火力准备掩护三排长……”这时韩玉亭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刘其良：“这封信，是准备过了长江，解放南京后寄给乡下父母的。如果我回不来，就托指导员……”韩玉亭就扛起了炸药包猫腰向暗堡冲去，在我方猛烈的火力掩护下，轰隆一声巨响，暗堡坐了飞机。后来，刘其良从弹坑废墟中找到了韩玉亭残缺不全的遗体……
解放上海后，刘其良所在的师被改为华东警备第六旅，负责太湖地区剿匪。直到1951年剿匪结束，他才获准回家探亲。他先去山东临沂看望了韩玉亭烈士父母后，才回沭阳看望自己的父母。两家老人都活到80多岁，都是刘其良为他们送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