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元月，在鄂中大洪山东南山麓京山县八字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宣告成立。李先念任纵队司令员，任质斌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少卿任参谋长，陈少敏任豫鄂边区党委代理书记。
挺进纵队创建伊始，正值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鄂豫边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不断发生之时。即使如此，李先念等纵队领导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率领纵队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积极展开对日伪军的作战。
敌 情
盘踞在鄂东的国民党湖北省鄂东行署主任兼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部2万地方武装，在制造“夏家山事件”后，继续肆无忌惮地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残酷摧残共产党地方组织。豫鄂挺进纵队遵照中原局刘少奇书记命令，准备于1940年1月至4月，发起大、小悟山战役，还击程汝怀部。
为取得战役最佳效果，李先念与纵队领导共同研究，仔细分析，一致认为：如果日、伪、顽对我夹击的形势不打破，我们将处于被动局面，更谈不上发展武装，创建根据地，完成包围武汉的战略目标。但是，如果先集中力量重进小悟山，狠狠地揍顽军程汝怀部，以迅速打开局面，当然不错，可是我们眼下的力量，还不足以与程汝怀部抗衡。
李先念司令提出：我们先打伪军，而且要做到打了这个伪军，还要震动日军和顽军！我想先打汉阳伪军王步青部，那里离汉口近，威胁一下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对专搞磨擦的顽军也是一个警告！
大家一致赞同道：司令员这一招叫一石三鸟，敲山震虎！
恰在此时，外出侦察的纵队联络部部长张执一等人策马返回。张执一汇报：“奉司令员之命，我回汉阳老家，依靠当地党组织和汉阳五中队，对伪军汪步青部作了一番调查。汪步青是沔阳县西流河堤北口人，1925年黄埔第五期毕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当过夏斗寅的连长。武汉沦陷后，他投奔金亦吾，当上了国民革命军别动队游击挺进第二纵队七支队二团团长，利用国民党军败退之机，在汉阳、沔阳一带招兵买马，拉起队伍。不久，他摇身一变，投靠日本人，任伪和平救国军第八十二师师长，全师四个旅共5000余人。盘踞在襄河南岸（汉）川、汉（阳）地区的日军驻应城和京山地区的第十三师团，仅在汉川县的马口镇和汉阳县的侏儒山、黄陵矶设了几个据点，武汉的西大门主要靠汪步青的伪军防守。”
李先念提醒大家：“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汪步青，此人打着黄埔的招牌笼络人心，仗着军统特务金亦吾要他走‘曲线’，吃日本人拨给他的军饷，他左手伸向汪精卫，右手伸向国民党，左右逢源……”
任质斌也认为：“武汉西大门那里情况比较复杂，是日本人‘以华制华’、国民党投降派‘曲线救国’、顽固派趁火打劫的比武场！”
“所以我想在那里狠狠地揍汪步青一下！”李先念慎重地下了决心。
张执一接着详细报告了敌情：汪步青的四个旅，离武汉西大门最近的是袁四正的第一六四旅，驻防侏儒山。
袁四正和这个旅的情况也弄清楚了：九一八事变后，他们通过关系，找五战区的李宗仁要了一个“鲁豫苏抗日游击支队”的番号，招了几个下级军官、武汉市的几个城市游民，在黄陂县东乡老家，拉了些近亲兄弟和乡保长，在鄂东公路两侧，捡到或收买从皖西撤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丢弃的枪支和子弹，拉起了几支小分队。其实，袁四正是穷苦出身。他三岁时就随父母背井离乡，靠父亲在鄂中一带打铁为生。11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带他流落汉口，母亲不久也离开人世，剩下孤苦伶仃的袁四正。之后，他当过流浪儿，还出家归元寺，当过几年和尚，在福州闽鼓佛学院读过两年佛学。以后又跟随杨经曲闯荡上海十里洋场。
武汉沦陷后，袁四正以独立第八旅旅长的名义，回黄陂东乡，渐渐发展到两个团和两个独立营，共3400多人枪。日本人对这支迅速发展的独八旅心存疑窦，尤其是对拚命扩大人枪的袁四正更不放心。于是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逼袁四正就范。汉口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和汉口日军特务部，将袁四正的独八旅与从鄂南北调的黄人杰的第七十二旅，以受编不受调的方式，归建于汪步青的第八十二师，袁四正的独八旅改为第一六四旅，黄人杰的七十二旅改为第一六五旅。一六四旅驻侏儒山，一六五旅驻永安堡。名义上是为了汉西的防务，实际上是调整伪军间相互制约的作用。对此，汪步青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他的力量壮大了。但他害怕驾驭不了袁四正和黄人杰这两条汉子。双方貌合神离，矛盾四伏。
决 策
张执一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绘制的地图：“这是汉阳五中队的同志帮我绘的一张汪步青部部署图。”
李先念接过图放在桌上，认真看图后，定下决心：“打侏儒山，敲一下袁四正！我带三个团去。”
“纵队刚组建，司令员应该在家里坐镇，打侏儒山我去。”参谋长刘少卿争着要去。
李先念：“你刚来纵队，部队的情况还不太熟悉，这一仗还是我去！以后有的是仗打，你在这里协助任政委和大姐他们，防备顽军程汝怀使坏！”
“先念同志为打这一仗思考了很久，就让他去吧！”任质斌说道，“少卿同志协助司令员把作战方案搞得更扎实一点。”
经任政委点拨，刘少卿也就不再坚持了。
至于派哪3个团参战，刘少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看这次行动让第二、第四和第五团去。这三个团一是战斗力强，有长途奔袭的能力；二是便于迅速集中。其他团原地驻防，留作对付程汝怀。”
李先念完全同意参谋长的意见，并决定部队分东西两路南渡襄河，对侏儒山形成东西对进的钳形攻势。东路由第二、第四团组成，从汉川县两河附近隐蔽过襄河，经马口以东，直插侏儒山。西路由第五团和手枪队组成，由他亲自率领从汉川脉旺嘴和杨林沟过襄河，经西江亭，直奔侏儒山。
1940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七，一弯冷月，挂在夜空。李先念率部踏着冰雪融化后的泥泞道路朝侏儒山进发。由于路生道滑，连向导也难辨出去侏儒山的方向。正在为难之际，一个老乡说村东头有个在侏儒山伪军当兵的探家回来了，还没归队，兴许这小子能帮上忙。
不一会，老乡帮忙把这名探家的伪军士兵找来。听说新四军要打侏儒山，他可高兴了。因为他是被抓壮丁抓去的，早就不想干了。他详细地介绍了侏儒山伪军的布防情况，还特别提到，因为春节前后雨雪不断，控制侏儒山镇西、南垸堤坝道路的制高点等山上的岗哨都撤了。最后，他大胆地提出，要求参加新四军。
李先念当即表示：“我批准你参加新四军，不过，你要用你的实际行动证明给我看，你是真心想当新四军的。”
一路上，反正过来的伪军士兵边走边介绍沿途敌情。据此，李先念与第五团团长蔡松荣及时调整了战斗部署。
击 敌
凌晨战斗打响。蔡松荣指挥三营迅速拿下制高点军山顶，一营向提马山发起攻击，二营攻占桥头堡，向侏儒镇进攻，战斗进展顺利。
熟睡中的袁四正被枪声惊醒，恰在这时，电话响起，袁四正抓起电话吼道：“我是袁四正！哪里打枪？”电话那端声音急促：“报告旅长，我是军山第三二七团一营，新四军打来了！”“你说谁打来了？”袁四正厉声问道。对方肯定地答道：“新四军！”“不要慌张，给我顶住！”说罢，袁四正使劲将电话扣上。
电话再度响起：“报告旅部，我是提马山第三二七团二营，新四军打过来了！”“有多少人？看清楚了吗？”袁四正发问。“天太黑，看不清楚，反正人不会少。”
“报告旅长！”第三二七团三营长破门而入：“新四军打到了桥头堡，有人说，李先念亲自率领三个团队打过来了。”
“胡说八道，危言耸听！”袁四正故作镇定地说：“李先念的部队前几天还在鄂中的大小悟山与程汝怀的部队打得难解难分，怎么可能长途跋涉200多公里！又是汉阳五中队吧？”
“旅长，我敢肯定，这回绝对不是汉阳五中队！”三营长辩白道：“旅长您听这枪声，还有机枪的声音，这么密集，汉阳五中队能有吗？”
“三营长，你赶快回到你的指挥位置上去！”袁四正命令道：“让弟兄们守住桥头堡，死死地守住！桥头堡是通往侏儒镇的必经之道，丢了桥头堡，提头来见！”
“是！”三营长行礼后，一阵风似地跑步离去。
袁四正陷入沉思：如果真是李先念亲率部队，长途奔袭而来，必有大的图谋，那是什么呢？李先念的用兵之道，不得不防。谙熟军事的袁四正，一头雾水。虽情况不明，还得报告汪步青，因为他毕竟是上峰。
黎明时分，蔡松荣的五团进攻受阻，心里不免有些焦急。天都快亮了，总攻时间马上到了，怎么还见不到二、四团的影子呢？如果情况有变，李司令员也该通知我们呀！
应 变
此时的李先念，确实面临着一个风云突变的局面。原来，当他率队穿过日军据点、汉宜公路，向天汉湖区集结行动之时，日军开始警惕，驻汉川、沔阳的日军火速赶往襄河边布防，控制船只，封锁渡口。然而，敌人还是晚了一步，五团在二、四团的策应下，在脉旺嘴与杨林沟之间渡过了襄河。由于日军严密封锁江面，二、四团未能南渡襄河到达侏儒山。四团团长李人林派通信员送来的报告，证实李先念的判断。
料敌在先，处变不惊，李先念这位被毛泽东评价的“不下马的将军”，对二、四团南渡受阻而带来的战局的变化，早有预案。两路并进，对侏儒山形成东西对进的钳形攻势，固然最为理想。若不成，一路进攻，也要狠狠打击敌人。他随机应变，作出新的部署。
他对作战科余科长说：“命令二、四团队，在汉川两河渡口附近，频繁活动，做出强行南渡的态势，死死缠住日军，坚持到中午12时，撤离北返八字门。”然后对四团的通信员说：“你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去，将命令交给你们团长！”
“执一同志，你马上叫汉阳五中队派一名得力的‘交通’去找天汉特委书记顾大椿，让他们准备好船只，随时接应五团北撤！”
张执一领命而去。
“余科长，告诉五团，日军出兵，二、四团队不来侏儒山了，命令他们边打边撤，原路返回。”
此番李先念部攻打侏儒山一仗，日、伪、顽三方是勾心斗角，各怀鬼胎。
汉口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以为，李先念率三个团来攻打侏儒山，如今两个团队被困汉川两河，动弹不得，只有一个400多人的团进击侏儒山，这叫以卵击石，必败无疑。日军知道，汪步青的伪八十二师，还有归他统制的袁四正（一六四旅）和黄人杰（一六五旅）两个旅驻守侏儒山，对付李先念的一个团，应该是绰绰有余，无须再插手其间。
而老奸巨滑的汪步青得知李先念率部来打侏儒山，心态可有点复杂。他希望借日军的力量消灭李先念的新四军部队，除却心头之患。此着不成，还有袁四正的一六四旅与新四军拼杀，袁旅胜，他有功，袁旅败，他则追查责任。若两败俱伤，可借新四军重创袁旅，进而逼袁四正俯首听命。因此，他并不出兵援袁，是预谋在先的。黄人杰的一六五旅则认为：侏儒山不属本旅防区。隔岸观火，实乃正常。
至于驻守沔阳的国民党军第一二八师，虽对川汉沔这块宝地觊觎已久，本可趁火打劫，掠城占地，但慑于李先念的虎威，也不敢贸然行动。
李先念巧妙地利用敌、伪、顽之间的矛盾，运筹帷幄，一石三鸟，敲山震虎，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凯 旋
早在李先念南下之前，陈少敏就电令天汉特委书记顾大椿发动组织群众，全力支援李先念司令员率部奔袭侏儒山的战斗。顾大椿不敢懈怠，他与天汉特委组织部长易家驹（聂菊荪），特委民运部长兼拥有10万之众的“抗日十人团”总团长陈秀山，汉川县委副书记兼组织、军事、敌工部长于一身的彭怀堂，迅速行动起来，侦察敌情，大造舆论，组织船只，保障后勤。一时间，天汉湖区，热火朝天，五团得以顺利南渡襄河，天汉特委功不可没。现在，他接到李先念“随时接应五团北撤”的命令，当即表示：“我们早有准备，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正在指挥部队酣战的蔡松荣，接到李先念“边打边撤”的命令，心领神会，按李司令员预先设计的方案，率部朝马口疾进，做出攻击马口的态势，吸引日军的注意力。实际上旌旗直指日军飞机轰炸不久的杨林沟渡口，在“抗十团”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安全胜利地北渡襄河。当日军醒悟时，李先念早已率部高奏凯旋。
侏儒山一战，五团成功地叩响武汉西大门，战果虽不丰厚，毙伪军营长以下官兵百余人，俘23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30支，驳壳枪3支，但此役影响却很大。汉口日军司令部无奈下令：“武汉三镇马上戒严！戒严三天！”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长剑出鞘，李先念亲率三个团队，轻而易举地穿越日军据点林立的汉宜公路，飞越日军重兵设防的襄河，长途跋涉，远程奔袭侏儒山，以一个团的兵力，与伪军一个旅激战近七个小时，进得去，撤得出，创造了武汉沦陷后近郊作战的典型战例。这生动地说明，在武汉外围敌后，挺进纵队没有去不了的地方，没有不能打的敌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有力地痛击了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更为重要的是，此仗打出了刚刚建军一个多月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军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