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割、强租了中国香港岛、九龙和“新界”(统称香港地区)。历届中国政府，因国家贫弱，无力收回香港。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历经沧桑的香港，终于在1997年7月1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周恩来，不仅青年时代就与香港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一生心系香港，为香港问题的解决，殚精竭虑，孜孜以求，付出了巨大心血。
早年周恩来三次踏上香港这片土地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等从法国启程，于9月初抵达香港，这是周恩来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他在香港大学找到南开时的同学石志仁，在谈到香港问题时，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说：“等革命成功了，我们国家强大了，一定会收回香港的!”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没有更多的时间在香港逗留，很快就乘“佛山”号轮船到达广州。
周恩来第二次到香港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1927年10月上中旬，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身患恶性疟疾的周恩来，和叶挺、聂荣臻等在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的护送下，从金厢镇的渚村乘小船，飘泊两天一夜到达香港。杨石魂把他背到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住所住下，对外称是姓李的商人。中共广东省委得知消息后派 人来照顾他，并请医生诊治。半个多月后，周恩来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11月上旬，周恩来乘船赴上海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
1928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周恩来第三次到香港，也是他最后一次到香港。这次他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所作的错误结论和惩办做法。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周恩来在圆满完成任务后返回上海。
周恩来指示香港这块阵地不能丢
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成为国内与海外联系的重要枢纽。这一时期，周恩来重视香港在联系海外华侨，扩大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以及进行抗战宣传等方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1940年8月7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时说：“香港这块阵地我们不能丢，国外工作以香港为中心，由廖承志管筹捐，刘少文管统战，潘汉年管情报、文化”。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进步文化工作者的迫害。周恩来通过细致安排以及南方局的帮助，把一大批在重庆、桂林的文化、新闻界知名人士秘密转移到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香港，周恩来立刻发出特急电报，指示办事处、广东省的党组织等有关单位，积极采取应变措施，特别强调：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牺牲，把滞留在香港的许多著名人士和文化人士转移到安全地带。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800多名爱国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到内地。
周恩来强调香港的地位日趋重要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更加重视香港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9月27日谈到对国统区工作，周恩来指出：“为了作好撤退的准备，将公开活动的重点地区转移到香港。”此后又强调：“目前，香港已成为南京、上海的二线，而香港本身也要建立三线工作。”12月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再次强调：“香港地位日渐重要，不但对两广、南洋方面，对欧美联络方面亦日见重要。”为了加强在香港的工作，周恩来陆续派了一批干部去香港，并提出了许多关于香港统战、宣传和文化工作的具体建议和指示。
解放战争后期，我党在香港的活动相应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香港开拓贸易渠道，把香港作为解放区紧缺物资的重要采购基地；二是护送居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从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有70余位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由香港被安全护送到解放区。
周恩来在中南海
周恩来披露暂不收回香港的原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采取什么方式解决香港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战略高度考虑着香港问题。党中央对香港提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1951年春，周恩来对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来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从长期的全球战略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他认为，“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中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中好。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人的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跟得太紧，……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香港是正确的。”
此外，周恩来还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中央关于香港的政策，并反复讲解决香港问题，应寄希望于香港人民。1957年4月28日，他在与上海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上 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香港的主要方针政策。他说“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的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大家有利可图”。周恩来提出的上述方针，对于解决香港问题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周恩来主张要力保香港繁荣稳定
香港是个水资源十分缺乏的城市，1963年，香港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供水严重困难，全港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香港的供水危机很快传到周恩来的耳中，日理万机的他当即指示广东省委，要认真采取措施，帮助香港同胞渡过难关。12月8日，周恩来就向香港增供淡水的石马河建设工程问题，听取广东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的汇报，并同陶铸、陈郁、程子华等谈话，指出：香港居民95%以上是我们的同胞，供水工程应由我们国家举办，列入国家计划，不用港英当局插手。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被香港同胞称为生命线的石马河供水工程，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这时候，周恩来又开始布置另一条通往香港的生命线，他批示开通了至今还在运行的向香港输送鲜活和冷冻食品的三趟快运货车。为了促进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周恩来曾多次指示：“各地区凡是有可能，对港澳的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据统计，1954年至1963年，香港进口的食品有43%是由内地提供的；1964年至1973年间又上升为50%，而且在价格上，由内地进口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价格便宜50%以上，原料便宜约30%，衣服等消费品便宜25%。
1966年“文革”爆发，中共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既定方针受到很大冲击。周恩来千方百计排除“左”的干扰，努力将“文革”对香港的消极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
1967年5月24日和27日，周恩来严厉批评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左”口号和采取的极“左”做法。6月上旬，还两次专门约有关负责人谈这些问题。7月10日，周恩来又强调：“香港不同于澳门，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香港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
周恩来重申香港主权总有一天是要收回的
进入上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善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共领导人继续坚持对香港问题既定方针政策的同时，也开始明确提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中国将恢复行使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对此，周恩来多次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了鲜明的态度：“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
1972年10月，周恩来在接受英国记者访问时首次披露了新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
1974年5月末，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英国刚卸任的首相希思时，周恩来说：“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周恩来临终时又重申对香港采取的特殊政策，并指示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这样，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不仅明确了收回香港的时限、途径，而且还提出了保留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战略设想，成为邓小平沿着这一思路，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思想先导。
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凝聚着周恩来对香港的浓浓深情，也凝结着周恩来的非凡魄力、高瞻远瞩和英明决策。香港的回归是几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努力的结果。更令我们欣喜的是，香港在回到祖国怀抱十余年之后，呈现出更加繁荣稳定的景象。让我们为香港喝彩!为祖国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