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3岁，住江苏省如皋市如城镇，现任如皋丝毯艺术博物馆馆长，系第七、八、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第十、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8年，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了一条建议，两年后诞生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我建议国家下半旗为数万遇难同胞志哀，被国务院采纳。从童年时代至今，我与国旗结缘的那一幕幕场景历历在目，汇聚成浓浓的国旗情结。
我陪外公挂国旗
年幼时外公就教我认识国旗：“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为长方形，红色旗帜象征中国革命。红旗上方缀有5颗黄色五角星，黄色呢，是我们中国人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5颗星，较大的一颗在左边，象征中国共产党，4颗小星环绕在大星之右，像星拱北斗，并各有一尖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外公的语调慷慨而激昂。
“什么是北斗呀?”我依偎在外公怀里，看着国旗懵懵懂懂地问。
“北斗，就是北斗星呀!”外公将我抱到屋外。他指着满天的星星教我辨认：“看，那排列成‘斗’形的七颗亮星就是北斗星。北斗星是指示方向和判别星座的重要标志呀！”幼学如漆，那个寂静的夜晚，我认识了国旗，也认识了北斗星……
那时，全国刚刚解放，外公经营着一家叫“邓广润”的老字号嫁妆店。每逢元旦、五一、十一等节日，甚而春节、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外公都会在店门外挂起五星红旗。对我童年来说，更有趣的是看“挂国旗”。
每次，外公一说“挂国旗”，我就手忙脚乱地端着板凳前去帮忙，但无论怎样争取，矮小的我都是配角。那面用红布手缝而成的国旗，总是经过别人的手，最终高高挂在店门前。国旗光彩夺目，迎风飘扬。
国旗通常连续挂10多天，一眼望去，老街各店面前一派火红，映红了一张张笑脸。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童年的记忆一直刻在我的脑里，挥之不去。
罗斯·卡尔心中的国旗
1985年6月，我在如皋接待了一位重要客人。她是我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时的任课老师——罗斯·卡尔女士。她是美籍华人，被查出身患癌症。
在弥留人间的最后几个月，罗斯·卡尔女士带着三个子女重返祖国，重温对祖国的深情。我陪同老师走在如城镇的大街上。老师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我的心情百味杂陈。老师没说一句话，她进了一家又一家店，可总是失望地走出来。我猜不透她到底要买什么，紧跟其后，却不敢多问。终于，在如皋百货公司，老师买到了她想买的礼物——3面五星红旗。
当老师从营业员手中接过鲜艳的国旗时，眼眶里滚动着晶莹的泪花。她像女儿见到久别的母亲一般，不住地亲吻国旗。瞬间，泪水浸湿了国旗的一角。老师郑重地把国旗分别交给3位已加入美国国籍的子女，千叮万嘱：“这是我送给你们最珍贵的礼物。记住，你们根在中国，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永远是炎黄子孙！”我在一旁也忍不住落下泪来。当天，我们一起站在庄严的五星红旗下拍照留念。
3个月后，噩耗传来!罗斯·卡尔女士离别人世。我眼前不时浮现老师购买国旗和向子女赠送国旗的场景。国旗代表国家尊严，象征国家主权。于是，我萌发了建议国家制定一部升挂国旗法规的念头，要让五星红旗深入人心，飘扬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以唤起公民的国家观念，增强公民的爱国主义意识，振奋民族精神。
《国旗法》和我的建议
1988年初，我光荣地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一年的国庆节，我带着孩子漫步在如城镇街头。街上车水马龙，店内商品琳琅满目。但我仍觉得缺了点什么……我不禁想起前不久在美国考察时所见到的场景。在美国，无论博物馆、艺术馆，还是工厂、机关、学校，星条旗无处不在，甚至连老百姓的邮箱里、邮递员的车架前，都插着美国国旗。美国人对国旗如此重视，美国人的国家意识让我震撼，而我们国家在这样隆重的节日里，整条街上都见不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
回家后，我查阅了不少资料，发现世界各国对象征国家的国旗、国徽、国歌，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条与国旗有关的法规。当晚，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强烈的民族意识一次次撞击着我的心。我翻身下床，扭亮台灯，奋笔疾书，写下了《加强爱国教育，唤起人民的国家观念，尽快制定悬挂国旗具体办法的建议》。10月6日，几经修改，我将这封约1000字的建议装入人民代表专用信封，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
一位普通人大代表的建议，惊动了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两个月后，我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寄来的一封信函。信中还附着国务院有关部门请示制定《国旗法》的报告。报告写道：“李玉坤代表提出的建议很重要，我国至今还没有悬挂国旗的法律依据，制定这方面的法规刻不容缓，建议由国务院法制局、全国人大和政协草拟悬挂国旗的法律或办法。”
信里还告知了我一些情况：已陆续有人民群众对国旗国歌的规范提出了建议，而你是人大代表中第一个提出来的。也只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才有可能为国旗立法。
这是一个迟到的法律。信中介绍道：1950年上半年，中国政协第六小组就起草过《关于国旗升挂办法和国歌演奏办法》的法规草案，由当时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交给毛泽东主席，请求批准。9月7日，毛主席在文件末尾批了“同意”，并签上“毛泽东”；到了9月9日又在“同意”两字上画了“✕”，在后面写上“缓办”二字，随后签上“毛泽东”。38年前，这项立法就此搁置了。
38年后，因为我的一条建议，国旗立法将变为现实。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来信后不久，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第十三次会议反复审议了《国旗法草案》。199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签发28号主席令，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并于同年10月1日实施。很短时间内，我的名字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联系在一起，以较高的频率出现于大众传媒。
胡其俊和国旗班班长赵新风
1992年3月26日，我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国旗班战士。身材魁梧、仪表端庄的国旗班战士以标准的军礼迎接我的到来。据了解，他们是最后一批国旗班战士。以后，国旗班就改为国旗护卫队了，人数由30人增加到100多人。
“国旗班战士几十年如一日，不怕酷暑严寒，护卫国旗，充分体现了战士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作为人大代表，向你们致敬！”一阵亲切的问候后，我从包里掏出一叠“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纪念封”赠送给国旗班战士。
“《国旗法》的颁布实施，使我们很受鼓舞！”国旗班班长赵新风在陪同我参观国旗护卫队驻地时，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战士们护旗执勤情况。赵新风说，以前群众来看升降国旗，虽然热情很高，但什么姿势都有。《国旗法》实施后，情况大为改观，军人自动敬礼，群众肃立注目，就连小朋友们也自动行举手礼。我不住地点头：“好，这就好，爱国主义意识增强了！”
据赵新风介绍：自开国大典之后的20多年里，天安门广场一直没有专业升旗手，升降国旗的任务一直由北京市供电局负责。自1951年10月1日之后的25年间，负责为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就是电工胡其俊。那时升旗没有国歌伴奏，而且也不是天天升旗，只有逢节假日或外国元首来访时，才会通知胡其俊去升旗．他总是提前一天到天安门管理处领国旗，第二天骑车到天安门广场升旗，升完国旗后再到供电局上班。那会儿升降旗的时间也完全靠他个人估计。1976年5月，北京卫戍区部队接替了胡其俊升降国旗的任务。
赵新风是1989年春天参军到天安门国旗班的。1991年4月15日，使用了41个春秋的老国旗旗杆光荣“退役”，赵新风与两位战友为它完成了最后一次降旗；1991年4月16日，天安门新国旗旗杆启用，赵新风又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国旗班”扩建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赵新风也由此成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的第一任班长。
从赵新风的谈话中我得知，为了保持国旗的庄严神圣，战士们每天都要换上一面崭新的国旗。而目前少数单位国旗破损、褪色后不及时更换，仍升挂在高空，影响了国旗的尊严。我当即表示：“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也很重要，我将尽快向全国人大反映这个情况!”
从北京回来后，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出了“关于大力宣传《国旗法》，并指定有关部门研制牢固耐用、不易褪色的国旗的建议”。国家司法部、纺织工业部接受了我的建议，并作了答复。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承担了此项任务。该所在对各地采集来的国旗样品进行分光测定，选出30多种候选颜色，然后经过专家筛选和广泛征求民众意见，确定了最适合五星红旗的红色和黄色，并研制出不易褪色的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