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夫人、新四军老战士、著名诗人方尼，因病于2009年9月26日在上海龙华医院逝世，享年86岁。方尼是江苏东台台城人，1941年初冬参加新四军，在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培养下，她从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文工团团长、抗日学校校长、《荣军报》编辑……为民族的独立，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新中国建立后，方尼长期在文化战线工作，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并在新声体诗的研究上颇有建树，出版了《方尼诗词一百首》《我的脚印》等诗文集。
9月21日我去上海龙华医院探望方老，仅仅相隔5天，她老人家就离开了人世。夏老享年105岁，今年10月4日逝世一周年。悼念二老，不由我回想起件件往事。
我与二老的交往，还得从15年前说起。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上海新四军研究会和《大江南北》杂志社举行纪念活动，我聆听了夏老的讲话。那时他已92岁高龄，但是精神矍铄，没有讲稿，思路是那么清晰，层次那么分明，语调铿锵有力，令人赞叹。当天晚上我登门拜访，由于公交延误，到他家已是9点多钟，然而二老在客厅等候，没有一点责怪。带着浓重江西口音的夏老动情地对我说：“东台是新四军在苏中的抗日根据地，我作为新四军的老战士，东台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方尼是东台人，那我与东台就亲上加亲了。”一席话，拉近了我俩的距离。
此后我与二老每年都有交往，每次都得到热情接待。有一次上午我去他家，夏老连忙向夫人方尼打了一个手势，意思是留我在他家吃饭。中午，我与二老共进午餐，边吃边聊，如同家人。1998年6月1日，《〈甲申记〉演出纪念集》首发式在上海教育会堂举行，我作为编委应邀参加。会上，95岁的夏老记忆犹新地介绍了《甲申记》的创作经过和在东台演出后的巨大反响。休息时，他不仅为我在书上签名，还与我合影留念。2001年5月，我市编写《群英谱》，当我把样书送给他们时，二老赞不绝口，夏老当即挥毫书写下“一代英烈，永垂不朽”的题词，方老也赋诗称赞。2002年9月，夏老又应革命老区三仓镇中学的请求，为该校题写校名。
夏老与方老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对家乡的下一代充满了关爱之情。1997年5月25日，二老回乡参加“方尼图书馆暨征农、方尼诗词画展揭幕仪式”。东台镇中心小学邀请二老到校与孩子们见面，当时夏老已94岁高龄，方老也有严重的心脏病。学校的闭路电视演播室设在四楼，随同医生不同意他们上楼。夏老为了不使师生失望，要方尼留在下面，自己登上四楼演播室，为1200多名师生讲革命传统。二老生前先后3次回家乡，捐献11间祖屋和5万多元，建立东台市青少年图书馆（后更名为“方尼图书馆”），受到全市人民的尊敬与爱戴。2000年初，东台市青少年图书馆举办“给夏爷爷、方奶奶说句心里话”的活动，有几百名小读者积极参加，选编了140多人的“知心话”寄往上海。二老收到后十分高兴，由方尼执笔，以“你们的小同乡”署名，也为小读者写下了“知心话”——“人的脑袋看起来还没有足球大，可是，脑际思维空间却是无限的大，只要我们努力学习，再多的知识都能装得下。所以说：‘学无止境呀’！”2002年5月19日，方尼又亲笔写下《赠我的东台小老乡》的寄语：“亲爱的小老乡，我希望你们随着时代成长，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的好钢。将来国家需要你们，作一颗螺丝钉，或是一根栋梁，你们都永不生锈，铮铮焕亮。让家乡父老以你们为荣，让祖国大厦永固在东方。我深信：我的自尊自强的小老乡，决不会让我的家乡失望！”诗一般的话语，滋润着下一代的心田。
方老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她在1997年所作的《十六字令》中写道：“丫，五十六年处处家，头虽白，总是台城娃。”她老人家身边珍藏着战争年代的15件革命文物，其中有的是稀有珍品，上海博物馆已为她全部制作成拓片，并已说定，现在她自己留存纪念，待她身后再捐献给博物馆。2000年12月，当我与三仓新四军纪念馆的同志专程前往征集时，她毅然决定将这些收藏了几十年的革命文物和她在党的十六大的工作证全部捐献给家乡，她说：“上海博物馆的藏品多得很，给家乡收藏与陈列展览更有意义！”
方老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有一次她在与我交谈时，给我吟诵她在1992年中秋参加上海电台举行“空中茶馆”活动即席所作的词：“桂蕊飘香月正圆。盼月圆，怕月圆！台省亲人何时真团圆？！”在她的影响下，我在全国发起百位名家书写《盼月圆》的活动，表达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后来我将已征集到的书作送到华东医院她的病房，她硬撑着坐起来对每一幅书作细细品味，喃喃自语地说：“我恐怕看不到大团圆的那一天了！”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2002年12月7日的上午，市委办公室通知我去取一封寄自上海的来信。我连忙打开，一张用宣纸书写的“与时俱进”四个大字展现在我的眼前，心里顿感热乎乎的，这是世纪老人亲自书写寄赠给我的。夏老作为党的十六大特邀代表，开幕当天给我寄来首日封，回沪不过半个月的时间，又挥毫书写“与时俱进”四个大字，这是夏老学习十六大精神的深切体会，是他老人家时代精神的体现，墨宝字字发自夏老的心声，也是对我们的谆谆教导。我把墨宝精心装裱，作为座右铭，时时激励着自己。
夏老与方老有着同样的经历。在革命战争年代，二老九死一生；和平年代，都曾遭受过政治磨难。他俩相差整整20岁，结成伉俪又是在夏老迟暮之年，却感情笃深，相濡以沫，常以诗文唱和，传递各自的爱慕。方老处理家事有道，深得夏老子女的尊重。她不仅敬重夏老，给予夏老以精神慰藉与生活上的关照，而且也是夏老的得力助手。有一次我到她家，方老拿出一部书稿和她起草的《序》放到我面前说：“兴化的一位作者请夏老作序。他那么大年纪，手头上正在校阅书稿，我怎能让他去写，还是我来为他代劳吧！”
如今，夏老和方老两位革命老人都已离开人世，成为我们永久的崇敬与怀念。然而二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俩的一言一行，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尽管我已退休多年，仍然要以二老为榜样，继续从事党史和革命斗争史的研究，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