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
文化大革命期间，梁思成被打成“头号反动学术权威”，面对着造反派的咄咄逼人，他写下了这样的“检讨”——
……从1928年到“七七事变”前夕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国进入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时期，对外要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要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这个时期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我却一心想着要赶在日本学术界前面，写出自己的建筑史。我想赶快把这些古建筑测绘下来，以防万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从东北踏入华北内地，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宝贵的建筑遗产的命运就难以预料了。我很惭愧，在我们民族的解放运动中，我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在群众批判我在抗战期间龟缩在后方，抱着几座封建迷信的庙、塔、墓、窟为“奇货”，苟且偷生，干着“把中国引向黑暗”的罪恶勾当。我承认，我没有想到投笔从戎，这使我感到很愧疚！
多么虔诚的学者，多么朴实的心地啊！——梁思成的“惭愧”，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梁思成的“愧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想到投笔从戎”。
那是1942年，美国的著名学者费正清由华盛顿来到中国，出任驻华大使馆新闻处长。他见到了梁思成夫妇，在他的眼前竟然是这样一副情景——“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当时，林徽因身患肺结核，梁思成则因青年时代一次车祸的后遗症而使脊椎受伤。然而，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在此之前，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都曾来信邀请梁思成前去访问和讲学；在此之后，费正清和不少美国的朋友也都力劝梁思成夫妇前去工作和治疗。——他回信了，但他在信中却这样写道：
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就是在“检讨书”中一再为“没有想到投笔从戎”而深感“愧疚”的梁思成！他是文人，他不会打仗；但他在另一个岗位上，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建筑和文化，同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
梁思成发誓：“中国的建筑史将一定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
1924年梁思成考取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成为著名的建筑大师克雷教授的学生。192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并先后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同年9月，为了继续深造，他又前往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此时的国内，对于建筑学竟然一无所知，不仅愚昧地将其视为“匠作之事”，而且面对着北宋时期流传下来的珍贵著作《营造法式》，更是无人能够读懂；此时的国外，这一学科却被频频热衷，不少日本学者开始觊觎中国，并将研究的方向转向了中国的古代建筑。梁思成着急了——他发问：“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文化，为何独独没有自己的建筑史？”他发誓：“中国的建筑史将一定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为此他决定提前回国：“美国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资料，我必须回到国内去搜集，两年后交出博士论文！”就这样，梁思成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了民不聊生的中国，加入了鲜为人知的“中国营造学社”。
该社的创始人名叫朱启钤，既不懂得中国的建筑历史，也不懂得外国的建筑学说，只是一个曾经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过高级职务的官员，奉命负责修缮过北京的皇宫及其周围的古建筑。但是自从他见到了那部“天书”般的《营造法式》之后，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当即拍板，以“营造”二字来命名自己所创立的学社——上世纪30年代初国内所出现的第一家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团体。
就冲着这一点，梁思成去了。他被任命为法式部的主任，具体的任务是从实物调查入手，对北京地区的古建筑进行测绘、制图、分析和鉴定。从1931年的9月到1932年的3月，是梁思成为撰写中国建筑史而进行准备的阶段——第一，他以古建筑为实物，拜老木匠为老师，逐步弄懂了宋代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两部建筑古籍中的各种术语；第二，他将自己的学习心得整理成教科书式的《清式营造则例》和《营造算例》二书，以方便更多的爱好者与专业技术人员。后来，梁思成曾这样解释这一“基础工程”的重要性：“研究中还有一步不可少的工作，便是明瞭传统营造技术上的法则。这好比是在欣赏一国的文学之前，先学会那一国的文字及其文法结构一样需要。”
1932年的春天，梁思成对北京地区清代宫室的调查告一段落，他向朱启钤建议：走出京城，于全国范围内广泛寻找不同朝代遗留下来的建筑——“以测量绘图摄影各法将各种典型建筑实物作有系统秩序的纪录是必须速做的。因为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像在竞赛。多多采访实例，一方面可以作学术的研究，一方面也可以促社会保护。”于是，从1932年的4月到1937年的7月，整整五年的时间，梁思成远离都市，远离喧嚣，他马不停蹄地奔波在荒郊野外，一处处地寻找，一处处地调查，将自己的青春与健康全部献给了古老的建筑艺术与文化——
1932年4月，考察河北蓟县之辽代木构建筑独乐寺。
1932年6月，考察河北宝坻县之辽代建筑广济寺三大士殿。
1933年3月，考察河北正定县之隆兴寺及其他宋辽时期的古建筑。
1933年9月，前赴山西，调查大同的上下华严寺、善化寺，及云冈石窟。同月，前往应县，测绘兴建于1056年的木塔，并调查浑源县的悬空寺。
1933年11月，赴河北赵县，考察建筑于隋朝大业年间的石桥安济桥。
1934年8月，同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一起，二赴山西，于晋中地区调查与勘测了13个县的古代建筑。
1934年10月，应浙江省建设厅的邀请，赴杭州商议六和塔的修缮计划，并借此前往宣平等六县调查，发现江南地区同样有保存完好的元代木构建筑。
1935年2月，赴山东曲阜，勘察孔庙建筑，并作修葺计划。
1935年9月，亲赴河南，考察安阳地区的古建筑，其天宁寺雷音殿修建于辽金时期。
1935年9月，南下江苏，考察苏州的古代建筑及园林。
1936年5月，二赴河南，考察龙门石窟及开封的宋代建筑。
1936年6月，再赴山东，考察历城、泰安等11县的古建筑，其神通寺四门塔修建于隋大业七年。
1936年10月，三赴山西，亲自测绘前一次所发现的古代建筑。
1936年11月，前赴陕西，考察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古建筑。
1937年6月，二赴陕西，应邀为西安小雁塔制定维修计划，为碑林工程做设计方案。
1937年6月，第四次赴山西，测绘宋代建筑雨花宫，并于五台山中意外发现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
……
据统计，在这短短的五年时间内，梁思成和他的同事们所到的县市达137个，其中考察殿堂1823座，测绘建筑206组，完成图稿1898张……尤为珍贵的是，其中的许多建筑，如佛光寺、独乐寺、应县塔、大同华严寺、正定隆兴寺等等，均是首次被认识、被鉴定，它们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也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了学术界和艺术界中。梁思成无愧为国内第一个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者，他以自己的实践开辟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道路。
工作中的梁思成
然而，这五年间的野外考察，其艰辛与困难也非一般人——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所能想象与忍受的。
比如说，测绘工作中的危险——他的学生这样回忆道：“应县木塔高60多米，我们站在塔的最高一层已经感到呼呼的大风，我们上到塔顶时，更感到会给大风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几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任何可攀援的东西，真是令人望而生畏。梁先生凭着他当年在清华作学生时练就的臂力，硬是握着凛冽刺骨的铁索，两腿悬空地往刹尖攀去。当时的古建筑都是年久失修，有时表面上看去很好的木板，一脚踏下去却是糟朽的。这座900多年前的古塔，谁知道那些铁索是否已锈蚀、断裂。我们在下面望着，不禁两腿瑟瑟发抖。”
再比如说，考察工作中的艰苦——他的助手这样回忆道：“佛光寺的‘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使我们无法找到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我们站着的顶棚上部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可能是几百年来积存的，不时还有蝙蝠的小尸体横陈其间。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
又比如说，野外生活中的困难——梁思成本人回忆道：“我们简直就在泥泞里开汽车，有许多地方泥浆一直浸没车的踏脚板，又有些地方车身竟斜到与地面成45度角。路既高低不平，速度直同蜗牛一样。”这里说的是交通上的不便。“我们回到旅店，铺上自备的床单，但不一会儿就落上一层砂土，掸去不久又落一层，如是者三四次。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成千上万的跳蚤。”这里说的是居住上的尴尬。
然而，五年来的野外调查，留给梁思成的却只有快乐和欣慰。他将自己融入了这些古代的建筑之中，融入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之中。无怪乎新中国建立后，针对着北京的旧城改造，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但当年他则是这样说的：
中国的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日本侵华战争没能阻止梁思成的坚持与劳作，哪怕付出最大的牺牲
然而偏偏就在这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了！——血淋淋的战火彻底击碎了梁思成美好的设想与宏伟的计划，他不得不中止了野外的考察与测绘工作。
其实，梁思成之所以马不停蹄与分秒必争，也正是为了同这场迟早要爆发的战争展开竞赛——他明白，一旦开了火，这些历史的瑰宝将会永远地葬身于炮火之中。早自1933年起，华北局势就呈现出了严重的动荡与不安：3月，日军攻占热河、承德及长城各口；4月，进攻秦皇岛；5月，占密云，抵香河；8月，占领多伦……这一年的夏天，梁思成正在河北省正定县考察与测绘宋代建筑隆兴寺，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回到寺里，得到滦东紧急的新闻，……原定两星期工作的日程，赶紧缩短，同时等候更坏的消息，预备随时回平。”“这几天之中，一面拼命赶着测量，一面心里惦记着滦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结果是详细之中仍多遗漏，不竟感叹‘东亚和平之保护者’的厚赐。”
不幸的是，战争最终还是赶在了他的前面——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天，梁思成一行正在山西代县，正在为他们终于发现了唐代的建筑佛光寺而欢呼雀跃。由于交通的闭塞，他们直到12日——亦即骑着骡子来到县城之后，才从报纸上得知。林徽因立即给8岁的女儿写信：“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是的，“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这不仅是林徽因的态度，也是梁思成的立场。
北平城里，宋哲元的部队将战壕一直挖到了梁思成的寓所前，颇有一番拼死守城的决心与架式。梁思成见状亦摩拳擦掌，发誓“与城共存亡”。他将周培源、钱端升、叶公超等教授及其家人一起请到自己的宅院内居住，并储存下大量的罐头，以备长期坚守。不曾想，没过几天中国军队竟悄然撤走，古都北平陷入敌手。
儿子梁从诫回忆说：“战争对于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当时也许想得不很具体，但对于需要做出的牺牲，他们是有所准备的。”——是的，“中国营造学社”毕竟属于民办机构，面对着岌岌可危的时局，国民政府的态度只能是“弃之不顾”了。
为此，梁思成所做出的第一个牺牲，便是北平的“家”。——这个位于东城根北总布胡同3号的家，被圈内人士称之为“太太的客厅”的家，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有名的“文艺沙龙”。女儿梁再冰描述道：“这是一个租来的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缨花和散发着幽香的丁香树。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做着开拓和奠基性的工作。”然而，为了不做亡国奴，1937年的9月5日，梁思成忍痛抛弃了它，抛弃了小院中的一切，还有那部名贵的雪佛莱轿车，带领全家踏上了逃亡的路程。
这次的跋涉前后长达三月余。第一站是天津，其目的是为了将营造学社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包括许多珍贵的照片和重要的资料，寄存在一家英国银行的保险柜里，以防丢失，更防落入日本人手中。第二站是长沙，其目的是为了同陆续来到这里的西南联大的朋友们会合，并作短期的休整。第三站是昆明，也是此行的终点站。梁再冰回忆道：“父亲和母亲是北方来的这批知识分子中首先去昆明的，同路没有熟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带着一家老小这样走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的确，这段原本只需要十天的路程，竟足足走了将近六个星期。一是因为山路崎岖难行，二是因为汽车屡屡抛锚——当年即有人编出这样的顺口溜：“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为此一个个的乘客或是呕吐不止，如同害了一场大病；或是被抛在了荒山野岭，忍受着饥饿与寒冷的袭击……林徽因曾这样描述她们一家所乘坐的那部汽车：“这是一辆没有窗户，没有点火器，‘什么也没有’的家伙，喘着气，颤抖着前进，连爬过一段平路都很困难，何况是险峻的高山。”……但是在梁再冰幼小的心中，却深深地为父母的表现感到骄傲——“在这次旅途中，印象最深的是爹爹和妈妈在这种紧张困难的旅行中应付自如，十分‘专业’。譬如打行李，两人合作，动作敏捷熟练，很快地就能把一大包被褥枕头打成一个结实的铺盖卷、用油布包着的；到小饭馆吃饭时准备好一小铁盒酒精棉，将碗筷消毒后再吃。这显然是过去他们到农村考察古建筑时‘练’出来的本事。”
梁思成所准备做出的第二个牺牲，便是他与妻子的“健康”。——林徽因早年患过肺结核，而肺结核不宜劳累，不宜颠簸，这些梁思成都是知道的。果然，当汽车行至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她发起了高烧，连续数日不退。当年只有5岁的梁从诫回忆说：“我至今仍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风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们，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才匀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至于梁思成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需要照顾的病号？年轻时的那场车祸，不仅使他的左腿骨折，而且使他的脊椎严重受伤。离开北平前，医生诊断他为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并为之设计了一件铁马甲，穿在衬衣里以支撑背脊骨。但这时的他，却成为了全家的顶梁柱——上有年迈的岳母，下有年幼的子女，中间还有生病的妻子——为此他只能咬紧牙关，挑起这副足以将他压垮的重担。果然，刚到昆明他就倒下了，约有一年的时间，因病情的恶化不能在床上平卧，只能半躺在一张帆布软椅上。
这样的“牺牲”，对于梁思成来说同样是早已做好充分准备的——数十年后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所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不！她并不是支持我，我认为这也是她的选择。……后来有朋友责备我，说我的选择使得徽因过早去世了。我无言以答。但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
梁思成率领全家所准备做出的第三个牺牲，便是宝贵的“生命”了。——数千公里的路程，不仅有山川的险阻，更有敌机的轰炸，每个人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那是1937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正在长沙休整的梁思成一家，终于遭到了比死亡还要可怕的威胁。梁再冰回忆道：“由于事先没有警报，父亲以为是中国自己的飞机，用手遮额跑到阳台上去看，直到炸弹在他眼前落地起火，才跑入房中抱起了我，母亲抱起了弟弟，并搀扶着外婆下楼。这时门窗已震垮，到处是玻璃碎片。我们走到楼梯拐角处，第二批炸弹落下，墙上砖头向外飞出，抱着弟弟的妈妈被震下几个梯级，落到天井中。等我们跑到大街上时，日机再次俯冲，炸弹第三次呼啸而下，父亲这时估计我们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了，但这炸弹竟没有爆炸。”
如此的惊吓，是很难不让神经受到刺激的。后来重病在床的林徽因便连连出现这样的幻觉：敌机始终在头上盘旋，“那种威胁的轰鸣声和致命的目的性，使我起鸡皮疙瘩，使我感到恶心”。梁思成没有留下心灵的记录，但是在梁再冰的脑海里，却有着这样的一幕久久不能忘怀——“在长沙，三叔和许多伯伯们都常到我家来讨论战局和国内外形势，晚间大家快要分手时，就同声高唱救亡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总是‘乐队指挥’。我们总是从‘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那高昂的歌声和那位‘指挥’一丝不苟打拍子的样子，至今仍是一簇燃烧在我心中的火焰。”
中国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梁思成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中国建筑史》诞生了
梁思成的一家，直至1938年的1月才总算是平安抵达了昆明。然而与后来的七年半的艰苦生活相比，这四个月的颠簸只能算是一个开头，一个小小的“序幕”。——逃难不是目的，逃难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然而，现实的一切却让梁思成痛苦不堪：战争除了让你必须做出“已有准备”的牺牲外，它更让你必须做出“没有准备”的牺牲——这便是一个人的“事业”！一个立志要为自己民族的建筑史做出贡献的学者的“事业”！
梁思成所著的《中国建筑史》
那是刚到昆明不久，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邀请梁思成为他们的学校设计新的校舍。梁思成兴高采烈地动手了，一稿，二稿，三稿，四稿……不曾想稿稿都被推翻了！不为别的：经费短缺！于是乎高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当他把最后一稿的图纸拿出来时，校方再次尴尬地通知他：建筑物的屋顶，除图书馆用青瓦、部分办公室用铁皮外，一律以茅草覆盖；木料和砖头的用量再削减一半，土坯墙改为黏土打垒。梁思成火了：“茅草房谁不会盖？何必要我来设计！”梅贻琦抱歉地拉住他的手：“等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请你来建筑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梁思成的眼泪流了下来。
堂堂的建筑大师没有了用武之地，梁思成只得在昆明郊外的龙头村为自己“设计”了三间住宅。那年费正清看过之后赞不绝口：“内部是轻质的木结构和粉白的石灰墙，房后则是桉树丛中的漂亮小花园。”梁思成则苦笑不已：不曾想这三间干打垒的平房，竟是他为自己设计的第一幢“寓所”，也是他于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作品”！
不久，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也都陆续来到昆明。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梁思成上下奔波，往返努力，终于将中国营造学社恢复了起来，将停顿了一年的工作也恢复了起来。——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那项尚未完成的古建普查工作：当年大家曾寻访过华北和华东地区，如今何不利用这一机会将西南地区也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于是在他的带领下，一支小分队很快便成立起来了。从1939年的9月到1940年的2月，他们的足迹遍及了川康地区的36个县，对于带有地方特点的古建、汉阙、崖墓及摩崖石刻等等，一一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测绘，弥补了原有资料中的不足。
西南地区不同于北方平原，一是山峦重叠，森林茂密，不仅道路崎岖难行，而且动辄迷失方向，成为了巨大的威胁；二是蚊虫猖獗，疟疾横行，不管到哪里都得背着帐子，带着奎宁；至于跳蚤，更是多得惊人——每到宿营地，第一件事就是端来一大盆水，然后站在其中，用力抖动衣裤，不一会儿水面上便漂起一层跳蚤的尸体……
然而，就连这样的工作也没能继续进行下去，就连这样的艰苦也没能继续尝受下去。——那是调查工作刚刚取得了一点成绩，同仁们也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之中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突然决定迁往四川省南溪县一个名叫李庄的镇子中；原因无他，昆明的空袭太频繁，严重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中国营造学社本与史语所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两个单位竟被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炮火，敌人的炮火，几乎摧毁了昆明所有高校的图书资料；唯有史语所，由于先期已安然疏散出了13万册的善本书籍，因此他们大大地为西南联大和其他的学术机构缓解了燃眉之急。梁思成及其营造学社也同样如此，他们不仅一直借用史语所的图书资料，而且更长期地借用史语所的技术工具。因此史语所的搬迁，将严重地影响到了营造学社的工作，为了手中未竟的事业，他们只能继续“捆绑”下去。
那是1940年的冬天，中央研究院及其史语所终于“开拔”了，向着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李庄”迁移了。它的具体位置是在宜宾下游22公里处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上扼金沙江、岷江等河口。战国时期此处为僰人的聚居地，秦孝文王时归属于秦国的蜀郡。人们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迁徙的队伍在路上足足走了两个星期：先是坐卡车，后是乘轮船，最后则不得不登上狭小的用桨划行的木舟……
如今这座江边的小镇，由于当年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以及同济大学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的纷纷迁入，已经成为著名的历史遗址；而梁思成的“故居”与营造学社的旧址也修葺一新，变成供人们参观与学习的纪念馆。然而，当年的情景却远远没有今天这么闪亮：潮湿的空气，氤氲的雾霭，不仅牢牢地笼罩在人们的头上，充满郁闷与窒息，而且更噩梦般地缠绕住中国营造学社的手脚，使其举步维艰——先是经费屡屡得不到落实，一向清高的梁思成不得不四处化缘，八方乞讨，最终竟连工资也发不出了；继而则是从天津传来噩耗，由于大水，寄存在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柜中的资料与图片全部被淹，数年来的心血付之东流；最后则是学社中的两名骨干人员辞职他就，这不啻于断了梁思成的左膀右臂。
那天梁思成失声痛哭了——经济上的拮据，他咬着牙忍受下来了；但是资料的被毁和人员的离去，则意味着他的事业面临着灭顶之灾！……很快，梁思成的一家也陷入了绝境：林徽因已是卧床不起，结核菌开始由肺部转移到了肾脏；梁思成同样是宿疾加剧，脊椎的病变使得他的头“重”得无法抬起，骨瘦如柴的身体只剩下了九十几斤。他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这样写道：“……是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们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其实，远在美国的费慰梅早已从他使用的信纸上发现了问题——“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但是费慰梅还有许多不知：他们家中值钱的东西几乎全都送进了当铺，儿子脚上穿的是用稻草编的鞋子，全家口中“吃”的是梁思成用钢笔和手表换来的食物……
为了抗战，梁思成牺牲了北京的家，牺牲了自己和妻子的健康，牺牲了孩子们的成长；但是唯有一点他不能牺牲——这就是事业，一名建筑学家终生追求的事业！那是1942年的春天，10岁的梁从诫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寒峭的春天——“就在这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父亲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请来当地的木匠，做了几张半原始的白木绘画桌，摊开了他们的资料，决心着手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他们战前的调查成果，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同时，为了实现他和母亲多年的宿愿，又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他和母亲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劈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又和他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绘制了大量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当时，父亲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就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而母亲只要稍微好过一点就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作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
……又有谁能想到，这部让梁思成整整期盼了十七个年头的《中国建筑史》，这部从1927年起就不断地为它做着各种准备——搜集文献资料、进行实物勘测、研究《营造法式》、探寻演变规律——的《中国建筑史》，竟然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诞生了！竟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中诞生了！
那是1944年，距离抗日战争胜利还有一年，梁思成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中国的建筑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他终于可以告慰自己的祖国了，可以告慰那些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他的生命与情感的古代建筑了！这部权威性的著作问世以后，立即得到了来自海外的专家学者们的一致称颂。或曰“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作出了最宝贵的贡献”；或曰“不仅是对中国的叙述，而且可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文献。”
那天费正清悄悄地流下了眼泪，因为他亲眼目睹了这部著作的诞生过程。他感慨地说道：“我深深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继续作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是啊，作为一名杰出的汉学家，他能够讲述中国的历史，他能够讲述中国的文化，但他却讲述不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何能够如此的含辛茹苦，如此的奋不顾身。
《中国建筑史》
——这就是梁思成，曾经在检讨中愧疚自己“没有想到投笔从戎”的梁思成，曾经说过“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的梁思成！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他38岁，他立下的誓言就是：“中国的建筑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
陈虹，女，江苏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主要著作有：《陈白尘评传》《管文蔚传》《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