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49年中国实现了重大的制度转折，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体制度，从制度上彻底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
新中国刚建立时，国民经济的基础十分脆弱，在4.5亿多人口中，人均GDP只有100美元，工业非常弱小且分布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农业非常落后，人均耕地只有0.6亩，由于长年战争，大多是荒芜之地。社会问题也非常突出，物价暴涨，失业严重，疾病流行，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抵抗等等。因此，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任务非常艰巨，不仅是恢复经济，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工业化来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控制中国工业资本的80%，银行资本的70%，工矿、交通、纺织、煤炭行业固定资本的80％。另外帝国主义在华资本也占资本总量的7%。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在华资本，基本建立了“国营经济”的最初框架。据统计，到1949年底，国家没收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58个，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经济占35%。同时还掌握几乎全部的铁路和大部分现代化交通运输业，控制了大部分银行和对外贸易。国家从总体上已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基本命脉。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没有市场的充分作用，尽管从历史的纵向比较的绝对量上看，是增长了，但这种增长并没有根本性的经济意义。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内，人口达到8亿多，但资源配置效率、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得更大。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相比较，更是显现了在旧体制的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锐意推进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万亿美元。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平均实际增长9．8%。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我们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人口吃饭问题。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笔 者为实现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制度大变革，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的实践，并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年的历史。即60年以前的社会大变革和30年以来的经济体制大变革。60年以来的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绩，都应归功于这两大变革。面对当前或未来的30年或60年的五大困难或三大挑战，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矛盾，以及实现拉动内需的各项战略任务的同时，要继续取得伟大成绩，必须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的“政治交代”第六条是“制度建设”，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说：“除了政改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有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一些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能在圈子里选……，小圈子选你们。这是历史条件，没有办法。但这办法绝不能长期下去。最终，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从基层的民主建设抓起。今后我们再也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也不能靠枪杆子来维持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事，靠真理和民主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种观念，今后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必须去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这事从上往下搞风险大，但必须实验。不搞的风险更大。合理的办法是从下到上慢慢演进，先把基层工作做通，农村包围城市，这样风险较小”。
“制度建设”或制度变迁，是彻底改变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经济中的两个重要变量的关系，即权力与制度的均衡与非均衡关系。制度建设或变迁意味着制度与权力关系的调整，意味着集权的模式的解体和多元化的制度的形成。制度产生了平等权，从而也制造了公平，但在制度执行中，权力如何服务于制度是保证公平程度的关键。因此，权力产生于制度供给，但制度要约束权力，一切权力都是制度下的权力。
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微观权力主体与宏观权力主体一直处于非合作博弈的过程中，特别是强制性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改革中某些特权越来越大，某些官员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腐败、官僚作风等现象愈演愈烈。这是由于政治体制尤其是政府制度改革滞后，没有形成竞争性政治市场。主要表现在，政府管理者身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任命制度，被管理或服务对象无权对其管理者行使“否决权”。而且政府官员具有权力终身的色彩，从而使政府人力资源配置缺乏竞争压力。政府行为导致社会福利损失都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政府权力过大，责任过小，责任权利处于不对称状态。政府干预市场不仅不规范，而且很多该管的管不了，不该管的又管得太多，企业的自主权被层层截留。总之，从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上，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没有建立相应的评判、投票和监督乃至否决的机制。针对政府权力及其派生的相应行为，民众无权约束，因而导致政府权力泛滥，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降低宏观管理的效率。
旧的国家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了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体现经济增长和保障民众人权的基础。因此，它的结果是扼杀了人的创造力这个灵魂，带来的是一种愚昧和贫困。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种旧的制度框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此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
现代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法治经济。法治是一个刚性的规则，它必须具有强制性、权威性和稳定性。法治体现的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宪法秩序。
现代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民主经济，有必要在地方各级逐步开展“普选制”。省、市、县、区长以及各个事业单位的“第一把手”都应由所在地的民众进行直接选举，从而真正做到当官的对老百姓负责。老百姓用其法定的投票权来决定“领导者”的命运。不然，我们长期“呼吁”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较多的仍只是口号。
现代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责任经济，要求任何政治行为都必须建立在相应的责任的基础上。不论是企业和个人的行为还是政府行为一旦造成对社会和他人的危害，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民事责任。
上述，是对邓小平“制度建设”的简略诠释，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成熟的表现。在社会主义这个制度上人类已经摸索了一个世纪，在中国也已经60年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应到了走向成熟的时候了。人们希望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00周年时能够实现这个成熟的目标，才可以保证，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才可以保证，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