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朝中、王国英夫妇带着二女儿抱着三女儿拍照纪念
1920年，我出生在河南省西华县逍遥镇阜陵村。我7岁时上了村上办的洋学堂，初中二年级时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我没心思再在耶稣教教会学校读书，夜里和几个同乡男同学爬墙逃回家。
参军 正巧，新四军第四支队李骏大姐住在我家，宣传抗日救国工作。1938年5月，她介绍我参加新四军。入伍后我们先学习抗日救国的道理，学做群众工作。我在诸葛寺大庙里办了两期妇女认字班，培养妇救会骨干。诸葛寺联保处驻有国民党军队，他们将100多贫苦农民抓去当壮丁，关在庙里。我和联保处文书买通看庙门的人，夜里把100多人放出逃生，他们大多数参加了抗日队伍。
1938年10月30日，彭雪枫带领373人东征来到我们西华县杜岗村，和萧望东率领的先遣队、吴芝圃带领的游击队在此地会师。我带着妇女认字班的同志们，也带着她们亲手做的军鞋慰问彭司令员和指战员。彭司令举起一双布鞋大声说：“女同胞们，你们用双手一针一线做的军鞋，我们全体指战员穿在脚上，会多打胜仗消灭鬼子的，让我们团结起来，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三支部队会师后进行整编，定名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张震任参谋长。彭司令同时宣布，第六支队挺进到豫皖苏边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西华部队留下来坚持抗日斗争。他说：西华县是我们的后方，保持和河南省委及长江局的联系，是华中有影响的地区，是“白色包围中的苏维埃”，又称“小延安”。他称赞西华县群众工作基础好，有抗日自卫军，政权巩固，装备不错，是华中与党中央取得联络的交通要道，也是党的文件、革命干部过往的中转站。
西华部队驻扎在周口一带。一天，司令员侯香山找我谈话，让我帮助筹建学兵连，任文化教员，地点在小学内。
国民党反动专员刘庄莆把西华抗日部队视为眼中钉，企图以调防为名，让部队开往漯河以西整编，半路上消灭掉。刘庄莆的秘书叫林亮，是中共秘密党员。他接到密电，立即通知我西华抗日武装负责人侯香山。后来我军急行军渡过涡河，向彭雪枫处转移，敌人扑了个空。我找到副司令吴芝圃要求分配工作，他派人把我带到永城县马村桥乡做民运工作，以后又调到涡阳县丹城集作民运工作。
考验 1941年4月，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中共涡阳县委副书记曾谋和县委秘书吴光大姐找我谈话，说我在民运工作中表现突出，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小油灯下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
此后，部队挺进到苏北洪泽湖畔官塘乡时，接到区党委书记刘子久的审批信，批示我入党后补期6个月。半年后在魏营区官塘乡，由区委书记程辛、组织科长庞玉芬主持将我转为正式党员。不久，批准我任官塘乡党支部副书记。
1941年5月，部队作战略性转移，转战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行军路上，彭雪枫师长风趣地说，我们这支队伍像“杂七队杂八队”，有穿花衣服的“新娘子”，有穿长衫大褂的“先生”，有穿破旧军装戴礼帽的，还有扎毛巾的白发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儿童，身背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捧腹大笑。1942年毛主席号召大生产，我们每人发4斤棉花，自己纺纱换布解决穿衣问题。我当了3年兵才穿上第一套灰粗布军装。
在豫皖苏边区，因干旱无雨，农业歉收，吃饭也成大问题。在那个年代，我们吃过树皮、树叶、野菜、玉米芯、地瓜干，凡是没有毒的，都拿来填肚充饥。陈毅军长诗云：“肚饥响如鼓，有米清可数。野菜加水煮，吃饱劲头足。”这正是新四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1年夏天，由于身背长枪、子弹、手榴弹连续急行军，我的乳房被磨破发炎化脓，不得不到医院开刀医治。主刀医生因没有麻醉药止痛，他便用麻绳把我绑在门板上，接连给我开了3次刀。因为休克时间长，医院认为我没有希望了，就为我买了一口棺材，可后来我又醒过来了，我看到身边的棺材还笑了。这口棺材后来给一位因破伤风而牺牲的同志用了。
锄奸 1941年在涡阳县丹城乡搞民兵工作时，我和王兴乡长以及王洛灵住老百姓家。一天夜里特务开枪把王乡长打死，又放火烧尸，我和王洛灵躲在床底下角落里没有被发现。
还有一次，通信员项进的父亲来看他。深夜趁我睡着了，小项来偷我的手枪，把我惊醒了。我夺过枪来问他要什么？他跪在地上哭着说：“指导员，我对不起你，我父亲叫我把你打死。因为你对我太好了，我不忍心。”随后我叫人把小项看管起来，并向团长汇报。团长派人审讯小项的父亲，才知道他是日本特务，以探亲为借口来搞暗杀的。最后被组织处决了。
1942年11月开始，日寇将近万人向我新四军第四师所在地发起连续33天的“扫荡”，伤病员要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我的爱人刘朝中任教导员，当时身体多病在行署医院边治病边工作，我任医务所指导员。我俩带轻伤员到洪泽湖隐蔽，县委安排上海来的3个青年人和我们同行。我们在芦苇荡里躲避敌人时，一个青年人突然开了一枪。刘朝中问他为什么开枪，他讲不小心走火了。
天黑以后大家都入睡了，我主动睡在开枪青年的身边观察动静。他推了我几次，我假装睡着了。于是他用大棉袄盖在头上，点起小油灯，在小本子上写东西，写完又睡了。我看他睡着后，轻轻从他衣袋里摸出小本子，到船头借着月光看写了什么内容，并给朝中看。他感到可疑，叫我和另一个男同志下船找公安局长，最后弄清楚本子上记录有伤病员、负责人、枪支等情况。局长马上派两个战士和我们一起上船，通过审问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竟是日本特务，伪装成抗日青年搞暗杀活动的。最后枪毙了这3个日本特务。
反“扫荡”胜利结束了，组织上决定我一个人留在洪泽湖边朱台子村做群众工作，建立民兵组织。一天黑夜，农会主任朱大伯急匆匆地来找我，说土匪头子朱大壮回来了，正在家里睡觉。我脑子里马上想到如何为民除害。但没有枪怎么把他干掉呢?我忽然想起有个老乡在后勤部工作，可以去找他借枪。
我和朱大伯借来一长一短两支枪，偷偷溜到朱大壮睡觉房间里，先把他枕下的手枪拿掉了。朱大壮醒来，只好束手就擒。走到村里一大水塘边，朱大壮跳到水塘里准备逃走，我开枪把他打死了。后来我向县委王光宇书记汇报情况，他笑着说，你胆子可够大的！
关爱 我在彭雪枫师长领导的第四师工作，上下关系十分融洽。1943年我任医务所长时，一天团部通知有敌情，让同志们在拂晓前转移到安全地点，并保证伤病员的安全。我紧急布置：重伤员坐担架，轻伤员由护理员照顾步行，所有药品装箱挑着走，炊事用具能带的带走，带不动的放在地洞里。
同志们有序地开始转移了，只有一个被俘的顽军排长不肯走。我再三向他说明，情况紧急一定要转移。他仍然不听，而且说就是把他打死也不走。我一听火了，抽出皮带就是一下子。当时打也是为了爱，否则万一被俘人员再落入敌人之手，就是死路一条。但打俘虏是违反政策的，事后我找到张团长请求处分。他笑着说：打人是犯法的，你要好好学习党的俘虏政策，严格执行，有错改了就好。
后来我任指导员，蔡奎任所长，一个姓冷的被俘国民党军医任副所长。在敌人封锁的情况下，每人只有五分钱菜金。为了给伤病员增加营养，我们自己种莱，到洛塘河用手榴弹炸鱼，给伤病员改善生活。
当时药品奇缺，我让村长出主意、想办法。后来他想出一个妙计：村里有位老奶奶刚病故，村长托城里的亲戚买药，再把药放在老奶奶的空棺材里运回来。
第二天，男女老少几十人，披麻带孝出发了，到城门时，“送葬”的人大哭起来，站岗的也没过问，顺利把药品运回，解决了部分急需药物，伤病员很快痊愈出院，重返前线。我们医务所被评为先进单位，有5位护理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荣获奖章。领导还奖给我一支手枪、一支钢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一天，朝中高兴地请来一位照相的，拍张全家福。开始我俩全副武装，照相的同志讲，你们穿便衣照好，表示已进入和平时期。于是，我们穿便服抱着两个女儿，拍了张历史照片，保持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