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爸爸——刘飞（原名刘松清）离开我们巳经25年了，但爸爸的音容笑貌，爸爸的谆谆教诲，一直伴随着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党的事业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1905年12月爸爸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八里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3岁丧父，随妈妈打零工、乞讨过活。少年时代就给有钱人家放牛，后到武汉，在茶馆做茶役，当码头工人，受尽了欺压凌辱。随着大革命的到来，他很快溶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参加工会闹工潮；回乡组织农会带领乡亲们斗地主、分田地；组建赤卫军。1927年率队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后又率领乡亲们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工农红军。在长达57年的革命生涯中，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身上6处负伤，历经千锤百炼，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

　　妈妈朱一（原名朱素娟）1914年12月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夏港镇。妈妈的叔叔朱杏南烈士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牺牲时任中共苏州吴县地区第一任区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被叛徒出卖，在国民党中央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31年月5月19日在南京雨花台北坡英勇就义。受叔叔的影响，妈妈心中埋下了对旧社会、对反动统治的仇恨种子，从小就自立，自强。初中毕业后，考了不收学费的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外婆四处借钱，妈妈才有路费去学校报到。在班主任孙起孟老师的带领下积极投身学生运动，被当时江苏教育厅列入“赤色学生”的黑名单，监视住校，失去了人身自由。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妈妈在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难民收容所做地下工作。1939年1月由上海地下党派到青浦加入了淞沪游击三支队。1940年，日、伪、顽联合对青浦地区进行残酷的“清乡”，在乡亲们拼死掩护下，妈妈才化险为夷。经组织安排从上海到常熟东塘参加了新四军。从此妈妈出生入死，转战大江南北，直到新中国的解放。1955年为了支持爸爸的工作，不属于复员范围的妈妈，忍痛脱下了心爱的军装。从此身无分文收入的妈妈，为了照顾好爸爸、培养我们六个子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奉献了她毕生的精力。

　　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爸爸是慈祥的，妈妈是严厉的。“要做一个老实人，做一个普通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是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一贯教导。我们姐弟六人从懂事起就知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许许多多和爸爸妈妈一样的人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因此我们都遵照爸爸妈妈的教诲：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不图名，不图利。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忠诚老实地为党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1959年春节建华、凯军、晨华合影于上海家中

中将和上等兵同样两颗星

　　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我看到站岗的解放军叔叔向爸爸敬礼，不解的问爸爸：“同样都有两颗星星，为什么他站岗，你不站岗？”爸爸笑着对我说：“我年纪大了，站岗已经站不动了，我们是分工不同，等你长大后就会明白的。”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似懂非懂，后来跑到站岗的解放军叔叔那里说：“叔叔，我爸爸和你一样也有两颗星。我长大了也当解放军，拿枪打坏蛋。”一直到我上了初中才知道爸爸是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中将军衔。爸爸普通一兵的本色一直在感染着我们，使我们姐弟六人从小就没有优越感。我们相继入伍后，在连队，同志们都认为我们是工农子弟，直到入党时才暴露真实出身。1988年南京军区卫岗子弟小学的同学聚会时，从西安赶来的同桌蒲德胜高兴地对我说：“当年，中校的儿子坐在中将的女儿旁边，我自豪啊！”我一脸茫然地问：“那时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引来在座同学们的哄堂大笑。

我们是普通劳动者

　　爸爸妈妈在生活上很简朴，袜子补了又补，布鞋鞋底前后都打上皮掌。妈妈复员后无任何收入，爸爸一个人的工资除了一家八口外，要支助老家几个堂姐弟的学费和生活，还要接待来往的战友，爸爸的工资总是不够用。六个孩子分吃一个苹果、一个桔子是常事，西瓜从来都是三吃：瓜瓤当水果，瓜皮做菜，瓜子洗尽晒干后待过年时炒熟了吃。我记忆中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未要求全国统一用邮政编码信封前，妈妈记账的本子全是由来往信件和稿纸的反面装订成的，信封也是由收到的信封反过来用的。妈妈为了合理安排一家人的生活，费尽了心血，除了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想方设法搞好伙食外，在院子里养了鸡，种了菜（我和老阿姨常到附近菜场拾菜皮回来喂鸡），还用土布染成藏青色或咖啡色为我们做衣服。我们的衣服裤子和鞋子全都有补丁，妈妈爸爸的内衣也是补丁连补丁，但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14岁的我比两个姐姐都高，姐姐的裤子短，妈妈就接长了裤腿给我穿。解放鞋也是补了又补地穿下去。我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时，曾被同学取笑我太土气，是乡下人。爸爸妈妈知道后鼓励我说：“你就是贫下中农的后代。要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没有农民种粮食，你们吃什么！工人农民是光荣的，劳动是光荣的。”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爸爸妈妈带我们姐弟六人到上海原中苏友好大厦参观阶级教育展览。对我印象最深的是爸爸在一个展出的实物前凝神许久，当我们折回去找爸爸时，看到爸爸心情沉重地站着。爸爸指着一床破烂不堪的棉絮对我们说：“你们看，那时我家中唯一的一床被子，还不如这床！我的母亲苦啊……”爸爸说着说着眼睛湿润了。妈妈在一旁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不要忘了你们是穷苦人的后代，是革命者的后代！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做合格的红色接班人。”是的，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的教导我们会永远牢记。

　　我们姐弟六人从小跟着爸爸妈妈在菜园子里干活：向日葵、玉米、南瓜、冬瓜、花生、西红柿、辣椒、地瓜、蚕豆、青菜、萝卜等都亲手种过。后来我们相继入伍，连队的老兵看我们在菜地里干活的把式，都不相信我们是城市兵。我从四岁起上幼儿园就住校，周末不能回家是常有的事。小学时，家在上海，我在南京的军区卫岗子弟小学住读，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这养成了我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们姐弟六人从上学到参加工作，妈妈从来不给我们零用钱，直到入伍前，我还是“身无分文”。入伍后，每个月6.75元津贴费要寄给妈妈5元。提干后每月52元工资要寄给妈妈30元，余下的作伙食费、生活费和零用。我们提干后需要用的手表、结婚的日用品都是从我们上缴的钱中出的。结婚后结余的钱，妈妈郑重地一一交到我们手中，并叮嘱要勤俭节约。现在我们生活上的俭朴得益于爸爸妈妈的言传身教。

朱一和重孙天翊、仲歆在雨花功德园刘飞墓前

生活检讨会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掀起向“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爸爸妈妈要求我们每周开一次生活检讨会，由公务员沈晓法叔叔和驾驶员高文和叔叔共同参加并主持会议。在会上表扬好的方面，指出不够的地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找出今后努力方向。向解放军叔叔那样开会，我们可兴奋呢。受到表扬后既高兴又要努力保持，挨了批评虽然心中不太舒服，但仍会努力改正，争取下周在检讨会上受到表扬。40多年过去了，今天再次翻阅当年的记录本，感慨万千。虽然文字幼稚，但纯真、无私、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都跃然纸上。我们入伍后能够诚恳待人，团结同志，尊重领导，坚持原则，敢于同不正确的思潮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全得益于当年爸爸妈妈的良苦用心。

生孩子容易，教育孩子难

　　我和爱人因长年在部队很少回家，女儿由她奶奶带着。有时女儿调皮我会不耐烦，当妈妈得知后，不止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生孩子容易，教育孩子难。教育孩子成才更难！你们不能只管温饱，只要孩子不生病就满足了。教育孩子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开始，你们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个老师，要教育好孩子，首先自己要做好样子。”妈妈的谆谆教导使我和爱人深受教育。我们努力在女儿面前严以律己，对孩子的教育也像爸爸妈妈那样严字当头，如教育孩子学会尊重人、团结人、助人为乐，抵御社会上的不良习气，平时不给零用钱，很少买衣服给她穿，孩子穿她奶奶和我做的衣服也从不挑剔。在我妈妈的教诲下女儿健康地成长着。

　　记得1989年动乱时，上初中的女儿巳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她把多年存的压岁钱寄到总政治部转给在北京牺牲的解放军叔叔的家人。后来，总政治部给她回了感谢信。女儿工作后，还闹了个笑话：她穿着我做的裙子上班，被人误认为是打扫卫生的清洁工。现在女儿也成了母亲，她在外婆的影响下教育着我们的小外孙。

你是干革命的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调行政级问题上想不通，向爸爸妈妈发牢骚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这次调行政级，军医能调级而司药（当时我在药房工作，行政23级）就不能调？爸爸看着我说：“你是干革命的！你一天仗都没打过还向组织上伸手？你是共产党员吗？”看着爸爸严肃的面孔，我不敢再说什么。随后妈妈找我长谈一次，我才知道，战争年代，爸爸长征时就巳是红军的师职干部，但从延安调到新四军后，任三支队政治处组织科科长，后来在团职一干就是多年，有不少资历比他浅的、年龄比他轻的成了他的上级，但凭着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观念，爸爸毫无怨言。多少次出生入死，多少次浴血拼杀，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从此，我把调级的事看得淡了。1999年，我应该从技术7级调为6级（正师职），但因种种原因没有调上就退休了。而比我资历浅的后来都解决了6级再退休。当时，我的一个领导在上级面前拍着我的肩说：“凯军没有调6级很想不通。”我当即说：“我想得通！如果我爸爸不出来革命，我不就是山沟里的农村老太婆？和我妈妈比我更想得通，她1935年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参加革命队伍，1940年就是区委书记，可1955年复员后无分文收入，连缴党费的钱都是爸爸的，我还有什么想不通的！我现在是军队的团职干部，比起牺牲的烈士、比起前辈们还有什么想不通的？我要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关心才是。”

　　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退休后除了照顾三位老人外，我积极参加省新四军研究会后代分会的各项活动，协助军区政治部编研室撰写父亲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