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7月11日是父亲黄火星百年诞辰。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不仅是一位慈父，还是一位严师和挚友。在他离开我们的38年中，我们对父亲的怀念与日俱增。
工农儿子惯征战
父亲原姓陈，7岁那年随爷爷奶奶从河南逃荒到江西。因奶奶突然亡故无钱安葬，爷爷只好忍痛将他卖给江西景德镇一名黄姓的瓷商当养子，取名黄火生。将奶奶安葬后，爷爷远走他乡，从此再无音讯。悲惨的骨肉分离，苦难的人生经历，使他在饱尝苦辣酸辛的同时，也不断积蓄着反抗黑暗势力的能量。
1930年10月，父亲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改名黄火星。1931年1月，父亲进入了赣东北特区葛源军政学校学习。诚如方志敏同志所说，这是“一座培养红军干部的熔炉”。在这所学校里，父亲认识了方志敏、邵式平、薛子正等领导，特别是方志敏所具有的那种共产党人崇高的道德风范，更是给父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并对他后来的革命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1931年4月，经该校教育长薛子正等介绍，父亲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当月从军校毕业。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父亲曾担任过江西弋阳第四游击大队政委，红十一军三十三师九十五团政委，福建第三军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及清流县委书记，第一军分区政委兼代英县独立营政委等。中央红军长征之后，曾担任过永定县委书记及独立营政委，第二纵队政委兼五支队政委，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在苏区反“围剿”斗争中，他出生入死、身先士卒，被同志们称为“猛子政委”。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他用方志敏、贺龙同志的革命故事鼓舞大家，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浴血坚持在闽西的山林中……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历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团长，新二支队政委兼三团政委，第七师十九旅五十五团政委，第七师政治部副主任，和含支队政委，十九旅政委。一次，日寇30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向三团的何家湾驻地发起猛烈攻击。临近的国民党部队闻风而逃，但父亲却临危不惧，带领三团的同志们激战9小时，毙、伤敌人300多人，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 皖南事变发生时，父亲是新二支队的政委兼老三团政委，战斗中大腿负伤，但他沉着、坚定，带领部队血战7昼夜，直到粮绝弹尽，才被迫分头突围。他不顾自己的伤腿，及时召开干部会党员会统一思想，组成突围队伍，与敌人斗智斗勇，先后突破敌人14道封锁线，历尽艰辛胜利到达江北。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任二十五军政委。在渡江战役发起之前，三野决定二十五军在和县西凉山渡江。而这一带是父亲多年战斗的地方，他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他向上级建议：“该处渡江江面宽，对面又是湖泊地，渡江后部队展开困难，应改为从无为油坊嘴渡江。”上级采纳了这一建议。由于登陆地点选择得当，致使我二十五军在渡江战役发起时能迅速突破敌人江防，顺利扩大战果，追击、围歼了蒋介石江南残敌的一张“王牌”——二十军，创造了我一个军歼敌一个军的辉煌战绩。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先后担任厦门军管会副主任、主任。面对战后敌特猖獗、社会秩序紊乱、工厂倒闭、商业萧条等复杂的局面，军管会首先建立了厦门各级人民政权，成立了治安委员会，有效地打击、镇压敌特分子，同时打击奸商哄抬物价、扰乱金融、操纵市场的不法行为，取消金银外币，保护侨胞利益等政策，取得了接管工作的决定性胜利，使厦门成为东南沿海前线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
坚持原则重感情
1955年父亲被授予中将军衔，同年5月奉调进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第一任检察长，11月10日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在检察工作中，父亲始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秉公执法。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个水平高低的问题，而且是个党性问题”。他对每一例案件的处理都十分慎重，重调查、重证据、重事实，不枉不纵。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斗争，在这场来势凶猛的政治浪潮中，父亲依然像以往一样严格贯彻执行党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刚直不阿，不顾个人遭受指责，勇于承担风险，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他的领导下，整个军事检查系统没有一人被打成右派，有力地抵制了扩大化错误。
由于童年苦难的经历，使父亲从7岁时起就永远失去了与自己有血脉关系的亲人的联系。参加红军后，他在长期的革命岁月中与同志们建立起深厚的战斗友谊。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身边的同志无论职务高低，他都满腔热情，以诚相待。有位新四军老同志向我讲述了有关父亲的一段往事：抗战期间，一次他负伤准备去住院，他向父亲提出，希望组织上能多给点照顾（其实就是想多要点钱）。他本以为同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父亲会网开一面答应他的要求。可父亲当即拒绝了他：“不行，谁都要按规定发。”但紧接着，父亲却将自己的全部财产——10元钱和一只手表塞给了他。这位老同志实在过意不去，只好留下了8元钱。父亲就是这样，在工作中既讲原则也重感情，因而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
坚信正义胜邪恶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六个。记得小时侯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几乎每到周末他都要依次检查我们从学校带回的作业，了解我们在学校的表现。那时，大姐力燕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父亲经常表扬她，要我们向她学习。虽然那时他工作很忙，但每当我们拿着作业本来到他的面前时，父亲都会和善地接过作业本，一页一页认真地翻看着；有时，他会对其中的错字、错题提出询问，只有得到满意的回答时，才会在我们的作业本上用毛笔签上他的名字。
在平日里，父亲总是全家睡得最晚，起得最早的人。不管工作多忙，他每天总不忘听广播、看书、看报纸。他还根据我们年龄不同的特点，为我们订了画报、杂志，叮嘱我们不但要努力学习，字也要写得端正，人要保持整洁，言谈举止要有礼貌。父亲就像一个辛勤的园丁，我们在他的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
1966年的夏天之后，我们发现一向和蔼可亲的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当时家中只有力燕参加了“大串联”。当她回来后，父亲向她询问所见所闻，总是忧心忡忡地和她讨论着……很快，父亲也受到了冲击，随着“运动”的深入，高检和高法机构被宣布停止工作，父亲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沉闷。
对于那段举国动荡的日子，一直住在家中的小妹力帆是这样回忆的：
“那段时间里，父亲常带我去一些叔叔阿姨家走访，交谈，他们很少谈及在这场运动中的个人得失，更多的是相互之间的安慰和鼓励，他们回忆着枪林弹雨的战斗岁月，一同为国家的前景、命运而深深忧虑着……
“当时，来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父亲以高度的责任感积极工作着。一次，一个大哥哥来到我们家，哭着讲述了他的父母一夜之间被‘造反派’夺去了生命。对此，父亲非常震惊。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父亲泪流满面。父亲为他不能有效地保护战友及其家人，为不能严惩杀人的歹徒而难过。就是面对这样尖锐复杂的情况，我也从没有在父亲和那些叔叔阿姨的谈论中听到悲观失望的话，感受更多的却是父辈们坚信正义总有一天会战胜邪恶，坚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会拨乱反正，国家会重新走向正轨。
“1970年夏末，父亲因患癌症住进了北京医院。虽然身患重病，父亲却没有丝毫的悲观，相反还关心着一同住院的病友。华罗庚叔叔住在父亲隔壁的病房里。看到他整日闷闷不乐，父亲一有时间就开导他，鼓励他。一次，家里做了发菜炖鸡，我给父亲送去，正好华叔叔也在父亲的病房里。父亲说发菜不容易弄到了，还说要是有酒就更好了，笑着请华叔叔一起吃。其间，父亲特意让我背诵李白的《将进酒》。我知道，父亲表面上是想以诗当酒来助兴，实际上是想借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来劝导华叔叔。他还讲了三年游击战时期的艰苦生活。父亲说，那时由于敌人封锁非常严密，吃盐都是不易的，出了汗，衣服湿透了也要舔一下。还说捉到虱子也要吃掉，因为那也是‘肉’呀！我和华叔叔都被父亲乐观风趣的讲述逗笑了。父亲还深情地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好多了，眼下是党和人民对我们新的考验，治好病，我们还能再为国家做贡献！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华叔叔的愁容。
“关于如何做一个好人，父亲也有他自己的诠释。父亲对我说，做人不但要按毛主席说的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甚至要为这一切献出生命！当时由于年龄尚小，还不能真正的理解，但我仍然把这些话铭记在心中。
“时隔不久，父亲的病情加重，有时刚吃下的东西就吐了出来，可父亲仍然坚持再吃。父亲不但自己顽强地与病魔抗争，还叮嘱我要照顾好妈妈。那时，妈妈工作很忙，单位很远，下班后再去医院，常常很晚才能回家，父亲十分心疼她。父亲还嘱咐我和哥哥不要让小弟海平一个人独自来看他，他年纪小，过马路时要特别注意安全。因为当时住在家里的只有我一个女孩儿，父亲还嘱咐我家务事要多做一些，不要让来家里帮忙的老表姐累着了。就这样，父亲用他全部的爱心关怀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直到走完他生命的最后里程。”
应当说，小妹力帆对父亲的回忆，弥补了我对父亲最后一段人生经历不了解的空白。
只做山谷不做尖
“文革”期间的1968年，我刚上初中，当时正是“三忠于四无限”最风靡的时期。一天，一位同学上课迟到了，他“诚惶诚恐”地在班上检讨说，这是对“伟大领袖最大的不忠”。其实，这在当时是一句最时髦的语言，但我总感到他说的太过了。回到家里，我向父亲说出了自己的感受。父亲听了之后，首先肯定了我的看法。他说：有关“忠”字的提法，原本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应当把它只演化成一种表面的形式。如果把日常生活中的每件小事，动不动都提升到“忠”字的高度来衡量，那实际上贬低了“忠”字的含意。父亲的话，给了我启发，年轻人容易冲动，凡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学会独立分析思考。
那时学校里的“红卫兵”极富政治色彩，我们班40多名同学中只有6名是“红卫兵”，我是其中之一，负责宣传工作，免不了与同学发生一些矛盾。有一次我向父亲谈到学校里的这些事情，父亲听完后并没有发表看法，而是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做人不要总想着去做山尖。山尖固然很高，老远就能让人望到，但它很陡峭，使人很不容易接近，而且它上面的地方很小，摆放不下多少东西，也站不了多少人。而山谷就不一样了，它很深很大，可以容纳很多的东西。”父亲的这番话，直到今日仍令人回味。他用“山尖”与“山谷”形象的比喻，向我揭示了如何做人的道理。今天，当再次回顾父亲的人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自己恰恰就是一个虚怀若谷、宽宏大度的人，他的确是一个一辈子只做“山谷”而不做“山尖”的人。
父亲生前也像关心自己的儿女一样，非常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让年轻的一代更好地学习方志敏，更好地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父亲曾亲自写稿，在北京、天津等地向青少年们进行专题演讲。值得高兴的是，这次为准备纪念父亲的百年诞辰活动，我有幸找出这份父亲当年的讲稿全文。
在这篇讲稿中，父亲着重提出了“向方志敏同志学习什么”的问题，并结合他自己个人的体会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
1．学习方志敏同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党一片忠诚的气概。
2．学习方志敏同志强烈的群众观念。
3．学习方志敏同志的团结精神。
4．学习方志敏同志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5．学习方志敏同志顽强的学习精神。
父亲当年为学习方志敏归纳的五个方面，也是他人生最好的写照。
我们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