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我所在的坦克第九师执行增兵华北任务，由安徽三界地区调至山西长治地区驻防，并由南京军区改隶北京军区。因此，我有了去北京出差的机会。1971年夏，我探亲回家，父亲对我说：“下次再去北京，就去看看你傅秋涛伯伯和陈斐然伯母，替我问个好。自从1949年4月25日我们在南京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已经20多年啦，不知道他们现在处境怎样?真想念他们啊!”
1974年年初，组织上安排我到北京长辛店装甲兵技术学院学习。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按照父亲告诉的地址，一路打听，终于在一家煤基店旁边找到了北池子13号。朱红大门上一对古铜色门环，门楼上飞檐画梁，是典型的明清建筑。我上前摁响了门铃，不一会门被拉开了一条小缝，门缝里露出了一名年轻军人警觉的面孔。
“你找谁?”
“请问傅秋涛的家是在这吗?”
“你是哪的?”
“装甲兵技术学院的。”
“你来干什么?”
“看望傅伯伯啊。”
“你姓什么?”
“我姓傅。”
“哦?!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父亲的老首长啊！”
说话间，我推开大门进了院子便向屋里走去，身后那个年轻的军人满脸疑惑地看着我，嘴里在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
当我走进客厅时，傅伯伯已从房间来到了客厅。
“你是谁啊?干什么来啦?”
我向傅伯伯边敬军礼边说：“我是您老部下傅彪的儿子，是替我爸爸来看望您的。”
“噢，傅彪啊!他现在可好啊?”
“爸爸已在去年去世了。”
傅伯伯略有所思地说：“嗳!好人不长命啊!”随后傅伯伯为我倒了一杯茶，并问道：“你怎么能找到这来的?”
我说：“是爸爸留给我的地址。爸爸在世的时候，就让我替他来问候您，今天我来看您就是替他了心愿的。您和伯母现在都好吗?怎么只有您和勤务员在家?伯母出去了?”
傅伯伯愤愤地说：“什么勤务员!是那帮人派来监视我的!你伯母不在这里。”接着他说：“我这里只有余秋里敢来看我，其他人都不让来，你怎么敢来看我呢?他们怎么让你进来的?”
我说：“我是来看望父亲的老首长的，怎么不敢来呢？”随后，傅伯伯兴致勃勃地说起他和我父亲从湘鄂赣开始一起闹革命的经历。他说：“你爸爸1929年6月在修水参加革命，一直随我在红军肃反队、游击队、交通队、红军独立二师、湘鄂赣省苏维埃、湘鄂赣省保卫局工作。1936年，省委派他去修铜两县苏维埃肃反委员会任主任、修铜两县苏维埃任主席。1937年12月，从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一团起，到1939年他到新四军教导总队九队学习，我们都在一起。1940年，他被调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皖南事变后他编入新四军二师工作后，我们就分开了，直到1949年4月我们在南京见了一面。之后，他去了浙江金华军分区，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了。”他沉思一会说：“在南京见到你爸妈时，他们已有两个孩子，现在有几个孩子啦?”
“有六个，两个女儿，四个儿子。”
“都叫什么?”
“老大是女儿叫傅秋，老二是儿子叫傅扬，我是老三叫傅涛……”
傅伯伯连忙叫停，追问道：“你姐姐叫什么?”“傅秋啊。”“你呢?”“叫傅涛。”傅伯伯两眼直直地瞪着我：“你姐和你怎么都用我的名字啊?!”
我忙答道：“我也不知道，也许爸妈是为了纪念你们的友情吧!”接下来便是傅伯伯一阵爽朗的笑声……
不知不觉已到中午。“别走了！”傅伯伯说：“就我一个人，中午就在这里陪我吃饭。”往日的战友深情唤起了他美好的记忆，使身处困境的老人如此开心，我欣然地接受了他的挽留。饭间傅伯伯问：“你吃苦瓜吗?”
“吃，上世纪60年代南京还没有人吃苦瓜时，爸爸就带着我们自己种苦瓜吃了。”
“你们怎么吃的啊?”
“豆豉炒苦瓜、辣椒炒苦瓜，还有清炒苦瓜、凉拌苦瓜……”
“哈哈，花样还不少哪!能吃苦的人，才会知道甜，真是湘鄂赣的伢仔啊!我今天让你吃苦瓜炖鸡汤，你吃过吗?”
“没有。”
傅伯伯为我盛了一碗汤说：“那你喝喝看。”我尝了一口，汤里有着苦瓜淡淡的清苦和鸡肉的鲜美，真是清香四溢啊。饭后，我向傅伯伯道别，他将我送至门前，小声地问我：“有时间的话，还敢来看我吗?”
我坚定地答道：“敢!我一定会来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我从装甲兵技术学院毕业返回山西的部队，都没能再去看望他老人家。
后来，部队移驻天津。1978年底，我爱人到天津来探亲。我岳父与我父亲是老战友，也是傅伯伯的老部下。1979年1月初，为实现我对傅伯伯的承诺，我和爱人从天津来到北京来看望傅伯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一大批革命老前辈得到了解放，重新恢复了工作和自由。傅伯伯家里那些监视他的人已撤走了，陈斐然伯母也见到了。我们一进门傅伯伯就立即认出了我。“你是傅彪的那个叫傅涛的伢仔吧!”我真没想到都四年多了他还能清楚地记住我的名字。接着他指着我爱人问：“这是哪一个啊?”
我忙说：“她是我爱人，是您的老部下王彪的女儿。”
“王彪?哪个王彪啊?！”傅伯伯皱着眉头略有思索地问。
我一下醒悟过来了忙说道：“就是王得胜，后来改名叫王彪了。”
伯伯眼睛一亮高声说：“王得胜，王得胜，晓得晓得!改什么名字!还改了个王彪，是不是跟你爸爸傅彪学的噢?!”然后又哈哈大笑起来说：“一个傅彪，一个王彪，两个彪就是两只虎噢!了不得!我身边出了两只虎啊!”接着他对我爱人说：“你爸爸这个王老虎是个一打仗就不要命的哟!”又指着我接着说：“一次我让他爸爸和你爸爸去侦察敌情，回来时路过白匪的一个碉堡，他们一看只有三四个人在看守，就冲进去干掉了那几个白匪，缴获了三四条枪和一些弹药，刚撤到路口不远处正碰上碉堡里其他十来个白匪回来了，狭路相逢，他们趁白匪还没发觉碉堡里发生的事，就吹着哨子大喊着‘二班向左，三班向右，一班跟我上’，白匪一下子被吓蒙了，立即散到道路两边趴倒，他们就迅速地冲了过去。白匪等了一会，没有发现后面有什么部队，知道上当了，连忙掉头就追。他爸爸让你爸爸快把枪摔了，他就是不肯，直到甩开敌人后一看，他的鞋都跑没了。回来后我骂他不要命啦，他嘿嘿一笑说：这不是又多好几条枪了吗?你听听，嗨!真是个要枪不要命的东西!”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我们又谈了许久。考虑到傅伯伯身体不好需要休息，我们起身依依不舍地道别，没想到这竟是我们和傅秋涛伯伯、陈斐然伯母的最后道别。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些从湘鄂赣走出来的父辈们几十年来乡音未改，真情不变，在他们身上有着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