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

　　1937年12月12日南京沦陷后，武汉这个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成了中国的临时首都。一时间，国内和国际各种势力在这里形成巨大的漩涡激流。走进这个漩涡激流之中的有一位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女士，她在武汉度过了不平凡的10个月。

她说服美国大使支持组建中国红十字救护队

　　1938年1月，史沫特莱着一身八路军军服，从山西的抗战前线奔往武汉。

　　来武汉的路上，她目睹中国伤兵之惨状：由于缺医少药，许多伤员伤口感染、化脓腐烂了，沾满血污的绷带没法更换；一些伤员因缺医少药折磨而死……她的心像被针刺一样的疼痛，她强烈地感到，必须组建一支中国红十字救护队，解救伤病员。

　　史沫特莱一到武汉，首先拜会了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馆大使詹森，詹森笑着说：“史沫特莱女士在山西前线采访，报道八路军抗战事迹，使我们了解了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史沫特莱将为八路军筹集医药用品，组建中国红十字救护队的想法和盘托出。她努力地、耐心地说服这位大使先生。大使先生耸了耸肩，说了声：“OK！”詹森终于同意了。

　　“你同意了！”史沫特莱高兴得大声嚷道。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称她是伤病员的救命恩人

　　接着，史沫特莱又去找她的同胞，美国驻华武官约瑟夫·史迪威上校、陈纳德上校，还有弗兰克·多恩少校和埃文斯·卡尔逊少校等，以其所见所闻的事实，与他们谈论远东的局势和中国抗日战争之现状，争取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史迪威上校弄来满满两卡车药品，并派车送往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同时，他还透露：“国际红十字会的仓库里装满了新近运到的药品，包括新研制的磺胺制剂，你赶紧到那里去，为八路军要一些，一分钟也不要耽搁！”

　　史沫特莱像军人接受命令一样，火速前往在汉口的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去交涉要些药品，但遭到拒绝。国际红十字会负责人告诉她：他们接受国际援助的救济物资，通常只给教会医院。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因此，这些国家的物资是不给中国军队的。

　　史沫特莱愤怒了！她尖锐地批评，据理力争地说：“中国人民在流血，中国妇女儿童在流血，中国军队在流血，难道你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他们为人类的和平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难道你们也不同情吗？你们的人道主义哪里去了！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也要发发慈悲之心吧！……”不知是她的慷慨陈词，还是她的虔诚所至，国际红十字会的官员们被她征服了，同意供应中国军队部分药品。然而，她并不满足于此，紧接着，她借刚到任的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爵士邀请她赴宴之机，凭她对中国抗战事业的一片赤诚，说服了英国大使。

　　“史沫特莱女士，我答应你的要求，尽量帮助你。”从此以后，他们之间建立了充满真诚愉快的友谊，英国大使从不拒绝史沫特莱提出的救援计划，为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捐赠了大量医疗用品和款项。

　　1938年2月上旬，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会晤史沫特莱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等人，他们商量决定，组织国际友人代表团，赴山西慰问八路军。很快，一个国际友人代表团组成了，他们携带两卡车医药物品，艰难跋涉,辗转奔波，到达山西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夫人康克清与著名女作家丁玲等，热情地欢迎和接待了国际友人代表团。代表团成员说：“我们决定来前线慰劳八路军抗战将士，应该感谢史沫特莱女士！是她的宣传演讲，使我们知道了八路军将士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奋不顾身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八路军是一支伟大的军队！”

　　4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来汉口，与史沫特莱、斯特朗、弗兰西丝、鲁茨等著名记者及国际友人会晤，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史沫特莱得知八路军仍然缺乏绷带、纱布等医药用品后，旋即电告加拿大、美国有关团体，请求援助。不久，哥伦比亚州和平组织寄来绷带及其他外科药品3万件，救济难民的衣物600余件。史沫特莱马上将这些救援物资送到八路军卫生部。彭德怀立即致电史沫特莱：“尊敬的史沫特莱女士，您非常关心八路军伤病员，我衷心地感谢您募捐医药用品，及时送给我八路军卫生部，这真是雪里送炭！伤病员们都说您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她与朱德联名写信给印度国大党，请他们派医生为抗日的中国军队服务

　　史沫特莱到武汉的第二天便去德明饭店，找到很久不见的著名的南斯拉夫公共卫生专家、国际联盟派在中国担任政府卫生顾问的鲍谦熙博士，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恰好，鲍博士相约两位中国医务界优秀的科学家叙谈，一位是金宝善博士，另一位是林可胜博士，商谈筹办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史沫特莱与他们一拍即合。从此，她为中国红十字会而辛勤地奔走呼号！

　　在中国军队里，除了医疗器械和医药极度匮乏外，整个军医队伍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合格军医，大部分护理员和看护兵是由于体质弱不宜作战从战斗部队里抽调而来，他们有限的医学知识与那些不合格的军医一样，是刚从短期医训班学来的。

　　她急切地找到军医总署署长卢致德博士和林可胜博士，参加他们的重大改革，开始推行医药用品标准化，决定在长沙设立战时救护学校，轮训全部军队医务人员骨干。救护学校从野战医院、后方医院和各部队按每一批数百人的规模抽调军医，进行集中的基本训练，结业后回前线去为其他军医上课。

　　这一期间，史沫特莱往返于汉口与长沙之间，孜孜不倦地为红十字救护总队和救护学校工作。这两座城市有着数以万计的伤病人员，每一条通往前线的道路上都是望不到头的担架和步行的伤病士兵，救护总队每隔十几公里在公路边都建造了一个竹棚，为伤病员提供临时休息，供应饮食和进行简单的医疗。这一举动，颇受伤病士兵的欢迎。史沫特莱不厌其烦地为伤病员做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

　　在延安，史沫特莱曾与毛泽东联名，呼吁美国人民和红十字会向八路军派遣外科医生。在离开延安之前，她又与朱德联名写信给印度国大党，请他们派合格的医生来华，为抗日的中国军队服务。

　　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馆通知她：有一个从美国来的医务小组，要求到八路军部队里去服务，请你负责接待他们，并向他们介绍八路军的情况。

　　史沫特莱放下电话，即刻赶到大使馆，会见来华的医务小组。与他们见面时，她才知道这个医务小组只有三名医务工作者，领队是著名的加拿大大夫诺尔曼·白求恩。经过交谈，她了解到，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是一个经验丰富、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1936年，德国法西斯入侵西班牙时，他曾亲赴前线，救治伤员，为西班牙人民服务。这次，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迫不及待地要求到山西五台山为八路军服务。史沫特莱颇为感动，赞赏：“白求恩大夫，您这种国际主义精神令我钦佩，值得我学习。”

　　“No，no，no！”白求恩十分谦逊地说：“史沫特莱女士，您在中国工作了10年，您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为之努力奋斗，这才是国际主义精神！您向全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您亲临前线，跟随八路军转战杀敌，写下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战地通讯，使我深受教育。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到中国来，为八路军、游击队伤病员服务，向您学习。”

　　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史沫特莱向白求恩详尽地介绍了八路军缺医少药的情况，充分交换了意见。白求恩大夫与美国教会医院理查德·布朗大夫等一行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们。

　　印度国大党收到史沫特莱和朱德的联名信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派出了以著名外科医生柯棣华为首的，由5位外科医生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翻过帕米尔高原，长途跋涉，于1938年夏来到武汉参加了红十字救护总队。来汉之初，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将他们5人安排在汉口陆军医院工作，没有派他们去八路军那里。武汉沦陷后，他们和红十字救护总队的一些医疗队一道向西撤退。在重庆，几经周折，他们最后还是辗转到了山西八路军部队，在那里工作得非常出色。白求恩、布朗、柯棣华等著名医生都是史沫特莱的好朋友。

她“一直忘了自己不是一个中国人”

　　白天，史沫特莱全身心地为红十字救护总队工作。夜晚常常通宵达旦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稿。她以锋利的笔触,真实地向世人报道，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勇敢抗击日军的英雄事迹。她在文章里写道：“中国之抗战，不仅为民族生存而战，也为世界之正义与公理而战。”

　　1938年1月15日，《新华日报》创刊的第四天，就发表了史沫特莱撰写的《风陵渡见闻》，报道了她1937年底在黄河岸边目睹国民党军官对一群衣衫褴褛的伤兵的冷酷情景。她在文章中大声疾呼：“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我从未见过的冷酷笑声，我叫他们记住一条真理：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在武汉的10个月，史沫特莱以记者的身份，经常到前线采访，写了大量的报道，她的文章爱憎分明，情真意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38年8月13日出版的《抗战文艺》第16期上，发表了她的特写《俘虏》，真实地描述了在八路军的教育感召下，一名日军俘虏对中国军队从仇视到热爱，从敌对到信任的思想演变过程，热情赞扬了八路军和老百姓对战俘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9月11日，她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殷切期望中国青年：“在今天，每个中国人能起来保卫祖国，中国永远不会被征服。”

　　在武汉，史沫特莱完成了她关于中国的第三部著作《中国在反击》（前两部著作是：1933年出版的《血染的中国》和1934年出版的《中国在战斗》)，这是一部反映她耳闻目睹了西安事变后，踏着八路军的足迹，到山西抗日前线，进行实地采访和细致考察后，关于中国抗战情形的全面报道。她深刻描绘了八路军指战员美好而崇高的精神境界，热情讴歌了八路军战士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中国在反击》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位美国书评家高度评价这本书是红军“由长征到成为近代军事奇迹的八路军的历史”。

　　史沫特莱在她的文章里，反复谈到中国军队里的伤病员和难民的情况，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她向世界性组织、国际社会大声呼吁，要求给中国援助救护车辆、汽油、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械。她和她的好友一道，恳求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馆捐款，支援中国抗战。她向美国总领事提交了《美国红十字会援华六点建议》，美国总领事认为“六点建议”很好，建议送交华盛顿。华盛顿美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来信给予了肯定：“你所提供的情况很有意义而且动人心弦。我们对你为解除伤兵的痛苦而进行的努力当然深表同情。”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史沫特莱来到新四军战斗的长江下游敌后地区，转战华中，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进行战地采访，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中国军民与日军浴血奋战的通讯和特写，以及她与新四军指战员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真诚友谊和依依难舍之情。在渡江北上的那天夜晚，她和新四军战士们轻轻哼起强渡长江的战歌：“长江是我们的，我们千百次自由地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