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七年多，震后恢复和重建工作正以决战救灾的速度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是，那一幕幕山崩地裂、房倒楼摧的揪心场景，一个个生死瞬间的鲜活面孔，一幅幅感人肺腑的救人画卷，一曲曲人性光辉的生命赞歌，至今萦我脑际、荡我胸怀。
奔赴抗震救灾一线以80后、90后为主要成分的人民子弟兵，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盼与重托，在炼狱般大灾大难生死决战的紧要关头，经受住了考验，依然展示了“铁军”的风采。在人民群众的眼里：绿色的军装，就是希望；金色的军徽，就是救星。“铁军回来了”、“解放军来了，我们有救了!”这响彻震区山寨羌乡饱含深情的声声呼唤，那么亲切、耳熟，又是那么让人感动和眼热!这呼唤，曾经在北伐战场的湘鄂大地上回响，在抗日战场的黄河两岸、大江南北激荡。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任星转斗移、山河换颜，戎整军改、兵进将出，无论是剿匪平叛、抢险救灾，还是投身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这跨越时空的呼唤始终没有停止过。这呼唤，像一杆秤，称出了子弟兵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分量；似一面镜，鉴照着这支新型人民军队无愧于新时代的“铁军”称号，一如既往地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铁军”，是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赞誉。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来自百姓、建功人民、誉满青史、名播千秋的军队，也像其他事物一样，有其孕育、发展和成长的过程。主要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借道发展。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合作。1925年7月，在广州国民政府所属部队基础上，统一编组国民革命军，这是为推翻列强支持的封建军阀而成立的新型革命队伍。虽然军队中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数由共产党人担任，但共产党并没有掌握军队的领导权。随着孙中山的逝世，蒋介石独揽军权，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共产党员全部赶出由他直接控制的第一军。由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仍为蒋介石的假象所迷惑，不同意共产党另组军队。既然公开组建不行，只好借道发展，在新编成的国民革命军这个“躯壳”中，由共产党建立一个团，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1926年元旦改为该军独立团。整个团队的组建，由陈延年任区委书记、周恩来任区委军委书记的广东区委亲自谋划和安排，人员经过严格考察和选定，不仅团长叶挺是中共党员，而且调集了20多名共产党员充任连排以上各级领导。把当年孙中山交给共产党人管理、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铁甲车队并入该团。用时任叶挺顾问的捷斯连科的话说：“团里有将近2000人，由于团长和许多战士是共产党员，这个团常被称为共产党的。”该团的成立，使共产党有了自己独立掌握的最早一支武装部队。如果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孕育于由共产党参加领导的黄埔军校，那么，她的前身则是借助了国民革命军的“躯壳”。
——扬誉北伐。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的共同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复兴中华，这才有了国共两党共同戮力的国民革命军悲壮的北伐。1926年7月，从广东出师的国民革命军，开始了铲除旧军阀的伟大进军。在这之前的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遣队从肇庆出发，率先揭开北伐战争的序幕。在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三大战役中，叶挺独立团在友军的协同配合下，打头阵、当先锋，英勇作战，所向披靡。汀泗桥之战，秘密通过只有樵夫才走的崎岖山道，犹如“神兵天降”地抄后路破敌；决战贺胜桥，独立团几乎濒临危境，仍奋勇向前；攻打武昌城，叶挺独立团冒着敌人居高临下炮火，架云梯强行攀登，前仆后继，伤亡惨重。1926年9月30日的《广州民国日报》赞誉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独奏奇功”，“铁军之号，遂洋溢于湘鄂间”。在贺胜桥之役中，独立团伤亡150多人，占第四军伤亡总人数的1／4强；在武昌之役中，独立团牺牲官兵191人，占第四军牺牲总人数的40％。国民革命军北伐，最撼天动地的是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是革命军人视死如归的壮举。亲身经历北伐战争的郭沫若，曾以“党军建立一雄团”的诗句颂扬叶挺独立团这个“铁拳头”。在武汉军民庆祝北伐胜利贺献“铁军盾”仪式上，叶挺独立团代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接受了这一崇高荣誉。正像耸立在武汉洪山烈士陵园的独立团北伐阵亡官兵烈士墓碑上所铭刻的：“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
——壮大在井冈山。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成为篡国窃权、凶残毒辣的新军阀、刽子手。在极度白色恐怖的危境中，共产党大智大勇，凭借在北伐中叶挺直接率领和由独立团演变来的部队，以及贺龙的武装等共3万余人，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第一枪。起义揭开了共产党独立创建人民军队的序幕。紧接着，中共中央在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总结了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制订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正确方针。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组建了一支工农革命军，对公开组建共产党自己的队伍进行了有益尝试。同年12月，共产党组织发动了广州起义，对人民军队的性质作了新的探索，军队正式称为“工农红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土地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理论到实践已臻于成熟。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失利后，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的一部转战海丰，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辟了海陆丰根据地；一部随朱德、陈毅转战赣南、湘南，于1928年4月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北伐革命的火种汇入三大起义的洪流，创建了人民军队。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的红四军的成立，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起点，是继“八一”南昌建军之后，在井冈山举行的我军发展壮大的奠基礼。这支铁军洪流，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一次次的重兵“进剿”、“围剿”，创建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1931年朱德提出建设“铁的红军”的口号，使铁军传统在红军中广泛传播和发扬。
——建功抗日敌后战场。第一次国共合作两党的共同任务是革旧统、搬“大山”、复兴中华；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则是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的国共两党谈判，核心是红军的改编。经过艰苦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3个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4．6万余人；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共1万余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红军主力和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是国共两党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步骤。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军担负正面战场作战任务；八路军、新四军分赴华北、华中敌后抗日前线，开展打击日军的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正面和敌后战场，是一个战场的两部分，既互相配合、又互相支援。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抗日战争转向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采取诱降为主、打击为辅的政策，正面战场作战减少和减弱，敌后战场逐渐转化为抗击日伪军频繁进攻的主战场。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挑起了抗日的重担，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90％以上的伪军，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8年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了大小战斗1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多万人，并使自己发展到120万人，根据地人口扩大到1.3亿人。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进行了整编，陆续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共歼灭国民党军800余万人，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迎来新中国的旭日东升。
回顾我军坎坷崎岖、峥嵘悲壮的发展历程，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一脉相承的铁军之旅，可以概括为：孕育于黄埔军校、借道发展在国民革命军、扬誉北伐湘鄂大地、建军升旗南昌、壮大奠基在井冈山、建功敌后抗日战场、高唱埋葬蒋家王朝凯歌汇成解放大军铁流、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宏伟事业中续写辉煌！
作为一名曾经担心独生子女参军能否履行好使命、续好传统的老兵，直到这次抗震救灾，我才感到自己落后于形势，对扬帆世纪潮头的新一代军人顾虑多于信任，身在兵中不知兵。大震大灾，也是大考。风华正茂的忠诚卫士、双鬓染霜的赤胆将校，一声令下，冒着余震义无反顾地冲向震灾一线，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视灾区百姓为亲人，用双手托起灾区人民的希望、用言行和青春热血昭示世人：新时代的铁军传人，不愧为国家的柱石、民族的脊梁、人民的长城、共和国安全的铁壁铜墙!这里，我谨以一个老兵庄严的军礼，对在抗震救灾中立新功、做奉献的子弟兵，表达崇高敬意、真诚祝愿和热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