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为迎接战略大反攻，苏浙军区卫生部急需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卫生干部。为此，军区卫生部从苏中公学、苏南地区政府、苏中二分区卫校抽调了部分学员，另从十六旅卫校转来学员40多人，共计90多人，于1945年2月中旬在长兴东风岕成立了苏浙军区医务职业学校。学校名誉校长由当时苏南行署主任吴仲超兼任，校长由苏浙军区卫生部长李振湘兼任，教务主任是彭道清，政治指导员是丁礼。当即，学员们就投入到紧张的基础医学学习中。
同年4月底，医校从东风岕出发，经过几天的行军，5月初到达孝丰县五云里村军区卫生部驻地。当时，正是天目山第一、二次反顽战役后，大批伤员收容在军区后方医院。说是医院，实际只是一个医疗队，任务非常繁重。军区卫生部长李振湘决定成立一个临时野战医院，由从医疗队抽出的部分医生、军区卫生干部轮训队学员(大部分是卫生队长)和医校学员参加。
组建后的野战医院，设在五云里村的山沟里。四面是山，山上长满竹林和树木，中间有一条小河，老百姓称“涧”。医院以恶霸地主章旭初的一座大住宅和部分村民住房作病房，用门板、竹榻、竹凳搭起病床。夜间既无油灯，也无烛火，用火篾(竹子劈成薄片放在水里浸泡、晒干)照明，唯一的一盏汽油灯，挂在简陋的手术室内。
由于敌伪顽严密封锁，新四军后方物资供应如药品、医疗器械都非常奇缺。在这艰苦的条件下，人人动脑筋、想办法，就地取材，用竹制品来代替，如竹镊子、竹换药碗，用竹筒放纱布、棉花球、浸泡镊子，手术室用的敷料、棉花球和手术器械，都放进自制的竹蒸笼内蒸气消毒(当时没有高压灭菌消毒器)，还有各种形状的竹制夹板等。
由于药品奇缺，手臂、腿部负重伤的伤员，为了救治，只好截肢。许多轻伤员主动把有限的麻醉药品让给重伤员。他们自己忍着疼痛，牙齿咬得“格格”响，额头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坚持到手术做完。在这样坚强的战士面前，每个医生无不心疼，以最快的速度，切开创口，熟练地取出弹片或子弹，清除创口异物，缝合包扎，尽量减少伤员的痛苦。个别伤员患了破伤风，当时也无特效药治疗，重伤员流血过多也无法输血、补液。
在这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医校学员在轮训队干部的带领下，昼夜值班发药、注射、换药、包扎、测体温，替伤员洗脸、洗脚、洗血衣裤。给重伤员喂饭，帮助他们大小便，洗敷料、绷带。夜间还要轮流站岗放哨。
当时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物资匮乏，只有在手术室工作的医生才有工作衣和口罩。每当我们替伤员换药时，打开绷带敷料，就有一股腥臭味，随着呼吸进入鼻腔，我们忍受着，坚持工作。时值青黄不接，粮食供应困难，仅有的粮食，首先应保证伤员有得吃。我们医校的学员用杂粮、稀饭、竹笋充饥，但我们仍日夜坚守在伤员身边，为伤员服务。
1945年6月第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后，伤员更多了，野战医院的任务也更加繁重。直至7月初，大部队撤出天目山地区，军区卫生部又命令医校在安徽牛头山附近的大杭村设立伤员转运站。经过15个昼夜的工作，将1500多名伤员全部安全地转移到后方治疗，学员们胜利地完成了军区卫生部赋予医务职业学校的任务。任务完成后，学校移驻江苏宜兴的乾元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部队急需大量卫生干部，医校学员提前作了个人小结、鉴定，随之毕业。同学们满怀激情奔赴新的战斗岗位，我们十六旅卫校来的学员大部分回到一纵队卫生部报到。我当时分配到纵队部侦察连任见习医务员。随即就投入到大反攻的战斗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