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烈1943年9月于山东汶上县
在军委空军大院西区一个宁静的小院里，住着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他就是长征西路红军中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后来又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传奇将军王定烈。
笔者拜访了王老将军。面前的老将军鹤发童颜，身板硬朗，脚蹬草鞋，步履稳健。半个多世纪来，王老将军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在简易的客厅里，一幅王老的书法作品：“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幅长城挂毯的四周别满了100多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标有“贵宾”“佳宾”字样鲜红的胸花，特别引人注目。老将军说：“前者是我的‘座右铭’，后者是我珍贵的收藏品。”
斗病魔 不掉队
1936年7月，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作为右纵队准备再次沿着头年走过的路线，经卓克基、马塘、黑水、芦花、毛儿盖过草地，向包座、腊子口、哈达铺、岷县方向前进。
从毛儿盖出发时，18岁的王定烈手里准备了一根拐棍，还扛了一二十根四五尺长的小木棍。王定烈说：“在草地上行走，就像走在充满水的海绵上。脚下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稍有失足，就有陷入泥潭的危险。红军队伍一边探路一边走，每走一步，都要先用拐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棍，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隔上一段距离，就要插上一根小木棍做路标。红军一字长蛇阵的队伍，前面怎么走，后面就怎么跟。”
进入草地不久，王定烈染上了伤寒，两天两夜发高烧，人事不省。在此前，因王定烈曾揭发过红十五师师长郭锡山的污点。两天后，师长兼四十三团团长郭锡山见他的病情没什么好转，借故情况紧急，将王定烈丢弃在了荒野里。幸好四十三团政委万汉江赶来，和郭大吵一场，才把王定烈找了回来。
郭锡山在后来西路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可耻的叛徒。
王定烈不无感慨地说：“大概命中注定我不会尸陈荒野吧。”一场大雨给王定烈带来极其极宝贵的休养时间。大雨使部队在原地滞留了两天。团参谋长、马夫小马、党支部书记等虽已极度疲劳，仍整天整夜地悉心照料他，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糌粑”都让给他吃。他们点起一堆火，架着王定烈靠近火苗。王定烈被火苗烤得生疼，但出了一身大汗，他才感到浑身轻松。病情稍稍好转，王定烈便拖着马尾巴，又走在茫茫征途上。
失战友 失军马
从包座经腊子口越过岷山到达小镇哈达铺，路旁的村落渐渐多了起来，粮食也可以买到了。有几个小商贩乘机抬高物价，一张1斤重的“锅盔”（大饼）竟要1块现大洋。王定烈身上还带有几年来积攒下的1块光洋。马夫小马从他的手里一把抢过去，爽快地说：“大难不死，不吃等啥子？哪天一命呜呼，想吃也吃不到喽！”几个红军战士便买了1个，4个人掰开分着吃。王定烈把香喷喷的饼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那香甜的滋味，真舍不得吃下去”。
小商贩见他们这些穿着破衣烂衫的兵不夺不抢，对老百姓如此规矩，就又顺手递给他们一张大饼。手中没有钱，红军的纪律又不能白吃，王定烈他们只好摇摇头走了。
1936年10月，王定烈随西路军第一梯队出征。出发不久，他远远地看到司令部驮行李的那匹白马站在路旁，只是仰天嘶啸。走近一看，只见五六十位战友被敌机炸得血肉模糊，马夫小马也牺牲了。王定烈一下抱起小马，失声痛哭。王定烈将军说：“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小马牺牲前吃到了那份四分之一的‘锅盔’。”
这匹爬雪山过草地过来的白马已瘦骨嶙峋，走起路来一拐一跛的。它的背上还尽职地驮着文件箱和全团仅剩的生活款——30多个元宝、两方金条和400块银元。王定烈把文件箱背在自己身上，牵着白马慢慢地走着，离部队越来越远，敌机投下的炸弹不时地在身边爆炸。终于，白马再也挪不动腿了，晃动几下身子，一头栽倒在黄土地上，嘴里吐着白沫，不动了。王定烈把钱袋子从马身上卸下来，含着眼泪同白马告别，向着前方走去。他不曾想到，前方却是个绝境。
作者（左）与王定烈将军合影，背景为长城挂毯
中弹挨刀 大难不死
1937年3月14日，敌人以数旅之众，对石窝山的红军西路军余部形成了半月形包围。王定烈和他的战友们从坍塌的工事里跳出来，投掷石头和手榴弹狙击敌人。地形十分有利，可惜就是缺少弹药，每支步枪里只有四五发子弹，手榴弹不到人手1枚，就连石头也要到几十米之外去搬。上午10时，敌人突然占领王定烈团右翼前沿阵地，七八个敌骑兵挥着马刀冲上来，离他只有十来米。一个敌人拨马冲过来，举起闪着冷光的马刀，朝着他的头顶斜劈下来。好在一个战友调转枪口，将敌人击落马下。但一颗子弹从王定烈左后腰穿进去。他眼前一黑，当场晕了过去。
这颗子弹一直在王定烈的腰部存留了16年。子弹横在脊梁上，压迫着脊椎神经，常常引起下肢麻木，给王定烈的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他带着这颗子弹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得以取出来。至今，王老将军还完好地保存着这颗不寻常的子弹。
王定烈苏醒过来时，已是下半夜了。牺牲的战友横七竖八地倒在山坡上，有的连脑袋都没了。他在沾满战友鲜血的山坡上爬着，悲痛欲绝，真想大哭一场。这支红军西路军是1936年10月渡过黄河组成的，2.1万余名战士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后，最后兵败在这个名叫石窝山的地方。
王定烈在尸堆里遇见两名负伤的战士，3人抱头痛哭一场，决心爬也要爬到陕北去。第二天，3个人互相搀扶连走带滑地走出2里多路，终于来到一个独屋。原以为有人家可以找点吃的，避避风寒，进门一看，里面却是二三十名红军伤员挤躺在一起。他们走进去，也和其他伤员挤在一起，晕晕乎乎地睡着了。
“朦胧间，我被一阵噼里啪啦的枪声惊醒，还来不及做什么反应，从窗户里伸进来的机枪便嘎嘎地响了，满屋子的人立即被扫倒一片。紧接着闯进来的马匪手举马刀一阵疯狂乱砍。”王老将军边说边比划着手势，“只觉眼前刀光一闪，我的头被猛击一下，一下子又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一回，王定烈头、臂、手4处中刀，伤痕累累。
这位九死一生的将军身上的伤疤，让人看了不由得心里发颤。耳根上部的一条刀痕深及半个脑门，左右手各有一道伤深及骨的刀疤。当时，王定烈戴的那顶棉帽上，有一个铁片做的耳朵眼，恰好挡了一下锋利的马刀，才使他的半个脑袋没有被全部削去。手上的刀疤，只是在遭到刀击的一瞬间，他本能地护住头部而被砍伤的。
王定烈再次苏醒时，双眼已被浓血糊住了。他用尽力气，抬起受伤的手臂，抹掉眼睛上的浓血，然后一个一个去摇身边的同志。结果，除了他，再也没有一个战友活下来。
斥叛徒挺直腰 英雄本色
天色已近黄昏，忽然外面传来脚步声。王定烈以为是搜山的敌人来了，赶忙佯装死去。进来的是一个三四十岁的农民，被满屋的屠杀场面吓呆了。“老乡！”王定烈喊了一声。这人吓得转身就跑，大概是以为遇到鬼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转了回来。
王定烈对他说：“我是红军，你不要害怕。”
“我知道红军是好人。”这人给王定烈包了包伤口，掏出一块饼，又找了根棍子递过来，指着一条小路战战兢兢地说：“你快走吧，马家军还会回来的，他们见了红军就杀，真造孽啊！”
王定烈不愿连累老乡，便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沿着小路走了。
他大难不死，继续找部队。由于伤势严重，二三个钟头才走了不到一里路。天黑了，王定烈睡着了，几只狼围了上来，被惊醒的王定烈用棍子敲打身边的石头，把狼吓跑了。
两天后的晚上，他刚下到河滩，便听到疾驰的马蹄声，来不及隐蔽，就被几十道手电光照住了。“跪下，跪下！”王定烈想：枪毙老子就够了，还要老子跪下，没门！匪徒连着拖了几次，王定烈挣扎着死活不下跪。匪徒着急了，连踢带骂，“哗啦”一声子弹上了膛。不远处，突然有声音传来：“不要开枪，要活的，要活的……”
在六七天里，陆续又有100多个红军西路军伤员被抓来。他们被关在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市）一个骡马店的院子里。天气渐渐变暖，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战友被抬出去埋掉。王定烈身上的刀枪伤口多处化脓，腐烂发臭，生了许多白花花的蛆虫，浑身的蚤子成了堆，稍稍挪动一下，就两眼直冒金星，耳朵轰鸣。
“一天，来了一位身材修长的女护士，她仔细地为我一点一点地擦洗伤口。当擦到腰部时，她‘啊呀’尖叫一声，捂着嘴转身飞也似 地跑了。原来，伤口处的蛆已结成了团，扑拉拉地直往下掉。过了一会儿，女护士又转回来了，她流着泪用纱布将一团团的白蛆从伤口处拨下来，把腐臭的脓血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整整用去了一大堆纱布。”王定烈说到这里，心里十分激动，不由得沉默了一会儿。
后来才知道，女护士是天主教堂的，是由地下党派来专门照顾重伤病员的。女护士天天来换药，王定烈的伤口也渐渐好转。这时，叛徒郭锡山企图劝降王定烈，王定烈干脆捂住耳朵不听。
横在腰脊上的那颗子弹，卡得王定烈始终直不起腰杆，在叛徒面前只能弓着背。这让王定烈十分恼火。他想挺起腰杆，可是几次都未成功，还疼得出了一身虚汗。
王定烈这个硬汉子，总觉得“在叛徒面前挺不直腰杆算啥玩意儿”！为此，他牙一咬，心一横，硬是用力一挺，竟疼得他当场栽倒在地。没想到这一挺，反而挺出了“奇迹”，那颗横着的“七九式”步枪弹头，被猛挺得顺了过来和脊骨平行，这如同动了一次手术。
从此以后，王定烈的腰杆直起来了！
之后，王定烈和1000多名被俘战友在党中央的严正交涉下，于1937年9月排着长队，步行回到梦寐以求的延安，奔向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