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福林
约好的下了飞机就去黄福林（又名小黄河）老人家中采访，结果飞机延误，采访时间一改再改而推迟至次日下午。去之前担心老人会对此“置气”，谁知老人不仅全然不提采访改期之事，还关切地问我初到云南习不习惯。关切的话语，和蔼的面容，使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距离感一下全无。我们坐在客厅里，沙发前的茶几上全是老人阅读学习的材料和书籍，他已是89岁的高龄，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小“孤儿”变成小战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家在天津的黄福林一下变成了“孤儿”，父亲心疼儿子，流浪中把儿子送出战火连天的天津，送到了西安。白天12岁的黄福林四处当杂工做学徒，晚上躺在孤儿院的地上就会想起当初，离开天津之后一路的狼狈迁徙，人们成群外出逃难，中国广阔的大地上，路在山与山间回转，路上，全是移动的难民——这一切他都看在了眼里。
1938年一次跟着缝纫厂师傅出差河南信阳的途中，他跟着朱大鹏借机参加了革命部队。在新四军五师的“孩子剧团”，比他还小一岁的小战友，教会他识字。简易的政治课本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四万万，有好人有坏蛋”……给了黄福林政治的初蒙。
这个由20来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在竹沟八团留守处组成的剧团，在成立不久就南下深入敌后和部队一块过着艰苦的战斗生活。凭着顽强的毅力和意志，小家伙们很快适应了敌后游击战的环境。夜行军时，孩子剧团也得摸黑走三四十里路，如遇到敌情严重，还要强行军七八十里。当时发的军衣军帽都不合身，反而衬得黄福林们那幼稚的脸庞上有几分成熟的气质。可鞋子不合脚就麻烦了，一些孩子穿的是自己学着打的草鞋，套在脚上松松垮垮的，爬不了几里山路就要散架。遇到雨天更糟糕，踩进泥浆里就拔不出来了，只能光着脚走路。
那是个“滚稻草”的年代，上上下下，从司令员到马夫，宿营时都离不开稻草。“铺稻草，盖稻草，稻草窝里生虼蚤。”黄福林说：“这话一点不假，一觉醒来，谁也逃不脱一身的疙瘩。我们每每宿营都是在堂屋中央铺上两捆从老乡处借来的稻草。”疲惫不堪的孩子们有时背包不卸、鞋子不脱，就横七竖八地倒进稻草窝里了。男女无别，你压着我的膀子，我枕着你的肚子就酣酣地入梦了。队长、指导员把大幅幕布打开盖在大伙身上当被子。只要有一个人醒了，一掀幕布，大家都醒了，睁开朦胧的睡眼相互瞧瞧，男孩女孩各有睡相，常常会爆发出一阵饶有趣味的大笑。
史沫特莱给我们捉“革命虫”
1940年2月，美国著名女作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我国著名女记者、女作词家安娥一起到根据地访问。她们剪着同样的短发，穿着同样的灰棉军装，挂着小手枪，骑着枣红马，威风又洒脱。
1940 年，史沫特莱为剧团的孩子们合影。前排低着头的
就是史沫特莱的“中国儿子”盛国华，黄福林站于盛国华后
“史沫特莱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后非常感动，跑到我们住的房子里，燃起稻草烧水，拿老乡的木盆给我们洗澡，还翻动内衣帮我们捉虱子（那时都戏称‘革命虫’）。她看到我们中有的‘打摆子’（发疟疾），有的长疥疮，有的身体很瘦弱，想让我们摆脱这恶劣的环境，提议带我们去美国搞街头演出，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募捐，当然最后没能成行。”黄福林遗憾地说。
相处几天，史沫特莱和安娥与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分别时我们依依不舍，史沫特莱女士把照顾她生活的盛国华认做自己的‘中国儿子’，还给大家照了许多相。至今我还保存有一张在京山八字门的全家福照片，看上去，我们是一窝子地道的‘小土八路’。”
跟随李先念中原突围
黄福林16岁入党，1943年18岁时被调到五师十三旅三十七团任特务连指导员。往后的抗战岁月，他一直在李先念身边。
“我们在敌后和敌伪顽斗争中，从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到新四军五师，再到中原军区，我们发展成了一支有5万人的大军。1946年6月我是军区保卫干事兼手枪队指导员，跟随李先念参加了著名的中原突围。”
当时以李先念为师长的新四军五师、以王震为旅长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以王树声为司令员的豫西军区部队合编而成的中原军区共6万人，被国民党10个整编师30万美式装备的正规军，紧紧地围困在湖北大悟县宣化店周围方圆不到百十公里范围之内，无食少药，与全国其他解放区相隔甚远，在全国形成了孤军作战的局势。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7月1日行动，24小时之内将中原军区部队全部歼灭。我中原军区部队为了争取主动，于6月26日分七路实行全面突围。
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中原军区主力竟然向西，向蒋管区挺进。经过一个月艰苦卓绝的突围，中原军区主力冲破了国民党30万军队的追堵围剿，其间强渡唐河之后部队分成两路，李先念率机关和主力部队8000人、王震率领两个旅7000人。王震打到陕南攻下敌人坚守的玉皇岭，越过陇海铁路，一直打回延安。李先念打到陕南南化塘，遇到胡宗南第一军第一师坚守的高山峻岭。“我们这一主力（包括机关）从宣化店出发，突破国民党30万人包围圈，打过平汉铁路，一直向西，在赵川、南化塘的那一场恶战之后，只剩下1600人。在整整一个月中，强行军上千里路，我一直做保卫工作跟随着李先念同志。”三十七团团长夏子厚、四十五团团长汪世才两位红军团长一马当先，率领部队17次冲锋，扯开南化塘一个山口，掩护李先念、陈少敏、郑位三等首长及部队越过了山岭。
黄福林也跟着部队一起进入陕南，他说：“这时部队和当地龚德芳领导的游击队合编。奉中央指示，成立了陕南军区。我被调到二团二营任教导员。”陕南地区山多人稀而且非常贫穷，部队常吃不饱饭，睡不上觉。国民党部队仗着绝对优势进行反复扫荡。我们部队常常遭到重大损失，团部也被敌人袭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在难以坚持。
“1947年4月，中央决定撤销陕南军区，部队集中起来打回伏牛山、穿过陇海路、强渡黄河、进入山西根据地，我被调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党校机关任协理员，副校长是任质斌。在蒋管区作战，沿途都是我们战友的烈士碑，陕南的烈士陵园里，有牺牲的著名红军团长汪世才、游击队司令龚德芳等烈士，想起来真叫人痛心！”
1960年，黄福林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三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见到李先念同志，李先念立刻叫出他的名字：“这是我们五师最俏皮的小鬼黄福林嘛！”
刚下过雨的昆明虽说是“一雨入冬”，但气温并不是很低，只是窗外狂风大作。在“呼呼”的风声中，黄福林老人将他的战斗岁月讲给我听，提到自己的父亲，老人抑制不住伤心的泪水：“我都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走的！”
黄福林自打12岁被父亲带着离开了天津，就一直跟随着新四军五师四处征战，从此再没有回故乡天津生活过。1955年昆明军区成立，他被调到昆明，历任十四军军报总编辑、四十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军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话语中的“津”味不减，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啊！
愿这位慈祥的长者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