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炉近照
洪炉简介 洪炉，原姓郭，笔名卢弘，总参离休干部，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31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市虹桥镇蒋华三十二圩，1944年参加新四军，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20世纪50年代起，创作并发表大量美术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美术展览，代表作有《正义的怒潮》《张思德》《焦裕禄》《王杰》等。发表和出版《我们十八岁》《王稼祥一生》《女红军“定国公”》《毛泽东亲家张文秋之家》《伍修权传》等文学和传记作品。主编的《毛泽东故事100则》等书籍，被列为全国青少年读物。90年代，创办并主编文史刊物《炎黄春秋》。现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理事。
上世纪60年代，电影《英雄儿女》在全国公映。影片中那个喊出“向我开炮”的英雄王成，感动和影响了几代人。
“五一”前夕，今年84岁的洪炉回江苏无锡和泰兴市扫墓、探亲期间，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讲述了他亲身经历与电影《英雄儿女》相关的幕后传奇故事。洪老虽然头发花白，但身体健康，双目有神，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回忆起60多年前的往事，连相关战役战斗的时间、地点、敌我双方投入的部队、人数、伤亡等情况都记得一清二楚。
英雄“王成”的原型出自洪炉的战地报道
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二十三军奉命入朝作战。1952年9月，时任二十三军战地报记者的洪炉随部队到达朝鲜前线。洪老回忆说：1953年4月中旬，惨烈的石岘洞北山第三次战斗打响，六十七师二○一团二营的步话机员蒋庆泉跟随一个加强连攻占敌阵地，他的主要任务是用步话机联系炮兵，被誉为“炮兵眼睛”。敌人拼命要夺回这个阵地，连攻三天。我志愿军加强连原有100多人，后仅剩下步话机员蒋庆泉和几名伤员。敌人蜂拥向我阵地冲来，蒋庆泉通过步话机告诉我炮兵：“敌人离我50米、30米、20米，只有10米了。”最后，敌人占领我阵地碉堡顶部，蒋庆泉就向后方的战友陆洪坤大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18日下午3点多，他背上的步话机被敌弹击中，蒋庆泉的声音消失了。后来，战友们没有找到蒋庆泉，指战员们以为他牺牲了，都赞扬他是个英雄。我找到当时和蒋庆泉一直保持通话联络的陆洪坤、谷德泰两位步话机员，采访、整理蒋庆泉的英勇事迹，写的战地通讯标题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文中，我将“向我碉堡顶上开炮”简化成“向我开炮”。
洪老至今还珍藏着已发黄的笔记本手稿。
战后，蒋庆泉的名字迅速响彻二十三军。各种以此为题材的话剧、歌曲、诗歌纷纷亮相或在创作之中，其中洪炉采写的战地通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媒体正准备公开发表。
“上级突然通知，停止对蒋庆泉事迹在部队的一切宣传。原来美军提供的被俘志愿军名单中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但他那句著名的‘向我开炮’，已在部队中迅速传开了。”洪老继续回忆说，随后，在1953年7月的2812高地反击战中，七十三师二一七团通信连步话机员于树昌，在坚守阵地部队伤亡严重最后剩下他一人时，仍坚持顽强战斗。美军指挥官带领近一个连队向我阵地冲锋……危急时刻，于树昌拿着步话机不停地高喊“向我开炮！”瞬间，我军炮弹呼啸而至，几乎所有敌人被炸死。于树昌壮烈牺牲。洪炉当即同战友田金波赶到现场，采访战斗中在指挥部一直保持与于树昌通讯联系的通信排长孙绍军等人后，写出了《向我开炮》的战地报道。文章是以“我”即孙绍军第一人称写的，不久发表在《人民日报》和《青年报》上，被国内所有媒体转载，并入选周扬和郭沫若主编的报告文学集《志愿军一日》中。后来，这篇报道被电影《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发现，结合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王成”这一英雄形象。
烘炉（中）和蒋庆泉（右）、陆洪坤在一起
寻找活着的“王成”
洪炉说，在我心目中，不仅于树昌、杨根思等志愿军战士是电影《英雄儿女》“王成”的原型，蒋庆泉也是“王成”式的英雄，因为他创造了英雄行为，是部队最早喊出“向我开炮”的志愿军战士。他因受伤被俘，被剥夺了荣誉，并受到党内处分。多年来，我一直为他遗憾，为他抱不平。
朝鲜战争结束后，洪炉一直想念这位从未见过面的英雄战友，始终觉得蒋庆泉还活着。从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开始，洪炉便试着寻找蒋庆泉，但对他老家的情况全然不知。二十三军在后来裁军中整编到了其他部队，也找不到他的档案资料和线索。于是，洪炉先后撰写了《关于王成原型》《“向我开炮”的又一轶闻》和《呼唤“王成”：你在哪里？——“向我开炮”英雄故事后面的故事》等文章，在报纸上和互联网上发表，苦苦寻觅着蒋庆泉的信息。在那篇《呼唤“王成”：你在哪里？》的文章中，洪炉提到了曾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谷德泰和陆洪坤两人的名字，并希望找到这两位老兵，还原那段被湮没的历史记忆。但时间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仍音讯全无。洪炉不灰心，继续坚持寻找。
2004年，洪炉在央视《电影传奇》节目中，说出“向我开炮”的王成的原型名叫蒋庆泉。在记者朋友山旭等热心人的帮助下，洪炉终于在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大岭乡大岭村找到了蒋庆泉，并找到当年采访对象陆洪坤、谷德泰等知情的志愿军老战士。不久前，在泰兴市名人联谊会会长傅文章的帮助下，洪炉又找到了英雄于树昌烈士的亲属。
活着的“王成”含泪埋名数十年
2010年4月的一天下午，洪炉赶到锦州市松山新区大岭乡大岭村见到了蒋庆泉，见面第一句话是：“让您受委屈了……”两人激动地相互久久拥抱。
心相通，情意浓，相互倾诉，彻夜长谈。两位志愿军老战友共同回忆起几十年前那场血与火的战斗——
敌人的炮弹雨点般落在我阵地上，部队伤亡很大，所有能动的伤员都坚持战斗，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最后子弹打光了……蒋庆泉高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但他并未等到所要的我方炮火，却被敌人的弹片击中了后背的步话机。如果不是在这节骨眼上我方炮兵的弹药供给上出问题，蒋庆泉就不会被美军所俘，很可能同敌人同归于尽，就是无可非议的英雄。可是没有如果。负了重伤的蒋庆泉在地上爬，想自杀，可枪里没子弹。当时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当俘虏”。后来，敌人一枚瓦斯弹打入碉堡，他昏了过去。当他醒来睁开双眼的时候，已躺在一辆装满美军尸体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运输卡车上，并有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押车。他意识到自己还没死，想挣扎跳车逃跑，可浑身伤痛动弹不得。蒋庆泉被押解到汉城、釜山的战俘集中营。在汉城南朝鲜陆军医院经过治疗，大约过了一个多月，他才开始能说话。先后被敌人审了多次，他的回答都是“我是1953年1月参军，我在一军一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其他我不知道。”“我爱我的祖国和家乡，我坚决要求回我的祖国。”由于蒋庆泉“顽固不化”，随后被送到济州岛的战俘集中营，受尽折磨。
直到1953年板门店停战协定签订后，蒋庆泉才得以和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一起回国。他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和检讨”，“不讲功，只讲过”。因为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有这样的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好在六十七师政治部为蒋庆泉提供了足够的支持，证明他打仗表现好，他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幸运地保留了党籍和军籍，后被作复员处理。从此，蒋庆泉变得沉默寡言，在辽宁老家“隐居”。1956年，28岁的蒋庆泉结婚后，在老家一直务农，并育有二子三女。数十年来，他在朝鲜战场“向我开炮”的这段经历从没对邻居、妻子和子女提过半句。蒋庆泉告诉洪炉，1966年，他看了电影《英雄儿女》后，“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不为别的，就是觉得同样的事自己也经历过，让他想起了石岘洞北山，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蒋庆泉不愿过多谈起这部电影，因为他曾有个身份是俘虏。“文革”中，蒋庆泉的档案被造反派翻出后，他又一次受到冲击。
“不幸陷囹圄，战俘名声坏。”谈起这段被俘经历，额头上还有弹片印记的蒋庆泉仍激动不已。蒋庆泉说，“我不是什么英雄，但也绝不是贪生怕死的孬种；我是负重伤被俘，不是投降和当叛徒……”看得出来，俘虏身份在他内心依然纠结。
直到1981年12月的一天，当时的县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那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一滴眼泪都没流过的蒋庆泉，痛痛快快大哭了一场。
对蒋庆泉的遭遇，洪炉非常理解和同情。他认为，英雄不应该被埋没，奖章应该挂到蒋庆泉身上，在战场上流过血的英雄不应该再让他们流泪。
几个月后，洪炉联系陆洪坤、谷德泰等志愿军战友再次上门看望慰问蒋庆泉，尽力帮他抚平心灵的创伤。随着媒体的关注和他知名度的提高，蒋庆泉也得到周围干部群众应有的敬重。按照新中国成立前参军的老兵补贴标准，蒋庆泉现在每月可得补助800多元，每年还有1000多块钱的医疗费。蒋庆泉说：“我感谢党和政府及老战友的关心！比起当年哪些在朝鲜战场牺牲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战友，我幸运多了！”
今年是洪炉从军从艺70周年，他想在家乡泰兴黄桥这个当年的新四军老根据地办个人书画展，军委原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得知后，专门为他题写了“老兵洪炉从军从艺七十周年纪念展览”。为此，洪炉特地与蒋庆泉等志愿军老战友联系，邀请他们届时到泰兴黄桥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