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准备铸利剑
江阴要塞地处险要，江面仅宽1500米，人称“锁航要塞”，既是由海入江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1946年夏，中共华中五地委组织部长唐君照收到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的胞弟唐秉琳、唐秉煜的信，信中说他俩要求投奔解放区。君照将此情况向地委书记曹荻秋汇报，曹当机立断：“要他们不要过来，可以利用这个关系，进行对要塞守军的策反工作。”
汤恩伯说：“江阴要塞是铁打的防线”。蒋介石说：“江阴要塞是京沪杭战略屏障”。1949年，在解放军渡江前，要塞拥有配备100mm口径加农炮和榴弹炮各12门的炮兵总台，配备57mm口径战防炮37门，37mm口径机关炮16门，25mm口径机关炮2门的游动炮团。守备纵队（步兵团）、工兵营，加上要塞直属部队共7000余官兵。兵力武器配置可称内三层、外三层。内三层指：山顶有大炮，可打江北各港口和江面；山腰有战防炮，专打江面目标；山下有机关炮，专打登陆船只。外三层指：天上有空军，江面有海军，东、西、南有陆军。真是“铜墙铁壁”。
如此坚固的防御阵地，靠木帆船登陆强攻，难度很大，且不知要付出多少伤亡。可是，渡江当晚，要塞78门大小炮都成了哑巴，渡江部队“兵不血刃”。这一切，皆因要塞官兵阵前起义。要塞官兵起义成功非一日之功，全过程准备充分，历经风险。
建立联系，发展党员。1947年春，苏北五地委派上岗区副区长唐坚华（唐秉琳堂侄）到上海，通过其父唐碧澄（地方民主人士）与正在上海养病的唐秉琳见面，传达上级指示：要他们“先稳脚跟、相机发展”。当时唐秉琳已是江阴要塞上校参谋长，他回江阴后即向其五弟唐秉煜（南京国防部三厅上尉参谋）、吴广文（唐秉琳的姨表兄，国防部一厅上校参谋）作了传达，并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
唐坚华被任命为和江阴要塞单线联系的联络员，他的顶头上司是苏北五地委侦察科长江华。从此，对江阴要塞守军的策反工作即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而稳健地展开。
唐坚华按领导指示，全家以“逃亡地主”的身份在江阴城内安家落户，并与妻子仇英来往于大江南北，传达上级指示，取回重要情报。1947年11月，唐坚华介绍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从此，要塞有了地下党组织，策反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狠抓实权，架空司令。1948年上半年，要塞司令孔庆桂因贪污辞职，竞争新司令者不少，戴戎光是其中之一。戴与唐是盐城老乡,两家有世谊。如果戴当上要塞司令，有利于策反工作的进行。经多方努力，戴任司令一事终于成功。这时，上级传来指示：“要乘要塞部队扩编的机会抓实力，物色可以团结的人。”唐秉琳即到南京把吴广文、王德容（国防部军械处上校副处长，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动员到要塞任职。
淮海战役后，唐秉琳已是炮兵总台台长，王德容是游动炮团团长，吴广文是守备纵队纵队长，要塞实权已掌握在地下党手中。后又根据上级“要抓中下层军官”的指示，他们分别争取了唐秉琳的妻兄、炮兵总台勤务队副队长李容有、三中台长吴钟琪、一大台长孟怀高、三中台长毛介平、二中台长丁佩基、守备纵队一大队副大队长曹炳三、游动炮团一营营长杨明光、炮兵总台卫士排排长曹正海、工兵营副营长龙潜等中下层军官的支持。
坚华被捕，情况惊险。身处龙潭虎穴，来往于大江南北的联络员唐坚华，多次遇到险情。1948年6月，唐坚华夫妇从苏北载一船棉花（实为党的活动经费）作掩护，赶赴江阴。途径泰州时，他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理由是“棉花从匪区来，你们必然是共党”，后又被转送镇江，关押在“江照庵”牢房受尽折磨。被关押四个多月后，仇英将近临产，为了不被敌人找到任何线索，他们决定在狱中分娩。牢房没有接生婆，仇英因流血过多差点送命。更感人的是：他们托出狱难友交给了组织一封信：“请组织放心，我们决心牺牲自己，坚守党的秘密。”并咬破手指，按上血印。1948年底，经多方共同努力，唐坚华夫妇终获保释出狱。
在唐坚华出狱前一个月——1948年12月，上级派吴铭接替唐坚华的工作，策反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调兵遣将，卧底要塞。1949年3月，渡江战役正在紧密布局，三野粟裕副司令员点将，命令在济南战役中策反吴化文起义立大功的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征明连夜南下，华东工委陈丕显、管文蔚对其面授机宜：“打入江阴要塞，确保要塞在渡江时起义成功。”临近渡江时，上级把策反工作移交给十兵团，因为江阴是十兵团的渡江突破口。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立即召见王征明，明确指示：“你过江去，指挥起义。起义的基本任务是保持60里防线，控制三个港口，见到我军不打枪不打炮，让开正面迎接大军登陆，完成这个任务，就是渡江战役第一功。”
王征明肩负重任，首先听取联络员吴铭介绍要塞情况，其中有一件事极为重要：要塞地下党恳求，渡江前派解放军干部打入要塞，帮助他们在关键时刻指挥、掌控部队，以确保起义成功。经兵团首长批准，由二十九军精选四位团营级干部执行该任务，我是其中之一，在八十五师二五三团二营任副教导员。其余三人是八十七师二五八团团长李干，八十六师二五七团三营教导员徐以逊，八十五师二五五团三营副教导员陆德荣。我们四人在靖江江边集中，由王征明领导、训练并组织偷渡。3月下旬，通过新建成的秘密交通线过江后,吴铭将我们四人带到江阴城设在要塞通信连电台后面的唐仲衡家——要塞地下党的联络站。经与唐秉琳等详细研究决定，李干到炮兵总台当唐秉琳的卫士（原卫士在上海招兵），以便两人随时商量工作。我到总台勤务队卫士排一班当机枪弹药手，控制一挺机枪，以应急需。陆德荣到游动炮团当团长王德容的副官。徐以逊任王德容的卫士。因守备纵队长吴广文被要塞司令戴戎光诬陷私放船只去江北，躲在无锡以避搜捕，所以守备纵队里没有配解放军干部。后来，接任纵队长的李云葵被唐秉琳等争取过来。如此一来，要塞两个炮团的团长身边各有两位解放军干部配合行动，一支利剑直插敌人心脏。
一切准备工作堪称周密细致，富有成效，只等渡江战役打响。
决战决胜建奇功
王征明把我们四人送走后，遵照兵团首长的指示，暂不过江，专门负责要塞与兵团之间的联系。4月18日，王征明奉命从江北出发，于19日抵达要塞，随即召开有关人员会议，首先讲了当前形势,接着宣布渡江战役即将开始，时间最迟为21日，当晚的识别记号是左臂束一条白毛巾，口令为“上海部队”。会上还讨论了分工：唐秉琳是要塞起义的总领导，与李干在黄山负责总炮台；王刚、李容有负责控制对内对外通信，及时切断电话线；陆德荣、徐以逊负责接应解放军渡江先头部队；李云葵负责掌控守备纵队；唐秉煜、吴铭机动,负责内部联系；王征明是兵团首长的代表，在现场指挥，并和王德容负责掌控游动炮团。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情况突变，紧急措置。就在王征明抵达要塞的那天——4月19日，驻防长山的要塞游动炮团突接紧急命令：立即将防地移交给二十一军接防，游动炮团换防驻肖山，并在当天执行完毕。十兵团的渡江突破口就是长山，部队第二天就要渡江了，这一突变，犹如晴天霹雳，关键是王征明等人没有电台，长江封锁严实，无法立即将情况通知江北指挥部。20日深夜，王征明把王德容、陆德荣叫醒，共商计谋。最后王德容提议：江北八圩港敌人每天有船到江阴城买菜，我们可以重金收买船上军官，随船混过江去。陆德荣听了立即表示：“这任务由我执行。”王德容第一次看到共产党人有如此英雄气概，非常激动，忙说：“你还有什么要交待？”陆说：“我母亲在上海，希望组织照顾。”王德容说：“你把地址写好，一切由我负责。”
陆德荣21日上午到达江阴城北黄田港，机智灵巧地出大钱买通了一位买菜船上的军官，正准备渡江，突然看到吴铭给他使了一个眼色，知情况有变，即借故离开，随吴回肖山。原来，王征明与吴铭商讨后改变了原计划，令陆德荣晚上到长山中段原地下交通船登陆处，接渡江先头部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处理这次突发事件的最佳方案。
要塞大炮，巧轰敌阵。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当夜，中集团军开始渡江。东、西两集团军于21日晚发起渡江。当晚9点，要塞司令部通知唐秉琳“部队全部进入战备状态”。其实唐秉琳、李干带着卫士排，已在一小时前登上黄山，进入总台指挥所。深夜，驻江北八圩港桥头堡二十一军一四五师参谋长，用报话机向唐秉琳呼叫：“我正面遭共军猛烈炮火攻击，请求黄山炮台火力支援。”这是包围一四五师的解放军警备八旅打的佯攻炮弹。唐答：“夜间打炮难免散弹，出了误差怎么办？”对方坚持要打炮，并称“你们有支援我们的任务”。唐放下电话，转身与李干商量后决定“打”。唐秉琳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炮按三个编号标定点各减400公尺齐射。”这样一来，炮弹都落在国军阵地上，把他们打得鬼哭狼嚎，一四五师师长在电话里大骂：“炮弹都落到我们指挥所啦！”唐的回答还是那句话：“夜间打炮，会有散弹，误伤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