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前，我在学校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那时我十二三岁，很多事情我并不知情，只是跟着他们去开会和会见其他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
抗战爆发后，日军飞机常来轰炸，我们学校不能上课了，我迫切想参加一些救亡运动。1938年，我在浙江省参加了抗日救护队，那时日军飞机轰炸过后，我们就背着急救包去街头抢救受伤的人。没有抢救任务的时候，我们被安排学习简单的止血、包扎、抬担架等基础抢救知识。后来因为经常打摆子（生疟疾），我离开了浙江的外婆，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
外面战事紧张，我在家坐不住，父母怕我再去参军，就把我送到无锡姨妈的家中。他们没想到的是，我的姨父竟然是共产党员。我最终跟着住在姨妈家的一位上海申新纱厂女工一起，在姨父的指引下辗转到了常熟，参加了江抗三支队，那年我17岁。
有一天指导员突然找我谈话：“和你一起来的那位申新纱厂的女工，原来是汉奸，现在已经逃回了上海！你看你是继续留在部队还是回上海？”我听后又惊又怕，心想难怪这些天碰不上她。我毫不迟疑地说：“她走她的，我不会走的，我一心革命不怕吃苦，我要留下！”后来一次行军路过一个村庄，在路边给我们送水的群众中，我一眼就看到了她，我赶快跑去质问她怎么当了汉奸。她看我怒气冲冲，笑着拍拍我：“他们那是考验你，我怎么会是汉奸呢！”原来是因为她近视太严重，行军途中老是摔跤，组织上无奈，才把她调到地方做民运工作的。
皖南事变以后，我们部队转移到无锡，番号改成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我因为有在卫生队工作的经验，被派去后方医院。后方医院条件简陋，用过的纱布只能用老百姓的蒸笼来消毒。战时我做好护士工作，努力抢救病人；闲时除了学习医务知识，我还不时跑去驻地的大众剧团看他们排练。夏光的爱人赵哀琴就在大众剧团，见我去旁观，她总是招呼我说上几句话。
部队军供科下属有被服厂和榴弹厂，两个厂里没有一个医护人员，我这时刚从抗大五分校学习结束回到部队，组织上就把我派了过去。这两个厂并不靠在一起，出诊时我两头跑，有空我还跟被服厂的女工学习踏缝纫机。
榴弹厂除了做子弹手榴弹，还自己搞炸药，靠的是两个上海来的大学生，其中有一位姓孙，还是位女同志。一次我回医务室拿药时，将背包落在了化学室，我回去取时，觉得气氛不对。到达驻地后，我才发现正在开追悼会，是那位女大学生牺牲了。原来榴弹厂要转移，当地的民兵提出留些地雷给他们。女大学生在压制地雷时，不慎被炸身亡。那位女大学生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