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骑兵部队在开辟淮北抗日根据地的行军途中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淮阴（现淮安）敌后战场，是华中地区乃至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战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淮阴军民开展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树立了气壮山河的民族丰碑，为取得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重兵开辟
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敌后，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直接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广大地区的敌后工作和党的工作。从此，华中敌后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淮阴地区（含当年区划范围）位于苏北的腹部，东濒黄海，北枕陇海路，淮河、废黄河横穿东西，京杭运河纵贯南北，洪泽湖包孕西境，高宝湖相连苏中东南边陲。这个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8年5月徐州失陷后，日军“闪电”进犯，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淮阴地区迅速沦陷。不久，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江淮平原和洪泽湖地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根据地，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1939年10月，罗炳辉率新四军第五支队到达皖东，开辟了以盱眙县半塔（今安徽省来安县境）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东（又称皖东）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4月，刘少奇（化名胡服）率中原局机关由淮南津浦路西转到路东，在盱城停留三天，在听取了第五支队第十团和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的汇报后，就根据地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部队整编和加强地方武装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为建立巩固的盱眙抗日根据地指明了方向。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五支队开始逐步向东发展，开辟高宝湖西地区。1940年4月，第五支队一部到达与皖东接壤的三河两岸，分别在塔集和银集镇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1940年8月初，为了加快落实中原局将苏北作为“发展华中”突击方向的战略方针，根据刘少奇的指示，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机关和新二旅两个团及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到达了皖东北地区双沟（今泗洪县境）。在黄克诚到达这里之前，刘少奇曾在这个地区视察和指导工作两个月；以金明为书记的中共苏皖区委亦于1939年5月成立。当时，已有好几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活动于该地区：一支是张爱萍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接着是彭明治率领的苏鲁豫支队，先期到达的是该支队的胡（炳云）田（文扬）大队；还有一支是钟辉（已去延安）、韦国清、孙象涵、李浩然、江华等领导的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后改为苏纵陇海南进支队）。但此时这几支部队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系统。为此，黄克诚一到双沟，就赶到盱眙中原局驻地与刘少奇会面。刘少奇听了汇报后，决定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成立苏皖党政军委员会，黄克诚任书记，以统一领导苏皖地区党的各项工作。刘少奇还指示：现在要赶紧整编队伍，开辟苏北淮海、盐阜地区，把南下主力转过去，支援北上的新四军，打击顽军。黄克诚回到皖东北后，迅即整编部队，下辖三个支队（旅）：彭明治、朱涤新（后吴法宪）为第一支队；田守尧、吴信泉为第二支队；张爱萍、韦国清为第三支队。
8月上旬，南下八路军一部与新四军第五支队会师于运河以西的淮安宝应地区，配合第五支队以黎城为指挥中心，向三河北岸淮宝进军，击退了顽军三十三师的进攻，共同开辟了这个地区。9月中旬，黄克诚率纵队部机关进入淮海区。在第五纵队强有力的推动和指导下，淮涟地区自上而下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
1941年3月，张爱萍率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由泗县开赴洪泽湖地区，成立了湖上的抗日民主政权。至此，淮阴敌后地区次第开辟为抗日根据地，涉及淮南、淮北、淮海、盐阜和苏中5个战略区。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后，八路军第五纵队被统一整编为新四军第三师。活动在这一地区的还有新四军第四师、第二师、第一师和独立旅，陈毅、张云逸、罗炳辉、谭震林、彭雪枫、邓子恢、粟裕等新四军领导人都在这个地区留下了战斗的足迹。
重要战斗
从1938年初到1945年9月，八路军、新四军在淮阴敌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辉煌战果，并在华中乃至全国各大战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抗战开始后，淮阴人民纷纷成立抗日武装，奋起抗击日军。王养吾领导的盱眙民练武装，吴觉、张芳久领导的淮阴抗日义勇队，李干成、林士钧领导的涟水抗日义勇队，高兴泰、赵心权领导的淮安北乡民众抗日自卫队等，都在各地打响抗日的枪声。1939年12月，由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由淮阴、涟水抗日义勇队和淮安抗日民众自卫队合编而成）和以涟东薛华甫为首的第九团组建的八路军苏皖纵队南进支队第三梯队（对外叫淮河大队），在吴觉梯队长和万众一政委的领导下，坚持原地斗争，出色完成了接应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开辟淮海区的重大任务。
从1941年春起，淮阴敌后抗战进入了极端困难阶段。面对日军野蛮、残酷的扫荡，新四军主力及地方抗日武装创造和运用“麻雀战术”、“猫捉老鼠战术”和水上游击战术，以及“冷枪阵”、“土炮阵”、“火鸡阵”、“臭狗阵”、“蟹壳阵”等有效的歼敌方法，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使日伪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2年夏开始，新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动夏季攻势，仅淮海区一年中，共进行大、小战斗820次，攻克据点93个，打死日军186人、伪军2478人，俘日军26人、伪军1907人。1945年8月上旬，各地抗日军民发起了对日军的全面大反攻，淮阴全境很快解放。
打得“最坚决与最壮烈”的刘老庄战斗、大胡庄战斗。1943年3月18日，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四连在淮阴县一个普通的村庄上，在千余敌军围攻之下，从清晨到黄昏激战整日，指战员82人全部阵亡。战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赞曰：“淮北全连82人全部殉国的刘老庄战斗，无一不是我军指战员英勇主义的最高表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赞曰：“烈士们殉国牺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范而励来兹。”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赞“刘老庄战斗”为苏北抗战史上“最坚决与最壮烈的战斗”，其烈士精神是“为国尽忠、为民族尽孝”的爱国精神。2005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高度评价“刘老庄连”，称赞这个连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同样，在1943年3月大胡庄战斗中，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83位战士面对近十倍于己的敌人，顽强奋战，除1人生还外，其余82位战士均战死沙场。这两次战斗谱写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篇章，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对华中战场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车桥战役、高杨战役。1944年3月5日，新四军第一师在以车桥为中心的淮安、宝应东乡广大地区，对日伪军发动强大攻势，取得了歼、俘日军数为华中“六年抗战以来创举”，计歼日军465人（内毙大佐1人、俘中尉以下48人）、歼伪军483人（俘168人），揭开了华中战略反攻的序幕。战斗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3月16日赞扬这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祝贺。陈毅等军首长也给粟裕师长、叶飞副师长发去嘉奖电。继车桥战役大捷后，5月4日，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兼淮海军分区各部队对高沟、杨口的伪军发起进攻并取得重大胜利，揭开了苏北地区抗日局部反攻的序幕。
标志着华中敌后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两淮战役。1945年9月6日，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及地方武装向淮阴城发起总攻，仅用90分钟即全歼守敌，计毙伪二十八师师长潘干臣以下292人，俘伪少将参谋长刘绍坤以下8325人。9月22日，三师第七、第八旅及地方武装一举突破淮安（原淮安县淮城，以下同）城防，歼守敌5000余人，俘伪团长以下4354人。淮安城解放，延安《解放日报》当天就发出急电：“淮阴东南淮安县城，已于22日晨为我新四军攻占。至此，华中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大解放区已联成一片。台儿庄以下、高邮以上全长五百余里运河线，完全为我掌握。”
此外，新四军和淮阴军民在粉碎日伪军大举扫荡的同时，挫败了以韩德勤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1941年10月程道口战斗和1943年3月山子头战斗，给华中地区国民党顽固军以重创，保卫了苏北、淮北抗日根据地。
重大贡献
淮阴敌后战场是华中抗战的战略基地、联系枢纽，一度成为华中抗战的政治、军事中心，为华中乃至全国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淮阴敌后战场的开辟，是党中央正确决策的胜利。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不仅可以在山地建立根据地，而且可以在平原和水网地区建立根据地。他还提到“江北洪泽湖”等河湖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组织游击战争，建立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11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正确方针。其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更加明确指出：“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不入华中，我难以生存。”1939年11月，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进入华中敌后，提出把发展苏北作为打开华中抗战局面的突击方向。此后，新四军苏南部队加快了向北发展的步伐，八路军也派黄克诚率部南下苏北。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打开了华中抗战的局面。在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推动下，淮阴敌后战场得以迅速形成，逐渐扩大，成为新四军抗日的主要战场之一。
淮阴敌后战场的扩大成为插进日伪心脏的利刃。从1939年9月起，日本军国主义将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于南京。次年3月，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这样，南京便成了日伪军指挥的大本营。淮阴敌后战场的扩大，使这个紧邻南京的广大地区成为烽火遍地的抗日前线，无异于一把利刃直插日伪的心脏。特别是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转移到盱眙黄花塘后，淮阴敌后战场便成为华中抗战的政治、军事中心。据1942年6月至1945年10月的统计资料，华中各地（包括淮阴敌后战场）对日作战达2.45万次，毙伤日军11.7万人、伪军17.5万人，俘日伪军10.9万人。军部在黄花塘坚持了两年零八个月，直到抗战胜利。这也是新四军军部驻防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实践证明，淮阴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仅为新四军军部转移黄花塘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使这一战场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之在制高点后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淮阴敌后战场的巩固，沟通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和党政军领导干部南下、北上的战略通道。淮阴敌后战场是联系华中（苏北）与华北（山东）两大战略基地的枢纽，为东西南北交通之咽喉；在华中，它沟通了苏北、淮北、苏中、淮南四块根据地的联系。随着淮阴敌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其战略通道和枢纽作用得到了充分、显著的发挥。苏鲁交通线是一条沟通华中与华北、苏北与鲁南、华中局（盐城、黄花塘）与党中央（延安）、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的重要交通线。1942年3月，刘少奇从盐城回延安，就是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安全到达鲁南后再回到延安的；1943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因病往华中治疗休养，也从这条交通线往返于苏北与山东之间。
淮阴敌后战场开辟的全过程，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和巨大威力。淮阴地区没有便于进行游击战争的崇山峻岭，但是，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和淮阴地区党组织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全面抗战路线，紧紧依靠淮阴人民这一蕴藏着伟大力量的“人山人海”，使敌寇变成这“人山人海”中的“孤岛”。淮阴各地党组织把各阶层人民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之下，淮阴人民在最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积极配合主力部队袭扰敌人，即使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是他们向子弟兵提供了粮食、布匹，即使是自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也深明大义；是他们向部队补充了兵员，即使忍受丧夫失子之痛也无怨无悔。1941年9月，在津浦路西反顽作战中遭到挫折的新四军第十旅东进来到淮安地区时仅为两个编制不全的团、3000多人，四年后离开淮阴进军东北时已为两个旅六个团、15000余人。淮阴的优秀儿女在战争中做出了重大牺牲，据民政部门记录在册的抗日英烈就有2000多人，整个淮阴大地到处都可以寻觅到烈士们的英魂。淮阴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染红的这片大地，将永载史册，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