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延安的徐海东
1940年1月，皖东军民在欢庆周家岗反扫荡胜利的喜悦中迎来了新的一年，村村镇镇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新四军第四支队各团在驻地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演出了文艺节目，男女青年们纷纷报名参加新四军。
1月28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太平集一所学校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大会，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首长也来参加。一位首长以他一贯洪亮的嗓音，讲述了周家岗战斗的经过，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并提醒大家不可满足这次作战的胜利，特别强调说：“这是第四支队挺进津浦路西后第一次较大的战斗，我们要认真吸取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准备粉碎敌人以后的扫荡。为了发展华中，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停地向东，向东！我们一定要继续打……”话没说完，只听“哇”的一声，鲜血从他口中涌出，身体轰然倒在了讲台上。这位首长，就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将军。
徐海东，红军时代的著名战将，人称“徐老虎”，毛泽东称他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时，蒋介石竟悬赏25万大洋，欲买他的人头而不得；他的双腿、臀部、胸口、肺部、肩头、胳膊先后十多处受伤，指挥战斗中累得吐过血，是个“老病号”；参加指挥平型关战斗之后，1938年在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又累得多次吐血不止。毛泽东主席得知后，即安排他到延安，一边治疗休息、一边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九个月的学习过程中，因毛主席点将，他还就鄂豫皖苏区的情况，给学员们讲了一课。他怎么又出现在了新四军华中敌后抗日战场上了呢？
延安受命履新职
徐海东为什么会到华中敌后战场的？这不得不从徐海东在延安说起，1939年七八月间，徐海东的病情有了好转，马列学院的学习也已结业，他便找毛主席提出：“现在前方那么紧，我要到前方去打仗！”
毛主席说：“你的病情刚有些好转，就着急了？”
“主席！你还不了解我吗？只要一打仗，我的病就全好了！”徐海东已听出主席有放行的意思，故而如是说。
果然，没过几天，毛主席亲自找徐海东了：“海东同志，少奇、小平同志都要你去，你看，你是随小平去华北呀，还是随少奇去华中呢？”
徐海东立马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我听从组织决定。主席，你们要我到哪，我就到哪。”
“那好，现在我就告诉你，中央已研究决定：徐海东同志到华中，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你先做些准备吧。”显然，主席对眼前这位窑工出身的年轻将军充满了信任和爱意。
事后得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中原局书记由刘少奇担任。刘少奇这次去华中，就是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代表中央到华中领导敌后抗日斗争，开辟与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随行的营以上干部共有50位。中共领导人到新四军去工作，国民党是不会容忍的，少奇此行定会遇到阻拦、甚至风险。如何做到既能保密又保证安全？中央决定，徐海东以中共中央检察新四军工作组组长的名义，刘少奇化名“胡服”，以“秘书”身份，“跟随”徐海东赴华中，既稳妥又安全。行前，毛主席又专门同徐海东单独谈了近三个小时。主席交待徐海东，这次赴华中，要对刘少奇同志的身份绝对保密，对刘少奇同志的安全绝对负责；这次去华中的任务，就是率领新四军江北部队向东发展，打进大别山；鄂豫皖要发展，还要不断扩大。主席还指示：“到江北后，实际整个江北指挥部军事工作就交给你负责了。革命工作需要你，你一定要保护好身体。”徐海东体会到了主席的语重心长。他们俩都未料到，这次分别到下次见面，竟是17年后的中共八大召开时的1956年了。这是后话。
1939年9月，刘少奇写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定稿后，于9月15日，率部离开延安启程出发。这支干部队伍，对外是检查组，全部着国民革命军军服。检查组组长是徐海东，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衔的少将，身着少将服，佩少将肩章，英俊潇洒，干练威武。
护送少奇赴华中
胡服“秘书”一路指导组长徐海东，“公开场合，切切注意身份。你我都在演戏，千万不能演砸了。”接待、拜客，迎来、送往，中餐、西餐，经验丰富的刘少奇，不时提醒徐海东，各个环节、每个细节，必须准确而恰到好处。白天，徐海东是“长官”，夜晚，刘少奇是首长。每天晚上一起研究工作，会对第二天可能遇到的情况进行预测，一一做好准备，所以一路顺利安全，一直抵达西安城。
进了西安，因为检查组是得到蒋介石批准的，所以检查组的活动是公开的，徐海东检查组组长的身份自然也是公开的。在西安的国民党各路大员得到消息，纷纷到驻地拜访。这本是官场常例，但徐海东起初很是紧张，惟恐有个闪失，少奇同志就有危险，还将贻误党的大事。可是看到“秘书”胡服迎来送往，应付自如，心中十分佩服，自然放下心来。
西安事毕，一行离去，出潼关，途经洛阳，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要亲自拜会徐海东将军。恰在此时，卫的小老婆突然去世，卫立煌要奔丧，行前委托参谋长郭寄峤中将代表他拜会徐将军。郭寄峤独身到徐海东住地拜访，进门施礼：“郭某受卫长官委托，特来拜会徐将军！”说话间递上名片，无意中看到了一旁的刘少奇。郭、刘之间有过交往，相互认识。何况，郭知道刘是共产党内“高官”，“官”阶比徐高，见面不可失礼。随即转向刘少奇：“没想到刘先生也在此地，幸会、幸会！”一句“刘先生”，大家顿感突然，绝密的“胡服”，竟如此轻易暴露，使徐海东感到躲闪不及，掩护无方；让在场干部都紧张起来，龙潜、许震两位是毛主席专门交待专事保卫少奇的，此时更加担心少奇的安危。时间不过转瞬，只见少奇同志正从容应对，不动声色地和郭寄峤打起了招呼，互相问候别情。郭寄峤并非无能之辈，对眼前各位人物之间关系，显然已看出奥秘。于是随机应变道：“徐将军，卫长官行前特地嘱咐属下，你是上宾，要在司令长官部安排官宴，为将军洗尘。如果将军不嫌弃，不如郭某家宴招待，也好叙谈叙谈，如何？”
徐海东对郭寄峤的为人有所知晓，遂答道：“承蒙郭将军如此热情，我看很好，徐某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请刘先生同来？”郭转向刘，半是邀请，半是询问。少奇当即作答：“谢谢郭将军盛情，一定来，一定来。”
郭寄峤的安排，确实出于真心。家宴席上，只有他夫妇俩和家人，别无外人，足见其真诚友善。席间谈吐直率，郭说他敬重共产党人，佩服刘先生人品才智，表示今日之事，绝不外泄。原本惊险的一幕，就这样化解了。郭寄峤果然言而有信，直到新四军军部重建之前，蒋介石也不知道刘少奇早已在华中领导新四军抗战了。
然而，一险过后，险情再次降临。
就在检查组离开洛阳城的关键时刻，50位干部仍按离开延安时的次序，分乘三辆卡车，刘少奇抱着海东两岁半的儿子徐文伯，与怀抱婴儿的徐海东夫人周东屏，坐在第一辆车的驾驶室内，徐海东在第二辆车上。第一辆车即将出城时，被守城的国民党宪兵拦阻检查，少奇同志携带的重要文件，都在车上的箱内。事后得知，守城的宪兵连中隐藏着不少中统特务，专司盘查、捉拿共产党人。少奇见状慢慢下车，经过观察，发现宪兵不像找人，而是找东西，并且有两个宪兵已经爬上了车厢，他立即悄悄命令已跳下车厢的警卫员：快去报告徐海东！
赴华中途中，徐海东与妻子周东屏、儿子徐文伯于西安
此时，徐海东正和送行的官员们寒暄着，发现警卫员向他跑来，断定前车情况异常，忙向送行官员招呼说：“对不起!我前面有点事，谢谢诸位了！”说完大步迎向警卫员，边走边听报告，距前车还有十多米时，看到有两个木箱已经被搬到了地面。只听他大喝一声：“住手！谁这么大胆？我的东西，我看谁敢动？”车上的宪兵一看，来人肩上扛着“少将”，吓得急忙跳下车。宪兵连长也看清了来人的少将军衔，立即高喊“立正！”随之，向迎面而来的长官敬礼：“报告长官：在下不知道是您的……” 徐海东虎着脸训道：“现在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还不搬上车？”“是，长官！”转过脸去，手一挥：“快、快、快给长官搬上车放好！”转过脸来：“在下冒犯了，请长官息怒!”徐海东这才放下脸来：“算了，算了，往后要多长个眼睛！”“是、是、是，多谢指教。”转而一想，他是谁呀？忙满脸堆笑着问：“请问将军尊姓……”徐海东心想，险情已过，便随手掏出名片：“别问了，自己看吧！”宪兵连长接过名片，不看便罢，一看大惊失色，只见正中三个大字“徐海东”!心想幸亏刚才没有冒失，否则后果难料。急令宪兵:“全体立正！欢送徐将军！”三辆卡车安全驶出洛阳城。原来，宪兵连长是个国民党老兵，知道当年老蒋悬赏之事，也知道徐海东的厉害。这一戏剧性的化险为夷，成为日后关于徐海东大将的笑谈。
刘少奇率领的干部队，9月25日到达确山县竹沟镇，因为一路劳累，途中徐海东伤病多次发作，又开始吐血，故在竹沟休养了十多日，少奇同志特地让新四军竹沟办事处准备了两副担架，由50位干部轮流抬着走，10月10日后离开竹沟镇，继续向皖北进发。11月上旬，到达淮北涡阳县新兴集，即彭雪枫游击支队司令部驻地。11月下旬，最终抵达安徽定远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检查组”在沿途新四军驻地，都留下一些干部，如曹荻秋、刘瑞龙等留在了淮北，宋治民等留给了彭雪枫部。徐海东完成护送刘少奇进入华中的任务后，开始走上新的战斗岗位。
指挥激战周家岗
徐海东到达淮南之前，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四、第五支队，在张云逸的领导、指挥和戴季英、罗炳辉、郭述申等率领下，完成了在淮南津浦路东、津浦路西的战略展开，为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徐海东到达皖东后，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肩负着打开皖东抗战新局面的重任。然而，他的伤病没能得到恢复，又迎来了新的战斗。
12月中旬，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纠集了南京、明光、蚌埠等地的日伪军2000余人，麇集于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分三路扫荡周家岗。盘踞全椒的日伪军，一路1000余人于19日夜11时出动，经东旺集于20日拂晓进至大马厂；另一路300多人于21日晨，经石沛桥、枣岭集窜犯周家岗。驻滁县的日伪军700余人，于20日晨分两路出动，一路经赤湖铺、关山店、珠龙桥窜犯施家集；另一路经官庄窜入施家集，两路会合后，攻击周家岗。
巢县的日伪军为了配合全椒、滁县的日伪军对周家岗地区的扫荡，于21日出动近1000人，经含山和程家市侵入古河镇。驻扎在古河镇的国民政府安徽省第五督察专员兼第十游击纵队司令李本一，虽然拥兵5000人，但没打几枪就丢掉了古河镇，一口气跑到和县的善厚集躲了起来。日、伪军闯进古河镇后，到处烧杀抢掠，烧毁民房700多间，杀害群众100多人。
徐海东司令根据敌情和刘少奇、张云逸关于“避敌锋芒，击其弱翼，精心捕捉战机，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出敌不意地在运动中给以歼灭性打击，以缩小扫荡范围，缩短扫荡时间，减少人民的损失”的指示精神，从滁县太平集第四支队部迅速赶到七团团部，进行作战部署，决定由七、九两个主力团打好这一仗。徐海东命令：以七团三营的七、八连，在周家岗西北之常山岭大邵家一线占领阵地，防备施家集之敌向西进犯位于太平集的四支队司令部。以七团一、二营和三营九连，在周家岗西南山地设伏，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对从周家岗南下之敌实行侧击、追击和伏击。以九团主力在周家岗以南的复兴集、玉屏山一带构筑阵地，阻击大马厂之敌北进。
徐海东司令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给七、九两团的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21日拂晓，由全椒出动的大马厂之敌北窜，企图进攻周家岗，被九团在玉屏山的一连、九连阻击，敌即退缩复兴集，以炮兵轰击九团阵地，掩护大队继续伸进。三连当即在复兴集附近与敌激战，战斗近7个小时。敌人遭打击后，伤亡较大，遂退回复兴集、大马厂一带，不敢向周家岗前进。
当天上午，由滁县进至施家集之敌与全椒之另一路敌人合击并占领周家岗后，于下午4时30分开始向复兴集方向运动，企图接应大马厂之敌。七团二营两个连尾追敌人，边走边打。当敌先头部队到达山根曹、后续部队离开西魏村时，便进入新四军预设的伏击圈。
在这里设伏的七团一营，正是当年徐海东率领的鄂豫皖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一支队以打硬仗著称的英雄部队，战斗骨干多是红军老战士。当大队敌人沿山路缓缓而来时，设伏在陈郢山头上的七团一营，放过了日军前卫部队，待后边随行的骡马辎重和伪军刚一露头，即以猛烈火力给以突然打击，随即发起冲锋。将敌截为数段，首尾不能相顾。已经通过的敌人不敢回援，急忙占领了两座小山头盲目开炮。押运弹药的一个日军小队长，被五六个战士包围，仍不肯放下武器，继续顽抗，被三个战士猛扑上去，将其生擒。敌人遭到伏击，伤亡惨重，前不敢进，后不敢退，龟缩于山根曹、西何家等山庄，据险固守，不敢妄动。七团一营趁夜扑下山来，偷袭该敌。22日，当这股敌人由西河家南逃复兴集时，又遭到七团部队伏击，被消灭一部，其余溃退到复兴集会合。当夜，九团又袭击了复兴集之敌。连日来，各路日伪军屡遭打击，接连受挫，携带的弹药所剩无几，不得不于23日上午开始撤退。
徐海东当即命令七、九团，立即跟踪追击。回窜巢县的一路，被九团沿途追击，予以杀伤。九团乘势收复古河镇，并从河里捞起不少李本一部队丢弃的掷弹筒和枪支。回窜全椒的一路，遭预伏的七团部队猛烈阻击，七团追击敌人直至谭墩才胜利收兵。
经过三昼夜的激烈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三路扫荡。七、九两团共歼敌一个大队，毙伤俘敌160人，其中击毙日军中队长毛高千穗，生俘敌分队长1人，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从此，仓惶败退的敌人缩回巢内，半年之久未敢蠢动。
国民党李本一部得知新四军四支队已收复古河镇，也随后返回。徐海东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为团结友军共同抗日，即令九团主动让出古河镇，移驻大墅街一带整训。
周家岗反扫荡的胜利，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镇等地，扩大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打开了抗战的新局面。群众纷纷返回家园，大小村镇一片欢腾，人们奔走相告，新四军“打了大胜仗”、“立了大功劳”。
指挥这场战斗的徐海东司令，却因过度劳累，伤病再次复发。他强忍伤痛，出席了第四支队召开的营以上干部大会，做报告时，出现了本文开头的场景。
1951年，徐海东与前来看望的周恩来总理于大连
担架上的指挥官
周家岗反扫荡战斗，是新四军在皖东地区进行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扫荡战斗，也是徐海东将军平生亲自指挥的最后一次战斗。这次病倒之后，徐海东又无奈地躺上了担架，不过他的心离不开战场，他让战士抬着担架上前线，指挥部队与日军斗智斗勇，反击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日、伪军袭扰不断，部队战斗频繁，徐海东的担架也不断出动，不断转移。到后来，只要徐海东的担架一出动，战士就磨刀擦枪，准备战斗；日、伪小股部队和顽军，一旦远远地见到担架，不是避战就是撤退。以致有一次，国民党顽军向新四军进犯，长枪短炮，来势凶猛，意欲拿下根据地。可是指挥官从望远镜里，忽然看见一副担架在新四军阵地上走动，立刻意识到情报有误，马上下令全线后退20里，不得盲动。其实，那副担架上抬的是救助伤病员的民兵。因为战事频仍，徐海东不能很好地休息，病情越来越重。中原局、江北指挥部领导人听到医护人员报告后，下令不准徐海东再上前线。命令锁住了将军的行动，但锁不住将军的心。他把作战地图铺在病床前，床头的电话线接到前线指挥所，让战士备好马匹，坐在他的房门口随时待命，向前方传递他的作战意图，协助前线指挥员把握战机，果断决策。
1941年春，徐海东肺部又大出血，病情十分严重，有时一天吐血几百cc,胸部肿胀得不能盖被。病危之时，甚至已准备后事。经过医生们的全力抢救，凭借他的顽强毅力，终于战胜死神。华中局和江北指挥部领导同志，将徐海东的病危和抢救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毛主席。5月，毛主席亲自签发一封电报，电文长达数百字，充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电报由四师彭雪枫师长转来，毛主席在电报上亲笔写了“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八个字。徐海东看了非常激动，于是下定决心养好身体。
新四军二师领导人张云逸、罗炳辉、郑位三、谭震林等，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 “要确保徐海东的安全” 的指示，由二师政委谭震林亲自主持，以二师“特二连”为基础，组建徐海东的警卫队，抽调作战部队的班排长当战士，连营干部当班排长，调团长程启文任大队长，即连长。特二连有一个战斗排，一个担架排，一个警卫班，一个马夫班。特二连的任务就是保卫徐海东的安全，特二连的战士必须严守纪律，严格保密：担架上的徐海东成了“杨副官”。徐海东躺在路东芦店子养病，但是他的心一直惦记着前线。医护人员特地请木工做了一张担架床，上部架着雨篷，既能挡雨，又能遮阳，枕边可置放军用地图。遇有情况，担架排抬起担架就走，他在担架床上照常处理战事，协助前线指挥作战。
徐海东的游击战术出神入化，变化莫测。日军多次出动围剿、捉拿担架上的“神秘人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总是空手而归，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太不了解中国将军的游击战术。有时日军出动扫荡了，将军却指挥战士迎着对方走，当然，他会巧妙地选择空隙穿插到敌人的后面。有一次，在同企图袭扰根据地的日军转战、迂回穿插时，他中途突然下令特二连战士，全部把草鞋前后倒穿，引得日军沿着草鞋印追击，在山野里兜着圈寻找，最后不知所踪，空忙一阵，特二连则早已安全跳出日军围击区域。还有一次，发现日、伪军偷袭部队已经距离驻地不过二三里路了，他指挥特二连迅速出发，悄悄向山里转移。在进入群山丛林之前，他和随身医生停下，隐身茅草丛中观察敌人行踪。他布置担架排抬着空担架，在山林间穿插，时而现身，时而隐蔽，引诱敌人满山乱跑，始终未能接近担架。拖得敌人精疲力尽时，他下令预先埋伏着的战斗排，突然发起攻击，机枪扫射，手榴弹纷飞，打得日、伪军丢下十几具尸体，慌乱撤逃。
1942年三四月间，日军从定远、滁县交界的磨盘山出发，企图分几路包围芦店子村。徐海东根据侦察员情报，迅速布置将村民安全撤进山里后，他才让战士抬着担架出村。出村转了个弯，他并没有进山，而是让担架停下，他指着前方坡上的丛林，命令“战斗排上山兜个圈子，给日本鬼子看看，傍晚时再隐蔽回来。我们就在这里，观察鬼子动静。”日军接近村子时，看到新四军撤进了大山，然后消失在丛林中。但日军没有追击，吃过一次亏，这次不想上当。而是选择进村搜查，到处找不到新四军身影，更别提“神秘人”了，气急败坏之下，把全村各户农舍翻了个底朝天。傍晚时分，日军终于撤退了。可是，狡猾的敌人出村之后并没有走远，他们不服输，而又悄悄地转回来，埋伏在进出芦店子村的几个路口，等待“杨副官”和新四军钻进他们的口袋。
夜幕渐渐降落下来，天上下起了小雨，战斗排悄无声息地回到徐海东身边，战士们也围拢到将军身旁，正欲抬起担架回芦店子村，徐海东示意放下，分析道：“我在这里一直注视着鬼子的行动，鬼子是撤走了。可是没多久，我听见了鸟叫、鸟儿惊飞的扑扑喇喇声，我注意到，声音都来自村头路口，这说明什么？鬼子又回来了，正在村口等着我们进口袋，我们能回村吗？”“那怎么办？”有人小声问。“现在出发，目标磨盘山！”徐海东轻声果断地下令。“遇到鬼子怎么办？”又有人发问。“不用担心，鬼子进村时我点过数，几乎倾巢而出，磨盘山据点留下的，不会多。那里山高沟深，树木繁茂，进退有隙，今晚安全。”经两小时夜行，特二连抵达磨盘山据点近旁的小山村，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鬼子却在芦店子村口，在小雨中蹲守一夜。当日军撤回磨盘山据点时，徐海东在黎明前就率部离村，早已回到了芦店子村。这次“换防行动”，终于让日军侦知，气得简直发疯。
徐海东在淮南六年，常常协助路东、路西的二师指挥员正确决策，打击日、伪军，屡获佳绩。徐海东的担架成了战斗胜利的象征。
1945年，在安徽定远县太平集。左起：吴华冠、周业成、徐海东、梁从学、秦贤安；前排左起徐海东女儿徐文惠、儿子徐文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