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台湾的雨季。
来台北九天，下了九天的雨。大概是65年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感动了苍天，昨天雨停歇了，虽然仍是阴云浓雾，但总算可以达成半个多世纪魂牵梦萦的夙愿了。
从1949年10月到2014年5月，哪一家至亲骨肉能够分离65年！
70岁的戴筱萍双手紧抱着杏黄色绸缎包裹的大理石骨罐。他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来到桃园机场，他和妻子、妻妹及妹夫是专程来台湾迎回父亲的遗骨的。为了光明和进步，父亲英勇就义，埋骨异乡。今天，他们将陪伴父亲乘坐春秋航空的班机返回上海。
沧桑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轻松。他完成了人生的一大使命，他找到了父亲，他可以告慰九泉下的母亲了：“妈妈，爸爸回来了，回到你的身边了！”
为了这一天，戴氏家族的许许多多人翘首以盼。潮涨潮落，春去秋来，催白了青丝，催老了岁月！
陈处长任命他为高级情报员。交给他五封密信。指示他立即潜入台湾
五星国旗映红了黄浦江。控江路附近一幢老式楼房的小客厅里，两个女人和四岁的孩子急切地盼望他们的儿子、丈夫和爸爸回家。孩子的爸爸是军人，他在进军大上海的队伍中。
下午，门推开了。进来一个穿黑西装的中年男人，三个人定睛一看，便一齐拥上去，惊喜地呼叫和问候。来不及喝一口水，他说：“部队上很忙。为了解放全中国，我有任务，所以不能在家久待。”他要老母亲保重身体，他深情地对妻子说：您辛苦！他抱过儿子亲了又亲，热泪盈眶地说：“爸爸要走了。”
他走了，他回转身，向站立在门口的亲人挥手。
望着远去的背影，妻子王家轩惊疑地想着：他要到哪里去？他在哪个部队？他为什么不穿军装呢？他们结婚十多年了，她了解这个叫戴龙的军人，为了抗日救国，他投笔从戎，南北转战。后来，他当过县长，当过警察局长，当过警校处长和联防主任。不久前，他参与了江阴要塞起义，后来参加了解放军。无论他干什么，妻子总是默默地支持他。因为她相信，丈夫是忠诚善良的，是深明大义的。
戴龙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军人。1930年在江苏警官学校学习时，经共产党员李璞介绍入党，后来联络中断。1947年1月，解放军华中军区敌工科长于济民以警校老同学的身份和戴龙接上关系，恢复联络，并领受组织的任务。上海解放时，已任华东军区海军部秘书科长的李璞惊喜地遇见了戴龙，并调他来海军部联络处报到。处长陈啸奋任命他为高级情报员，指示他立即潜入台湾进行地下活动，为解放台湾搜集并提供军事情报。陈处长交给戴龙致王瀛成和孟启文的五封密信，并交代他们一起行动，情报小组由他负责。
在胜利的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刻，戴龙坚决服从命令，深入虎穴，蹈海远行。
和戴龙一样的，还有父母子女也在上海的共产党员王瀛成，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上海空军飞机修理厂的中尉检验师。他跟随败退的国民党军，于1949年春天就去了台湾。戴龙到台湾后，首先与王瀛成联络，并转交组织给他的密信。这两个互不相识的同乡和同志，怎么也想不到，一年多后，他们为执行同一任务而同时被捕，同时在台北英勇就义。
1949年，中共派遣了大约1500名党员干部扮成败兵、商人、教师和工人混入去台的人流中。他们分赴台湾各地，在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领导这支红色特工队伍的，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干部蔡孝乾，台湾人。
谍海搏杀，惊心动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那是更为险恶的意志和勇敢的考验，更为严酷的信仰和忠诚的较量！
戴元龄泄露了机密：台湾有六个侦察电台。军车和官兵臂章上有昆仑山符号
和王瀛成赴台路线不同的是，戴龙是从陆上经广州转香港，再从香港到达台湾的。他在广州见到了党的办事处负责人吕铮，在香港见到了办事处主任张君然。他们向戴龙布置了入台的具体任务及见面方法，还有电信密码、暗号化名等联系方式，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培训。他领取了4000元的港币作为活动经费。他的入台通行证是在台湾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担任测量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哥哥戴元志帮他代办的，通行证上的职务是测量学校的教官。
利用在台湾的亲朋好友的关系开展工作，是当时组织上的要求。除了哥哥，戴龙还有叔叔等好几个亲戚在台湾居住。
戴龙是1950年3月5日到台北的，寄住在信义路三段的本家叔叔家里。叔叔是台湾省立师范附中的教员，叫戴培之，比戴龙大五岁。凭着这个关系，他以王恭陶的化名领取了身份证。
富饶美丽的宝岛因为战事而显得混乱和紧张，到处是败退下来的官兵和家眷。物资缺乏，匪特横行，社会动乱，人心惶惶。国民党政权立足未稳，他们企图用一道海峡来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军的步伐。为了稳定局势，蒋介石发布和强化执行《勘乱时期检肃匪特条例》《惩治叛乱条例》和各种戒严法、戒严令，控制人民的言论和行动自由。
面对严峻的形势，戴龙冷静处之。他和王瀛成联络后，确定了工作计划。两人分头行动，随时碰面。戴龙从寻访老同学老同事着手，以来台寻找工作为借口，开展收集情报的工作。在台北街头，他遇到了原“重庆舰”的海军下士刘鸣锺，久别重逢，两人越谈越投机。刘鸣锺曾被送往英国受训，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当了逃兵，后在台北成了天利实业公司的会计。他告诉戴龙，他住在中山北路二段，可以随时找他。根据刘鸣锺对现实不满的状况，戴龙启发他认清大势，紧随潮流。聪明的刘鸣锺不停地点头。建立信任后，刘鸣锺向戴龙提供了台湾海军的舰船数量和装备的有关情况。
作为共产党员，戴龙忠实于自己的信仰。为了祖国的统一和社会的进步，他虽然身在敌营，但有组织的指示，有同志的配合，他有信心完成任务。通过访老友、叙旧情，他打听到了许多熟人的近况和地址。他一个一个地走访，了解社情，了解敌情。40岁的黄磊是江苏老乡，戴龙得知他在空军高炮司令部任职，便前往台北郊区的三重镇，正好碰见黄磊的同事刘自强，三人喝酒吃饭，畅谈时局。两个国民党军的军人一边发牢骚一边大谈军中情况。戴龙问及军车和官兵臂章上的昆仑山符号，黄磊告诉了代字。戴龙不动声色，一一记在心中。
在叔叔家中，戴龙巧遇了同乡戴元龄，他是五十四军第八师政治部的少校科员。谈及社会情况，戴龙说报纸上刊登国军侦察电台破获了一桩黄金走私案，真厉害。戴元龄顺口就泄露了机密：“台湾有六个侦察电台。”
当过江苏省警官学校科长的戴龙在台湾的同行中有不少老朋友，他借机去寻访看望。在台南，他见到了任警察局长的同乡朱亚擎。朱亚擎留戴龙在家住了十多天，提供了附近九十二师、关庙五十三军、嘉义二零六师的驻训情况，以及80多个美国技术顾问的特长。到高雄，在港务警察所见到了老同事钱梦明。钱梦明还兼任着高雄防务团的副团长，他热情地招待戴龙，介绍了高雄海军力量及陆军五十二军二十五师由舟山撤退后的布防。打听到苏北老乡王蔚龙调到了基隆市警察局，戴龙来到港口，通过王蔚龙了解军港情况……
情报工作不仅需要英勇无畏的胆量，更要有缜密周详的策略和综合分析的能力。有时侯，把互不相干的两件事联系起来，或许是一个重大消息。有时候，一句话可以分解成好几种意思。戴龙把从四面八方收集来的信息，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经过仔细的判别、研究和归类，整理成有价值的情报。
两个多月了，王瀛成也收集了许多信息。
通信暗号：1472。焦静秋发出了信号。一张黑色的大网撒开了
戴龙很急。他明白，他们的工作，关系到解放台湾的大局。当务之急是如何把情报送出去？在自已的电台暂时没有条件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只有利用公家电台拍发电文了。
经过再三观察和试拍，6月的一天，戴龙从台北来到屏东，若无其事地跨进了电信局的大门，向发报员递过去一份抄写工整的电文。电文不长，内容是亲友近况和现住地址，收报人是香港利源西街25号福成庄潘修，电报挂号是1472，这是规定的通信暗号。
反复推敲的电文是极其复杂的，既要把情报内容报告上级，还必须简短明了。这就要靠密码来编译。上级交代给戴龙的密码有成密和周密两种，并规定了标指和换码的方法。涉及到陆海空军的内容，是用隐语代替的。陆军叫绿茶，海军叫花茶，空军称红茶。美国人叫王先生，澳门叫金门，东京是定海等等。
由于电报字数不能太多，戴龙在屏东和高雄拍发了三次。为了解除外人的疑虑，后两次的电报收件人分别是潘渊和谢明。
他总想多干一些工作，为党多贡献一份力量。他不断扩大交友圈子，他的工作对象大都在军队。
由于情报较多，除了紧急的情报，他还将大部分内容密写成书信，投寄到香港党的秘密联络站，收信人是沈琳。这样的信投寄了两封。
就在戴龙全力以赴开展情报工作的时候，有一只黑手悄悄地伸了过来。
这个人叫焦静秋。戴龙和他是江苏警校的同学，他后来还是戴龙的部属。戴龙来台后，两人常有交往。焦静秋虽在军中就职，但他对现状不满，经常发泄对抗政府的情绪。戴龙先是静听他说，后来随声附和几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认为这是个可以发展的对象。在以后的接触中，他更加坚定了这一认识。当焦静秋透露了上峰可能派他去舟山打游击，同时批准他去上海接家眷来台的消息后，戴龙觉得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他和王瀛成商量，都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收集到的重要情报送到上海东海舰队的直接领导手里。想到这里，戴龙欣慰地笑了。
焦静秋也笑了。他的身后是蒋介石的情治机构。戴龙的活动，早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焦静秋按照幕后人的指使，赢得了戴龙的信任。敌我双方正一步一步地按照自己的计划设置陷阱。
终于，焦静秋发出了信号，他告诉戴龙，他已拿到了去大陆的通行证，近日即将离台。他问戴龙有何事要办，尽可吩咐。
戴龙故作镇静说，没有太大的事，麻烦你带一封便信给做生意的朋友。
戴龙将早已用化学药水书写的台湾陆海空军情报，折叠成一小卷交给了焦静秋，收件人写的是“上海齐齐哈尔路浦江中学交姜明远接收”。姜明远是化名，实际收件人是陈志贞。陈志贞是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部联络处的科长，他是戴龙的直接领导人。
拿到了密信的焦静秋，立即将它交给了上司李士珍。
一张黑色的大网撒开了！1950年7月，戴龙和王瀛成、刘鸣锺等被逮捕审讯，被国民党国防部军法处列为“匪华东军区海军部潜台匪谍戴龙叛乱案”，涉嫌23人。
受尽酷刑的戴龙，被军警打断了双腿和双手，他坚贞不屈。刑前游街时，他是被匪徒们用绳子吊在卡车上示众的！
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王瀛成和刘鸣锺。1951年1月18日凌晨，台北南郊马场町的刑场上，响起了一阵又一阵密集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