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编号为2021。在六张犁二墓区。历史不会沉默
马场町原是侵台日军的养马场，因1950年代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在这里大批枪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而闻名。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因书记蔡孝乾叛变投敌，致使1800多人被捕，1100多名地下党员在这里壮烈牺牲。
历史不会沉默。
1993年的5月，台北大雨倾盆。苗栗人曾梅兰在荒山野地中跋涉，她在寻找，寻找40年前为了光明而牺牲的哥哥的坟茔。割除野草，竹丛中露出一小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徐庆兰之墓”五个字，这正是她的哥哥！清除杂草，荒地上有200多处墓葬。掩埋着200多位政治受难者遗骨的六张犁墓区从此向世人展示。和六张犁三个墓区一样保存政治受难者遗骨的，还有台北市第二殡仪馆的福德公墓和无主灵骨塔，可能还有新店空军墓地。
为了平复历史的伤痕，政治受难者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以及其他人士在台北成立了互助会和联谊会，他们组织祭奠、展览，向当局提出要求和帮助受难者亲属寻找遗骸。这群仁义之士为大陆的红色特工亲属寻找烈士遗骸架起了彩虹之桥。
2010年12月，红色女特工朱枫的遗骸就是在海峡两岸的热心人士帮助下找到的。
在此之前，中共台湾地下党牺牲的吴石、陈宝仓、肖明华等烈士遗骸已通过各种渠道迎回了大陆。
为了寻找父亲的遗骸，年近古稀的潘蓁从上海前往台湾。他知道父亲已壮烈成仁，他要迎回遗骸与母亲合葬。在上海，还有好几位烈士亲属委托他到台湾寻找亲人的遗骨。他们的亲人也和他父亲一样，受党的派遣来台湾开展工作，离别半个多世纪杳无音讯。其中有戴龙的儿子戴筱萍、王瀛成的儿子王道元、张丕烈的外孙张盛宏，还有徐州侯文理烈士的亲属等等。他们委托他，是因为潘蓁在台湾有朋友，在寻找朱枫骨罐的过程中，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戴筱萍拜托潘蓁帮忙寻找父亲的遗骨。他还一次次求助有关部门。但寻找无果。
和戴筱萍一样寻找无果的红色特工的烈属们，在静安公园约会，倾吐对父辈的思念，打探有关情况，交流网络上看到的信息，提出种种有用和无用的建议。
这时侯，大幅登载了朱枫烈士魂归故里的《宁波帮》杂志，提出了深入报道的设想：朱枫烈士回来了，还有1000多个红色特工仍然埋骨异乡，我们要帮助他们叶落归根！于是，总编辑亲自执笔，在2011年第3期杂志上醒目地刊登了《寻亲告示》：
……为了协助亲属尽快寻找到亲人遗骨的下落，我们愿意联络海内外有识人士，共同出力，尽可能地帮助受难人亲属了解亲人下落及寻找到亲人遗骨并叶落归根，我们特聘潘蓁先生为顾问并与台湾有关方面取得了联系，希望有需要寻找台湾地区50年代政治受难人遗骨的人士，与《宁波帮》杂志联系……
和《寻亲告示》同时刊登的，还有376位受难者名单。
作为连续报道，总编辑又赶到上海采访了戴筱萍和张盛宏。《思念如潮盼父归》和《望断秋水寻亲人》两篇专访登载在《宁波帮》2011年第4期上。这本发行海内外的刊物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听筒里传来清丽的女声：“是《宁波帮》杂志吗？我姓马，我在杭州。因为寻找父亲的下落，我刚从台湾回来。我也查询了你们杂志上刊登的戴龙先生的下落，希望你们告诉我戴龙先生儿子的电话，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他。”
过了几天，戴筱萍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总编辑：马女士查到了我父亲的坟墓，在六张犁二墓区。同时，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秘书长李坤龙先生4月18日给戴筱萍来信说：戴龙前辈的坟墓编号2021位置，在六张犁二墓区。信中说，“我们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是由政治受难者和政治受难者家属组成，你们在台湾如果没有亲友，可以通知我们，我们会义务协助。”
戴筱萍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在上海的受难者烈属，大家都为他高兴。他说：“我到台湾后会帮助大家了解更多的情况。”
从1951年牺牲到1962年发证。这一份荣誉迟到了11年。他没有享受过父爱
萦绕在戴筱萍心头的，始终是：父亲！父亲！父亲！
虽然这张刚毅的脸庞是个模糊的印象，但它像刀刻般地烙印在心里。戴龙的经历，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说不尽的苦难和荣耀。父亲走后不久，就来人把他们从山阴路一套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搬迁到闸北区的二层老房子了。由于没有生活来源，瘦弱的母亲靠走街穿弄替人家卖酱油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粗茶淡饭也难得温饱，辛劳的母亲得了糖尿病。最苦是刻骨的思念。老奶奶天天以泪洗面，她逼着儿媳去寻找她的龙儿。
那时，他们背着“失踪军人家属”的黑锅，许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那是阶级斗争的年代，和台湾有关系的人都要受到质疑和审查。苏北老家有人来调查，问戴龙在台湾什么地方？在台湾干什么？乡下的亲戚也一次次地来问这个问题，因为有这个社会关系，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前途。
戴龙有个弟弟叫戴麟，原在北海舰队工作。因为哥哥在台湾的原因，他受到了审查。他要求组织到戴龙的派遣单位东海舰队查清政治面目。好在单位出面，不明不白的历史终于明明白白了。他来到上海告诉嫂子和侄子：“哥哥是组织派到台湾做地下工作的，因为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他是革命烈士。”
嫂子王家轩惊呆了。日日想夜夜盼的丈夫不在人世了，这是她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手捧着红色的烈士证书，证书上印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签名，王家轩笑不出来。一个人换了一张纸，她宁可不要这份光荣。她领了450元的抚恤金。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填发和解放军东海舰队政治部批准的烈士证书上，写着牺牲时间、地点和原因：1951年在台湾搞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杀害。发证时间是1962年9月。
从1951年牺牲到1962年发证，这一份荣誉迟到了11年！
1951年1月18日早晨，戴龙、王瀛成和刘鸣锺作为“潜台匪特”，在台北街头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押赴刑场，双手双腿被打断后用绳子吊在卡车上示众的英勇形象感动了台湾民众。第二天的台湾报纸上，都刊登了这则消息。这样公开报道的消息为什么沉寂了11年？
这张光荣的烈士证书也给戴筱萍带来了耀眼的光环。因为是烈士的儿子，他考取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大学毕业时，因为他是烈士的儿子，东海舰队和上海市政府多方协调，破例将他分配到上海无线电三十二厂任设计工程师。
母亲老了，她病倒了，她全身浮肿。病危时的母亲紧紧拉着儿子的手，叮咛了又叮咛：“一定要……把你父亲……找回来，我等着他……”
戴筱萍把奶奶和母亲的嘱托铭记在心上。现在，他知道父亲的下落了，他要去接他回家。
因为多病的父亲正在尿血，女儿蓓蓓和女婿利用元旦长假先行赴台，他们先去祭拜爷爷，打探迁坟的路径。
朋友带着他们寻到了荒山野地的六张犁。天下着雨，暮色中，他们在墓园中寻觅。
“年轻人，你们要找谁？”不远处，打着雨伞的一个中年人问。
蓓蓓哭着说：“找我的爷爷，他叫戴龙。”
中年人走过来了，他说：“你们是上海来的吧？请跟我走。”他叫张晓林，是政治受难者互助会成员。
湿漉漉的花岗岩墓碑在雨地里哭泣。“戴龙之墓”四个石刻大字刚用红漆描过。蓓蓓和丈夫跪在泥水中叩头祭拜，放声大哭：“爷爷，爷爷！我们看你来了！”
“爷爷！爷爷！你听见了吗？”这是至亲骨肉的心声。这是亲情血脉的呼唤。
雨下得更大了。
9c8952航班飞越海峡，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爸爸，我们回家了
这是一次神圣的旅程。戴筱萍追随他父亲戴龙65年前的足迹，从上海到台北，飞越960公里的路途。千山万水，海涛风潮，都挡不住他的脚步。
虽然是第一次到台湾，但他并不感到陌生和孤单。这里的小路，印有父亲的脚印。他的身边，有家人陪同。机场大巴开往台北市区，手机里就传来热情的问候。下午，张晓林先生亲抵旅馆看望戴筱萍一行。虽是初次见面，但情同亲人，他对一周的日程作了周详的安排。
据估计，台湾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10年间，被判死刑者约有四五千人，判刑者近万人。其中有共产党员、共产党同情者、民主正义人士及对政府不满者等。
今天已辟为纪念公园的马场町，群山肃穆，流水呜咽。戴筱萍一行在土堆前致哀，这里是父亲流尽鲜血的地方。纪念碑上镌刻着碑文：
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灵，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纪念碑前，戴筱萍意外地遇见了没有见过面的几个熟悉人。前面走来的是给他写信和寄墓碑照片的李坤龙先生。讲上海话的两位女士是王瀛成烈士的孙女，她们来寻找爷爷的坟茔。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心愿，化作了问候和祝愿。
雨丝像不尽的思念。带着感激和谢意，戴筱萍要当面感谢帮助他从未谋面的台湾朋友。戴一副白边眼镜的李坤龙先生谦恭地说：“不用客气的。我和你一样，记忆中不曾有过父亲的音容，父亲遇难时我眼睛都来不及睁开。时光过了60多年，你们的心情我们都理解，戴龙前辈早该叶落归根了。”
戴筱萍又来到台北市南京西路的政治受难者互助会拜访。那天来了不少人，年逾古稀的涂会长也来了，大家像亲人般畅叙。互助会的墙上有两行大字，这是他们的宗旨：“爱国爱乡 改造社会 民主统一 走向富强”。
戴筱萍拿出了父亲的遗照和公证书。涂会长从柜子里取出60多年前的判决书和有关案卷的复印件。听说戴龙家人要来，他早就作了准备。
有人开玩笑：“戴龙是匪首，很有名气的。”几个老年人回忆了戴龙示众时的英姿。
“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来呢？”有人不解地问。
“不知道啊，我们和这里消息不通啊。”戴筱萍说。
“政治受难者名单和墓地公开十多年了，你们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没有人通知我们啊。”
“这次是怎么知道的呢？”
“是媒体和朋友们帮忙才得知的。李坤龙先生写信给我的。”
“你们领到了多少补偿费？”
“什么？补偿费？没有的。呵，发的叫抚恤金，450元，我母亲在世时每月有5元。”
有人告诉他，1998年5月，在民众的积极推动和强力抗议下，台湾当局通过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凡符合条件的，可以得到600万至400万台币的补偿。但是，这项工作今年3月已经结束了。
戴筱萍呆呆地听着，他百感交集。
带着城隍庙的五香豆和上海的糕点，戴筱萍一家来看望83岁的叔叔戴云先。见到大陆来的亲人，叔叔老泪纵横：“你阿爹游街的时侯我看到的……真惨啊！你阿爹这个案子，我们台北的戴家……有9个人受牵连啊！”
雨小了。这天是迁墓的日子，互助会的朋友一早就通知了墓地的工人。戴筱萍一行是第二次来六张犁了，这是台北东南郊的一片山地，黑色大理石的公祭碑上刻有“人民忠魂”四个金色大字，一年一度的秋祭在这里举行。
点香，燃烛，烧纸，供上水果鲜花，一行人一齐跪拜。他们告慰父亲：爸爸，我们接你回家！
地很湿。挖开表土，下面是烂泥和树根。鬓发斑白的林先生用铁镐挖断树根，一锹一锹地铲土。他管理墓地多年，他说，当年不少受难者是外省人，没有亲人收尸，政府就发70元钱叫我们埋葬。
林先生说，“当时都是草草掩埋，像戴龙前辈这样墓碑墓地完整的不太多。但是年代久了，遗骨不太完整了。”泥土中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骨殖，他轻轻地捡起来，和着墓地的泥土，一起装进大理石的骨罐。林先生深情地说：“戴老前辈，回家了。”
“回家了，爸爸，我们回上海了！”
雨还在下。春秋航空9c8952航班冲破浓云雨雾，飞越海峡，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
迎候的人群中展开了长长的横幅：迎接红色特工戴龙烈士魂归故里
骨罐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洁白的百合花花环献给不朽的忠魂。
他炯炯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新奇的世界。刚毅的神情中绽放出胜利的笑容。
纵然是消逝了，伟大的仍然伟大！
纵然是凋谢了，光荣的仍然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