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的三大战役，按时间顺序，辽沈战役居首。60多年过去了，研究辽沈战役的决策过程，对我们指导现代战争仍不无裨益。
辽沈战役决策系统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和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为主的东北野战军领导人。
辽沈战役决策过程
辽沈战役决策过程历经五大阶段：
中央军委要求东野南下作战。1947年10月13日，中央向东野通报了关内战场的情况，要求其冬季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首次提出了南下作战的构想。按照要求，林、罗、刘决定“今冬明春，三、四纵队担任在开原至营口线上寻求战机，一、二两纵须作西进的行动准备”；12月11日，决定冬季全力在锦州沈阳间作战。中央认为该计划“完全正确”，要求他们尽“可能将沈阳、铁岭、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等几个大据点之间的中小据点、广大乡村及锦州以西、以北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归于我手”；解冰后“可将冀热辽的两个纵队派至冀东作战，而以主力在满洲打大据点”，“不但占领北宁路津榆段的大部，而且可能在张家口、天津间打开一个至两个缺口，使东北、华北开始打通联系”。次年1月6日，毛泽东又要求东野“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奋斗”。2月7日，毛泽东要求东野利用冰期歼灭更多敌人、警惕东北敌军可能全部撤至华北的危险”。从而初步提出了在东北与卫立煌集团决战的方案。
中央的决策依据主要有三：至此时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已解放，土改大部分完成，解放区生产和军工发展快；敌主力被分割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及其附近的狭小地带，补给困难，而我解放区则交通运输便利；东北敌军虽有55万人，但东野正规部队加上地方武装超过100万，且军政素质有很大提高，装备大为改善，并建立了强大的炮兵。若能在东北“封闭蒋军”而歼之，既可全力加强军事工业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又可防止敌人战略收缩、使东野早日入关作战。
东总对南下作战的看法与攻打长春决策。中央决策当时只是征求意见。因为“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林、罗、刘认真研究后认为，上述决策实施起来有四个方面的困难：东野重心在松花江北，南部大片新解放区还未巩固；敌军利用市郊地势和日伪统治时期构筑的旧工事形成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主力远道南下攻打锦州，如久攻不下，敌人从华北和海上增援，将陷我军于被动；后勤补给困难大。2月25日林彪等人决定：先以一部攻打开原站、营口及准备围歼四平之敌并打援，待战斗结束后将部队摆在四平和吉林、长春之间，一面补整一面防止吉林之敌退回长春，同时引沈、锦之敌出来，“下一攻势，或突然回击北宁线、或攻长春，依当时情况再定。”中央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因此，东野主力在冬季攻势后并没有南下作战，而是一面包围长春一面整训，意在围点打援。4月18日，林、罗、刘等人又专门讨论了今后的作战方针，决定于5月中下旬集中9个纵队攻打长春和阻击援敌，并“力图在十天半月左右”解决战斗。
中央高度重视这一设想，经认真研判于4月22日同意打长春。这就确立了先攻长春、先北后南的决策。
进攻长春受挫后转而筹划围城打援。5月下旬，长春守军两个师出城抢粮，我军准备以—纵、六纵、十二纵两个师和五个独立师消灭该敌，并乘虚攻占长春。经多次交战，东野虽歼敌约6000余人，但自身伤亡也不小，且敌人大多退进城内。经过此战东野发现对守敌工事、作战能力并不充分知情，部队还缺乏攻打坚固大城市的经验，“十天半月左右”根本无法克敌。在分析了最新情况后，东野决定“对长春以一部兵力久困长围，准备在敌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以主力转至北宁线，在承德、古北口一带作战。这与中央最初的先南下作战决策颇多一致。中央认真权衡后，倾向如果条件许可还是应先取长春。
东总认真讨论了上述问题，并于6月5日再次提出长春作战的三个方案及利弊：一、正式进攻长春无把握，成功可能性很小；二、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封锁粮食，主力南下北宁线热河一带作战，但可能到处扑空，或因敌人集中不好打外，粮食补给也较困难，且长春之敌可能趁机逃回沈阳，从而两头都没有结果；三、以两到四个月时间围城打援，然后攻城。林、罗、刘认为“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估计敌被困饿到极点时，沈阳敌可能被迫增援，因而我们以长春为钓钩就可能求得打运动战的机会”。中央同意了该方案，并要求通过攻取长春为“尔后南下作战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
围城打援受挫后重新考虑南下作战。根据该方案，东野于6月l5至20日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最终决定了攻城打援方案。6月25日围城部队开始攻城，并试图通过军事封锁与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使守敌粮弹俱困、军心动摇。但攻城打援进展不顺。攻城方面，当时长春守军共有10万余人，并有坚固的工事和纵深防御体系；长春距沈阳较近，便于敌人地面增援，与沈阳保持着空中联系，城内有一定的粮弹储备。这使得长春守敌决心坚守。打援方面，我军企图被卫立煌识破，在我没有全力进攻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有救援。这样，攻城打援目标无法实现。为改变这种局面，东北局于7月中旬重新研讨了围城打援方案，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7月20日和22日他们两次向中央提出：“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首先以奔袭手段分别包围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诸地之敌，然后迅速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的战斗。”
事实上，中央从战略全局上一直希望东野能早日南下作战。因此，当林、罗、刘主动要求先南下作战时，中央即于7月22日表示：既然攻长春无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这就再次确定了先南下作战的决策。
在细化南下作战方案中完善辽沈战役决策。此后，中央与林、罗、刘开始讨论具体作战方案。中央认为，“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可见，中央的设想是打下锦州后并不急于解决北部战事，而是赴华北攻打傅作义。此后，东野加快了南下作战的准备。此时东北敌军似有从营口撤退的准备。中央不得不改变原计划。9月3日毛泽东要求东野“须准备于攻占锦、榆后回师歼击由沈阳撤退之敌军，务使长、沈敌军不能向华中撤走。”
鉴于军情紧急，林、罗、刘当日就制定了南下作战方案：以靠近北宁线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逐一歼灭敌人；以北线主力控制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由长春突围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长春，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中央随即同意了该部署，并要求“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设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十三军”，要求东野“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至此，与卫立煌集团作战略决战的决策正式确立下来。9月12日东野出击昌黎至兴城诸点，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辽沈战役决策的基本经验
整个辽沈战役决策历时11个月，历经五次反复，两大决策系统在先南下作战还是先解决北边战事、打下锦州后先打傅作义还是回头解决东北敌军之间反复交流，最终随着理性的增加才完成了整个决策。
科学决策中必须发扬军事民主。首先，发扬军事民主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军事决策信息隐蔽性强、变动性大。从战场信息把握来看，越贴近前方越充分知情，如不发扬民主，前方将士就不可能把决策制定与调适所需的信息及时输送到高层决策系统。因为发扬了民主，整个辽沈战役决策中的信息交流非常畅通。在决策第一阶段，中央要求东野南下作战是因为这些地区“很好作战”，但对长途南下的不利因素并未充分考虑；而林、罗、刘在一段时间内认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有困难，故提出要先打长春。此后，中央传递的信息包括全国形势、坑道战经验、补给准备、敌军动向、协同作战等，林、刘传递的信息则包括守敌情况、交通运输、后勤保障等。
其次，发扬民主是提高军事决策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在民主决策中，高层往往只提出大致的思路，而更多地是赋予前方指挥员以更大权限，以便他们依据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形及时制定修正决策。比如，1948年7月东野正式决定先南下作战后，中央要求林、罗、刘“关于具体作战计划，希望你们详加考虑，拟出全盘方案电告”。当时中央的许多意见都不是硬性规定，即使出现分歧高层决策者也允许反驳。东野领导人在决策过程中更是时时讨论，如围城打援就是师以上干部会议多天讨论的。
发扬军事民主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的原因时就说，“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解放战争期间中央更是要求，“举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但中央始终认为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建立报告制度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如果“放弃领导，光讲民主，就是尾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我们要善于分析下面的意见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对于正确的意见，要领导大家去执行；对于不正确的意见，要教育说服，帮助他改正。”辽沈战役决策期间，中央既充分发扬民主，尊重林、罗、刘的意见，把决策主动权交给了他们；又曾对他们的一些做法提出过严厉批评，体现了集中。如在安排华北我军协同作战时，中央一方面就“杨（得志）罗（瑞卿）任务如何规定，何日行动请林、罗、刘“即告”；一方面，当杨成武部确定了行动方案，而林、罗、刘仍未确定行动日期时，中央则进行了严厉批评：“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对于战局何益。”
（注：本文作者林茂安为南京军区兵种训练基地驾驶教研室主任，陈磊为该室教员；童庆平为装甲兵学院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