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审判侵华日军战犯军事法庭遗址，今南京市中山东路307号钟山宾馆黄埔厅
1937年，南京城历史上最冰冷的冬天。12月13日，国都沦陷。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永远不可被饶恕的最重大、最血腥野蛮的滔天罪行！长达六周的南京大屠杀使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万万千千的中国人用热血乃至生命换来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的战犯审判也成了中国人翘首以盼的重要事情。这是迟到的正义审判，几名战犯最终被处以死刑，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万同胞却再也看不到初生的黎明。
谷寿夫：无耻狡辩换不来苟且偷生
今天南京中山东路307号的钟山宾馆，有一组民国时期的老建筑，其中的黄埔厅是当年的大礼堂。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设立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首恶战犯谷寿夫、在大屠杀中杀害300多名中国人的田中军吉与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野田毅等人先后被引渡，在此受审。
1946年8月，被驻日盟军总部逮捕、关押在巢鸭拘留所的谷寿夫，被要求引渡到中国。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以谷寿夫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正式起诉，并请科处极刑。为了正义与公理，并祭奠遇难同胞，庭长石美瑜，法官宋书同、李元庆、葛召棠、叶在增，检察官陈光虞等人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搜集证据。他们到中华门外花神庙的万人坑、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等地实地考察，传讯了数以千计的中外证人，并获取侵华日军为炫耀武功所拍摄的电影、日军日记、中外报刊书籍等铁证。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公审。
大半个世纪后，在回忆这一不能被忘却的旧事时，许多目睹过审判的南京老人纷纷说道：大礼堂的楼上楼下门内门外，挤满了愤怒的人群。证人席前排起了长队，每一个人都控诉着自己亲历的一幕幕人间地狱的景象。
原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郭岐根据亲眼目睹的事实写成了《陷都血泪录》，当检察官读完书中的重要章节时，悲愤的人群沸腾了，大家怒吼着，嚎啕着，要求将这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立即处决。如果不是法警极力维持秩序，谷寿夫早已被撕成碎片，踩成肉泥。
在铁证面前，为保全性命，谷寿夫开始了无耻的狡辩，声称部队“不乱杀一人”。庭长石美瑜怒不可遏，厉声下令：“把中华门外万人坑内被害者的颅骨搬上来！”随即，法庭内的人群再次愤怒了：几乎每一颗颅骨底部都有明显的切痕，这完全可以证明，死难者的头颅全都是被刀砍下来的！
接着，当年的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出庭作证，叙述他亲眼所见的日军烧杀劫掠、奸淫妇女的罪行，并证明红十字会曾掩埋遇难者尸体4万余具。具有正义感的国际友人金陵大学教授史密斯、贝德士，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相继出庭，指控日军暴行。法庭先后放映了日军拍摄的新街口屠杀的纪录片、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拍摄的谷寿夫部队在中华门附近的暴行影片。镜头里在屠杀现场指挥的，正是谷寿夫！
3月10日，是南京法庭继2月25日再次开庭后，对谷寿夫进行的最后一次公审。庭长石美瑜徐徐站起，威严地逼视着谷寿夫，以铿锵有力的声调，宣读《战犯谷寿夫判决正本》：“谷寿夫在作战期间，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这是迟到了的正义宣判，法庭内沸腾了，法庭外收听广播的中国人民欢呼雷动！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被押往雨花台刑场。沿途观看的十余万民众几乎阻断了道路，人们愤怒的声讨声响彻南京城。终于，一颗子弹，结束了刽子手的性命。和30万被残忍杀害的遇难同胞相比，他的死已经是太人道了。
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嗜血刽子手的人生末路
谷寿夫被处决后，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日军少尉军官向井敏明、野田毅也被引渡。1947年12月4日，南京军事法庭正式对二人起诉：“民国二十六年12月5日，于我江苏句容县入城时，向井杀我国人89名，野田杀78名。同年12月11日，南京攻城战，该被告等复作杀150人之比赛于紫金山麓，向井杀106名，野田杀105名。”12月18日的公审中，向井敏明、野田毅极力否认曾进行过杀人比赛。中国法官龙钟煜愤怒地出示《东京日日新闻》《日本公告报》《大美晚报》等报道和照片进行指证，并谴责道：“杀人比赛竟然受到日本军部的大力宣传，日本各地吹捧杀人精神的信件雪片般飞到部队，受到蛊惑的日本军人挥舞起武士刀，继续在中国进行丧心病狂的大屠杀。”当年的《东京日日新闻》，曾连续详细报道了二人在无锡、常州、丹阳、句容、南京紫金山等地刀劈百余人的经过。这些报道不仅有明确的时间、地点、杀人过程和数字，而且同时还配发了两人合影的照片。
面对愤怒的听众，狡猾之极的向井竟然狡辩说：“《东京日日新闻》刊登的是我吹牛的假消息，我只是想颂扬武力，以博日本女界的钦慕，希望能早日获得佳偶。”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野田也马上附和说：“对，对，那都是我们为了讨老婆编造的。”公诉人驳斥道：“侵华时期，日本当局对军事新闻的统制检查极为注重，《东京日日新闻》系日本重要媒体，绝无故意虚构并以巨大篇幅专为该二被告宣传之理。”12月18日，庭长石美瑜庄重地宣读了对向井敏明、野田毅两个杀人狂的判决书：将二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与向井、野田同时接受审判的，还有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军第六师团中队长田中军吉。公审时，田中军吉极力否认罪行，面对日本《皇兵》一书中用以屠杀300余名中国人的军刀“助广”图片与署名田中军吉的文章，田中只声称：“我只在战场上杀过人”。
当检察官李璿拿出田中挥舞军刀砍中国人脑袋的照片时，田中的眼神里闪现出一阵慌乱。这个狡黠的杀人魔，瞥见照片上的自己只穿着衬衫，便无耻地辩解说：“法官先生，我穿衬衫，显然时间是在夏天，而攻占南京却是冬天，该照片仅能证明本人在另一地方斩杀一人，不能证明我在南京杀了300人。”法官龙钟煜怒不可遏，当即驳斥道：“被告所言纯属狡辩！他在挥刀奋力猛斩之际，为方便动作，在冬天脱去外衣，本属常事，况且连续斩杀300余人，怎能不热？事实俱在，罪证确凿，哪里有丝毫狡辩的余地！”面对铁证与义正辞严的驳斥，田中军吉哑口无言。
1948年1月28日，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经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查证：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19万多人；零星屠杀有858案，屠杀约15万多人，“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松井石根：被送上绞架的甲级战犯
南京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之时，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进行着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松井石根曾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在占领南京之前，就下令部属“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日军入城后，他有意纵容日军官兵实施各种极端的暴行，根本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措施。这个罪魁祸首在审判席上非但不认罪，还恬不知耻地美化侵华战争道：“我总是坚信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是所谓‘亚洲家庭’兄弟间的争吵。……这就像是兄长在长时间忍耐后痛打其年轻而又桀骜不驯的弟弟一样。这一行动是使中国恢复理智，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对于他指挥的南京大屠杀，他则声称：“攻占南京时，我正卧病在140英里外的苏州，根本不知道士兵违背我的命令所犯下的这些暴行，也没听到任何有关的报告。”
纵然松井石根百般抵赖，但由于证据确凿，连日方辩护律师们也放弃对日军暴行是否存在的辩护，而把重点放在作为方面军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应不应该为部下的行为负责、以及负责到何种程度上。
在东京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过程中，10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有5名中国人。中国证人既是受害者，更是目击者，他们证词具体确凿，连辩方律师也提不出疑点。而外籍证人也亲眼目睹了日军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并有文字或照片作为证据。他们是交战双方之外的第三者，受过良好的教育，证词更为客观与可靠。除此之外，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函件、德国外交电函对日军暴行的描述都是无可辩驳的证据。
与南京审判相比，历时两年零七个月的东京审判遇到了更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蒋介石政府忙于应付内战，无心派人搜集日军罪证。中国法官梅汝璈“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在他的努力下，结合盟军提供的材料，日本战犯矢口否认的南京大屠杀终于被写进了判决书。
但在最后的量刑问题上，各国法官的意见有重大分歧。已经废除死刑且未遭到日军过多侵略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用死刑。最后投票表决前的争辩显示：力主死刑的人占少数。梅汝璈心急如焚，昼夜不眠，在与各国法官多次磋商、无数次争论之后，终于有一部分法官与他达成共识。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勃宣读了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判决：“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全市约三分之一被毁。……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
松井石根最终被处以死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等侵华日军甲级战犯。1948年12月22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松井石根被送上绞架，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南京审判与东京审判，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是对公理、人道的捍卫，也是对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及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伤亡的3500万同胞的告慰。每一个证人，每一件证词，每一条证据，都足以证明这些刽子手的嗜血与残忍。然而，即便在无数遇难同胞的骸骨面前，这些毫无人性的杀人魔王依旧否认一桩桩惨无人道的罪行，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东京审判时，梅汝璈“若不严惩战犯唯有蹈海而死”的誓言，令每一个中国人热血沸腾。梅汝璈当年留下的话犹如沉重的警钟声，至今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边：“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