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二月于汤村合影（右起邓子恢、罗炳辉、国民党张联络员、袁国平、不详、戴济民）
袁国平叔叔比我的父亲罗炳辉小九岁半，我虽然没有见过他，却一直把他视为心中的英雄。
十几岁的时候，妈妈给我讲述了袁国平叔叔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的故事。那是惨烈悲壮的皖南事变发生后，袁国平叔叔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指挥战士们浴血奋战。在突围中，袁叔叔不幸身中四弹，卫士连的战士轮番背他继续突围。第二天，到了江边章家渡，但敌人仍穷追不舍，为保存实力，他多次命令战士们丢下自己，但战士们死也不丢下他。这时，他毅然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响了扳机，践行了自己“如果我有一百发子弹，九十九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诺言。
妈妈还说，袁叔叔是有名的军中才子，军内外常有文章发表。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军中才子，有一种不唯上的勇气。有一次，党内的一位上级领导暗示袁叔叔通过党的会议整倒某某同志，但袁国平叔叔仍然坚持组织原则，没有按照其意见办，这种不畏权势只唯真理的做法令我更加钦佩。
袁叔叔和父亲罗炳辉红军时期就已是战友，他们在长期的革命风雨中建立起了能够经受岁月考验的革命友情。爸爸钦佩袁叔叔的一身才气，袁叔叔也欣赏爸爸豪爽干练的儒将作风。
父亲在江西吉安起义后不久就认识了袁国平叔叔，他们作为党的一员武将和文将，常常同时出席党和部队的一些重要会议。在1931年5月底召开的五次总前委会议中，他们共同参加的就有三次。他们同时参加了“二苏大”，同时被大会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在1933年颁发“红星奖章”时，他们共同获得二等奖章。他们在革命战争岁月中逐渐地相识相知了。
抗战爆发后，袁叔叔受党委派到新四军任政治部主任。在他到达皖南军部后不久，父亲也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南下抵达云岭。分别不久的袁国平叔叔与叶挺、项英、周子昆、邓子恢等一起欢迎老战友的到来。父亲到皖南军部后，袁叔叔常常陪着父亲视察部队，这使父亲在皖南的这段时间过得充实而丰富，对参与领导铁军部队抗战救国更成竹在胸。
到皖南不久，父亲即受命奔赴苏南敌后与陈毅一起指挥一支队作战，不久又随叶挺军长奔赴江北指挥作战，他们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但这更加深了他们的战友情，袁国平叔叔更关注爸爸在前线的情况。从袁叔叔在为纪念“七七”三周年而作的《三年来为坚持大江南北敌后抗战的新四军》一文中即可看出他对父亲及所率部队动向的深切了解，他指出：“在江北之苏皖边境，那里有……罗炳辉、郭述申同志领导之第五支队……，他们在江北指挥部的直接统率之下，迅速开辟了皖东平原及津浦路两侧的游击战争。他们曾经以最顽强的战斗收复过定远、来安、盱眙和田家庵。不时破坏津浦铁路，并阻止淮南铁路的打通，经过无数次战斗，打退敌人对天长、六合、仪征等县游击区的进攻，并在这里创立起与皖东平原连成一片的游击根据地。北与八路军联系造成游击战争围困徐州、淮阴的形势，皖南与江南诸支队配合，造成夹江作战，威胁着南京和芜湖。”
谁知，不久，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袁叔叔身陷国民党顽固派围困。父亲和战友们心急如焚，与陈毅等联名电呈蒋介石，要求解除对新四军的重围，严惩祸首，保障新四军安全。
“皖南事变”发生数日来，父亲一直寝食不安，对袁国平叔叔等战友的爱和对国民党顽固派无耻行径的憎恨都强烈地燃烧着他的心。他在日记中无限悲痛地说：“这种惨痛是国家民族之不幸，革命之惨痛损失。得此消息，悲愤填膺，凡具有良心血性的正义感的人们均有誓吞丑类，不除此妖孽不休之决心，何况共产党是革命的同志，应有表示。”在袁国平叔叔牺牲不久，他就亲自主持召开了皖东部队悼念袁叔叔等皖南死难烈士的大会，为死难革命战友予以追悼。父亲把对战友深切沉痛的怀念化为决胜疆场的力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自己也在袁叔叔牺牲后的1946年因积劳成疾而星陨疆场。
党给爸爸和袁国平叔叔的历史功绩都已有了公正的评价，他们的革命经历已经成为激励后人不断进取的丰碑。他们虽然都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年早逝，但他们都将永远活在后人心中，成为我们真挚永恒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