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慈镇县大队配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支队四中队在河头马家桥伏击全歼伪十师一个连
日军“联络”新四军，说客却是地下党
抗战后期，狡猾的日本侵略军试图利用中华民族内部矛盾，分化国人，延缓其军事败局。1944年上半年，纪纲在南京日军监狱被释放后，辗转回到新四军军部。他是我党派驻到南京领导情报工作的同志，以中医作为职业掩护。有两个情报干部受他领导：一位是汪锦元，早年是留日学生，被安插在汪精卫身边当秘书，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很赏识他。另一位是陈一峰，任汪伪中央通讯社采访主任。二人经常和日本进步记者西里龙夫交换日伪方面的情报。西里龙夫后被日方发觉逮捕，供出了纪纲、汪锦元、陈一峰，三人均被捕，并被押送到日本。日本东京战时法庭判决上述人员死刑，因陈璧君对汪锦元相当器重，坚决要求汪精卫出面干预，在汪通过“外交部”与日方交涉后，汪锦元等3人被押解回上海，改判为无期徒刑。令人不解的是，日军冈村宁次总部为何要把纪纲从监狱中放出来，并不加掩饰地派他到新四军来呢？
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扬帆接待了纪纲并与之面谈，后经多方查证，此事是日本人的如意算盘：1944年，抗日敌后战场已经进入局部反攻阶段。日本已明显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为了缩短战线，早日拔出深陷在中国的泥足，他们妄想与新四军取得某种默契，却苦于无门。在此之前，日军曾几次派人和新四军搭线，均被顶回去。此刻，他们想到了关在监狱中的纪、汪、陈，妄想安排三人到新四军做说客。汪、陈两人当即拒绝，纪纲本就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非常爽快地同意出狱。
经中共中央批准后，饶漱石派纪纲回南京向日本人通报我方同意进行秘密接触的意向。1945年6月间，纪纲带回来冈村宁次总部的三个日本人，他们都改穿了中国便服，按照事先安排到达六合县竹镇附近的一个村子。华中局宣传部长、新四军首席代表彭康，新四军保卫部部长梁国斌和扬帆参加谈判。为首的日本人叫“立花”，据说是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曾任宪兵队长，后任冈村宁次总部参谋处二科对中共工作组长，另外两个叫“原”、“梅泽”。三人先说了些“对新四军很敬佩”之类的奉承话，接着提出他们奉命和新四军谈“局部和平”的意向，当即遭到扬帆等人的拒绝。他们以为新四军嫌自己身份低，不信任他们，因此提出希望新四军派负责官员到南京和总部首脑直接谈，并表示绝对保证来去安全。为了取信于新四军，他们甚至表示愿意留下作“人质”。
新四军军部考虑到和日方上层接触，对进一步观察了解日本人的意图和动向并向中共中央提供研究全面敌情作参考极为有利，便决定派扬帆与三个日本人同去南京，之后，扬帆和纪纲住在了日方安排的将校（级）军官招待所。
“局部和平”是陷阱，扬帆谈判巧应对
次日，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二科主任参谋（代理科长）乔岛代表尾琦大佐设宴欢迎扬帆。第三天，主管特务工作的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主动向扬帆提出，有一个皖南新四军的政治干部押在南京，问他是否要带回去。今井此举，是为了向新四军示好并作顺水人情。扬帆知道那个干部是可耻的叛徒，便拒绝了。今井接着提出希望在华中和新四军达成局部和平的协议，甚至愿意让出8个县城给新四军，希望新四军将来能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美英和蒋介石军队。扬帆明白日本人话中的圈套，便说：我可以听听你们的建议，并回去请示领导，但是现在不愿具体讨论这些问题。同时，他还借机就目前的军事形势向日方作了简要的阐述。
第四天，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以冈村宁次代表的名义面见扬帆。小林是日本天皇的亲弟弟，他知道具体谈判已不可能，便说：“我们双方既然有友好的意向，具体问题先不谈，希望保持联系。”后来扬帆回到新四军总部，即向华中局和军部作了汇报。
粉碎国民党利用日军计划，新四军竹镇、毛许村再谈判
1945年8月17日，也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的第二天，张云逸、曾山、饶漱石一行从盱眙千棵柳出发，赶到六合竹镇，指挥新四军谈判代表与冈村宁次的代表——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主任桥岛进行谈判。由于冈村宁次坚持向国民党方面投降，只把同华中局新四军谈判作为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导致谈判毫无实质进展。
谈判过后，新四军更加深刻认识到虽然日军大势已去，但依旧狡猾多端，其武装力量不会轻易就范。华中局和新四军最高领导立即要求全体将士加紧对日伪的军事作战，迫使日伪军从小据点向大据点和交通要道撤退，从而使新四军各根据地日益壮大。
8月20日，新四军收复六合县城，六合全境成为新四军稳固的后方，国民党当局却利用其受降日军的优势，企图利用日军之手铲除新四军根据地。
国民党调令驻长沙日军三十四师团开进六合至汊涧、东旺庙一线驻扎，等待国民党军到后受降，用以达到缩小解放区的目的。该师团日军先头部队、设营人员直奔六合城，在毛许墩、龙池一线与六合支队遭遇，发生战斗。日军已宣布投降，不愿再流血，当即退到卸甲甸、大厂一带。新四军派敌工部的日本战俘（反战同盟成员，日共党员）与日军联系，令其投降。日军表示因上级有令不能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要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但愿就此和新四军联系商谈。
国民党新六军尚未空运到南京，日军又不能向新四军投降，在此情况下，中共六合县委书记魏然决定与该师团代表谈判，不让其向根据地前进一步。
在六合南门外毛许村祠堂，双方进行了会谈。日方代表是旅团参谋长和两个参谋，新四军由独立旅旅长罗占云代表驻军，魏然代表政府，并由两个反战同盟的日本人当翻译。新四军说明：一、我军接受其投降；二、六合、天长一带是我解放区；三、该师团如进驻六合、天长一带，就意味着是向我解放区进犯，如前进一步我则坚决消灭之。我们希望日军能安全回国，不要再流血。日旅团参谋长明白自己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低声下气地说：我们也不希望再发生战斗，只想投降以后尽早回国。我们奉命进驻六合一带，这里是解放区，我们原不了解，现已向上级反映，要求驻沿江边原日军驻地一线不向六合前进。驻沿江一带的贵军人员来往，我们决不侵犯。
日军不向新四军投降，是日蒋勾结的阴谋。日旅团无力改变，新四军也不强求。对日军驻地一线，新四军派地方干部进行工作，带着证明出入日军驻地，日军也不过问。这时日军已无士气，武器损坏严重，枪支连皮带都没有了，子弹也剩得很少。
通过谈判，新四军知晓了日军的意图，稳定了局势，为党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制定对日政策提供了重要信息，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中的又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