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四月，我去北京参加线装书局关于图文版《南京大屠杀》等作品的研讨会并参加发行式。作为作者，我欣然前往。这是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初版后的第18个修订本，也是国家公祭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纪念本。自从1987年作为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50周年的奠祭，经过27年的岁月洗礼，这部作品不仅风行大陆，同时出版了港、台版，并出版英、法、日文版发行海外，引起广泛影响。
正因如此，中央电视台今年拍摄《1937·南京记忆》大型纪录片，邀请我到京接受釆访。我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朱成山馆长巧遇了，他同时出席了线装书局举办的作品研讨会及发行仪式。研讨会上，他激情洋溢地回顾了因为这部书而使我们相识和相知的过程，并对《南京大屠杀》作了精彩评论和热情推介。
朱馆长邀请我在2014年的12月13日到南京参加第一次国家公祭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仪式，并希望我将《南京大屠杀》各种版本和釆访记录及作品手稿捐赠给纪念馆作为馆藏。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当即表示同意。朱馆长建议我将28年前对近百位幸存者的采访记录整理后付梓出版，他认为，这是难得的珍贵史料。
回到家里，我在尘封多年的书柜中找出了1986年的三个采访本。像老友重逢，我一页一页翻看着，一行一行的文字化作了一幅幅图景，一个个熟悉而亲切的形象向我走来：李秀英、刘永兴、陈德贵、潘开明、夏淑琴、伍长德、崔金贵、唐广普……他们的哭诉和激愤，他们的辛酸和血泪，他们的苦难和希望，一齐展现在我的眼前！
很遗憾，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采访记录，是他们留给历史的证言，也是留给后人的遗言。我怀念他们，我感谢他们。是他们，放下手头的要事接受我的采访，放下沉重的心理负担重提苦难，放下面子倾诉自己的屈辱和隐痛。把巳经结了痂的伤疤再撕裂开来，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情！
然而，他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却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向我讲述九死一生和家破人亡的悲惨经历，他们希望我将这段苦难的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现，希望他们的后代在和平的阳光下欢笑！
前人的经历是后人的经验，特别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体验，更是宝贵的历史财富。
记录了近百位幸存者血泪证言的三个采访本，是我创作《南京大屠杀》的基本素材。毫不夸张地说，这部20多万字的作品，每一章节，字字句句，大都是幸存者们诉说的故事和经历。其中一些篇章，还引用了他们的口述原话。文中的谋篇布局、叙述描写以及议论，也源于幸存者提供的史实和历史档案的资料。
在安倍晋三等日本右翼大肆否认侵略历史的当今，我把28年前的采访记录以《幸存者说》为题发表，是有特殊意义的。我要告诉世人：这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面对受害者的控诉和责问，不知安倍这类人会作何感想？可能他会熟视无睹，可能他会置之不理，但他的内心，总不能无动于衷吧！我去日本访问时，面对右翼分子的挑衅和干扰，我讲我的釆访经过，我讲幸存者的证言，讲得他们无言以对。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谎言。
《幸存者说》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者及对此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份原始的记录。否则，它只能冷藏在档案室中束之高阁，或成为极少数人的研究史料。它理应面向大众。它比《南京大屠杀》内容更丰富，也更全面。作为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南京大屠杀》必须按照整体结构对掌握的材料进行合理剪裁，凡与主题关系不大的资料，只能忍痛割爱。因而，许多故事人物，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幸存者说》保持了口述体的原貌，记录了幸存者的原话。只是为了语句通顺和避免重复，对有些字句作了少量的调整和删节。有些口述人语速较快，记录时只能跳跃式笔录，所以在整理时作了连贯性的复原。为了使读者对我的采访过程有一个完整和真切地了解，本文按照采访的时间次序进行编排，并将我采访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作为附述记录其中。
本书区别于现有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调查口述的显著特征是它的具体形象。这是文学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因思维方式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结果。史学家注重事件整体的逻辑规律，而文学家强调事件中的人物故事和情节及细节，注重内心世界和形象刻划。正因为此，《幸存者说》不仅记述了幸存者们危难中的生死经历，还有当时的天气、环境、心情等的实录，人物形象及性格的描述。这些资料，必须深入挖掘才能得到。细节令人信服，细节令人感动。记述了大量情节细节的《幸存者说》，比一般的调查口述更有说服力，也更具有史学价值。这是文学的力量。
虽然，从1986年8月开始的采访是紧张和辛劳的，三个多月的时间，我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街过巷，四郊奔波。我很庆幸，也很自豪。因为，我抢救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我是个人自发地大范围调查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笫一人，也是把南京大屠杀历史用中、英、法、日文字传播世界的笫一人。这是历史给我的机遇，也是历史给我的责任。
感谢接受我采访的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们。感谢支持和帮助我完成釆访的人们。
时光似水，历史如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