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北方的八路军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如《南泥湾》《延安与八路军》等，我们今天能见到的许多珍贵历史镜头，正是出自这些纪录片。而在南方敌后抗战的新四军，也曾拍摄过唯一一部纪录片，这就是淮北地区第四师拍摄的《新四军的部队生活》。
1942年春天，四师部分指战员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观看了延安电影团拍摄的有关八路军部队生活的纪录片，深受鼓舞，也萌发了拍一部纪录片的愿望。为了搞好影片的拍摄工作，师长彭雪枫想到了一个人——曾在上海新华影片公司担任摄影师的薛伯青。
抗日前线 结下情谊
薛伯青是江苏武进人，早年就参与过一些进步影片的拍摄，特别是1936年冬，由于拍摄新闻纪录片《百灵庙大捷》而在业界声名鹊起，他所带领的摄影队也被誉为“敢死摄影队”。
抗战开始，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取得了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薛伯青心情振奋，与新华影业公司另一位摄影师吴永刚，组成一个四人摄影队，立即出发去前线，准备拍几部报道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新闻纪录片。
几经周折，摄影队于11月下旬到达太原，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他们见到了办事处处长彭雪枫。这是薛伯青第一次看到八路军将领，彭雪枫温文儒雅，既有跃马挥师的将军威严，又有精明睿智的学者风度，尤其是他对全国抗战形势的深刻分析，让薛伯青听后倍加敬佩。初次见面，彭雪枫给薛伯青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当时战况已很紧急，日军大举进犯，太原即将失守。彭雪枫对摄影队说：“现在到前线去，沿途很不安全，你们都是摄影师，万一发生意外，我们照顾不到，还是不要去吧！”对于彭雪枫的关心，薛伯青深表感谢，但觉得既然已到了山西，不能白跑一趟，即使不能到忻口前线，哪怕就近拍一些守太原城的镜头也好。彭雪枫说：“这样也好，《大公报》记者孟秋江先生正在太原采访，你们一起抓紧时间工作吧，我将尽力帮助。”并将自己的小汽车借给他们，摄影队最终拍摄下了太原陷落前的最后时刻。
在太原失陷前的一天深夜，彭雪枫派人将薛伯青等护送出城。同时为助成薛伯青拍摄纪录片的愿望，又把他们介绍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要他们到那里寻找机会再去前线。摄影队到达西安，见到了林伯渠、博古、邓颖超。林伯渠让办事处的任泊生帮助他们联系去前方的拍摄事宜。任泊生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的夫人陈波儿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薛伯青在上海的时候，就认识陈波儿。这次见到任泊生，两人很快就结下了友谊。
此后，薛伯青回到上海，彭雪枫和任泊生却先后到了新四军。彭雪枫任四师师长，任泊生为四师联络部部长。任泊生经常往来于上海和根据地之间，与薛伯青的关系日益紧密。在他的引导和帮助下，薛伯青为新四军办了很多事，但让他感到遗憾的是一直没能再见彭雪枫一面。
三赴淮北 秘密拍摄
1942年夏，当新四军第四师决定拍摄一部影片时，任泊生到上海找薛伯青商量拍摄事宜。尽管帮助新四军要担很大风险，薛伯青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暂时脱不开身，他建议任泊生先拍些素材。薛伯青亲自教给任泊生摄影理论及摄影机的使用方法，同时还设法找人去柯达公司购买一套l6毫米的摄影机和电影胶片。后来任泊生就用这台摄影机，把四师的部队生活——包括生活、整训、文工团演出等一一记录下来，并拍摄下了1943年l2月2日彭雪枫师长祝贺《拂晓报》出刊500号的讲话、1944年3月13日彭雪枫师长在文化训练队开办5个月的总结报告等，更值得一提的是，任泊生还拍摄下新四军解放张楼敌军据点的战斗场面。
1945年1月，薛伯青忽然接到任泊生的通知，要他携带电影机速来淮北拍摄纪录片。这是薛伯青一直以来的愿望：能够把新四军在敌后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业绩如实纪录下来、报道出去，中外鲜见，同时也给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留下珍贵的资料。责任重大，机会难得，他心里充满激情，立即从上海秘密动身。
一路上，他想，这次又可以见到彭雪枫将军了。多年别离，经常思念，能在根据地相聚，是多么有意义而又令人愉快的事。谁知到了新四军四师司令部，他才知道彭雪枫师长已在中原前线壮烈殉国!任泊生要他来淮北，是来拍摄追悼会的！犹如晴天霹雳，薛伯青简直不敢相信，真是天大的不幸，终生的遗憾，两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他怀着对彭雪枫师长的崇敬，沉痛地举起摄影机，开始了此行的拍摄。
2月7日，彭雪枫师长的追悼会在洪泽湖畔的半城举行。台上，张爱萍致悼词时悲情难抑，声泪俱下，为痛失一位优秀干部和好战友而惋惜不已；台下，几千名新四军指战员低头默哀，为痛失一位可敬的好师长泣不成声。目睹这种悲壮感人的场面，薛伯青拿着摄像机的双手禁不住有些颤抖，他克制着情绪，饱含热泪，尽最大的努力拍完了追悼会的全部镜头。追悼会后，薛伯青又去青阳、北双沟等地拍摄了新四军在敌后战斗和生活的真情实况，以及威名远播的新四军骑兵团的新闻纪录片。
1945年5月，薛伯青又从上海秘密到淮北。这次，他本是来检修四师的16毫米摄影机的，不想见到了五位盟军飞行员。那时盟军已开始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一次，庞大机群飞经华中根据地上空，一架“空中堡垒”轰炸机被日军炮火击中，五位美国飞行员跳伞，被新四军营救，到了淮北四师司令部。他们换上了新四军军装，与驻地战士联欢，参观根据地的工厂、学校，访问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淮北支部的日本、朝鲜朋友，感到新奇而兴奋，对中国敌后竟有这样广阔巩固的根据地，赞叹不已。薛伯青凭借摄影师的敏感，抓紧时机，立即采访，拍摄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
1945年12月底，抗日战争胜利后，薛伯青再次受新四军第四师之邀，第三次到淮北根据地进行拍摄。这次主要是补拍骑兵部队的活动。由于有了上次的拍摄经验，这次拍摄非常顺利，他只用两天时间，便拍摄了骑兵训练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后来又拍摄了新四军军部召开军人大会以及文艺演出的有关镜头。
在积累了这些素材之后，薛伯青回到上海，将任泊生两年拍摄的近千尺胶片的素材和自己拍摄的胶片，合计2500多尺，统一剪接、编辑，形成了一部比较全面反映新四军面貌的纪录片，片长1700多尺，后定名为《新四军的部队生活》。
影片失落 终成遗憾
这部极为珍贵的纪录片，在日后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向解放区进攻，各地战事不断发生。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战后和平，促进民主建国，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双方下达了停战令，于1946年l月13日午夜生效。为实行停战，共产党代表、国民党代表和美国总统特使组成军事三人小组，下面又设由三方代表组成的调处执行部和派在各地的执行小组，调处国共武装冲突。但国民党军根本不执行停战令，在江北不断进攻华中苏皖解放区。苏皖解放区即抗战时期的淮北、淮南、苏中、苏北四块根据地，于抗战胜利后联成一片所组成，是新四军将士用鲜血换来的，当然不容进犯。而国民党方面却开动宣传机器，无视事实，大肆叫嚣：“江北苏皖边境，根本没有坚持敌后抗战的共军，只是些零星土匪，国军剿匪系执行正常任务。”妄图障人耳目，把进攻解放区合法化。
一时间，人民难辨真假。这时调处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把薛伯青在淮北解放区拍摄的新闻纪录片带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邀请国民党、美国代表、中外新闻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影片作为历史的见证，把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艰苦抗战、被新四军营救的盟军飞行员在解放区的生活，如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国民党代表目瞪口呆，坐在那里尴尬不堪。事实胜过雄辩，一部纪录片把国民党的造谣诬蔑，彻底揭穿!
真相大白，舆论哗然。一些新闻界人士，暗暗称颂中共斗争水平高妙。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气急败坏地说:“假的，影片是假的！那些土匪目不识丁，穷乡僻壤，怎么会有电影？”但事实终究是事实，他密令国防部：“立即彻查是谁到‘匪区’去拍摄这部电影的，一定逮捕严办!”上海电影界进步人士得悉，速告薛伯青隐蔽。国民党查找不着，薛伯青才得以幸免。
尤为可惜的是，这部纪录片因战事频繁，多次辗转，后来竟不知下落。作为保存新四军历史资料的唯一一部纪录片，最终没能保存下来，实在令人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