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八路军与新四军分赴敌后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全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亦空前高涨，同仇敌忾，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以不同方式投入了抗日救国斗争。
他们的选择，是抗战
在这股浩浩荡荡的洪流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最醒目、最重要的社会集群。他们有悠久的爱国传统和爱国思想，文天祥、史可法、岳飞是他们自小就学习、就崇拜与效法的人物，汉代名将霍去病的名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一直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和行为准则。当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他们最早指出了日本的侵华阴谋和巨大危险性，最早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呼喊，以热烈的爱国激情，呼吁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捐弃前嫌，扫除私利，团结起来，真诚合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抗敌。他们有较多的知识和技能，能承担民族自卫战争的各种任务。
他们有的投笔从戎，脱下长袍、西服或学生装，奔向大后方，奔向延安，参加抗日军队，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研制武器，发展军工；或做翻译，联系各反法西斯国家，策反日军官兵，搜集情报与技术；或担任医护，救助伤病员；或直接走上战场，与敌人血战。
他们有的坚持在敌后沦陷区，拒绝日伪当局的威逼利诱，宁可饿死，不就伪职，不向敌人低头。他们向民众宣传民族大义，宣传中国的历史，痛斥汉奸理论，成为沦陷区民众的贤哲；他们千方百计支持抗日的地下工作，有的本身就是地下抗日的战士。
他们有的远赴海外，或在上海、天津的英法租界里，办报纸，办学校，搞募捐，搜集情报，宣传抗日救亡，支持抗日政府，痛斥汉奸卖国求荣的败类，甚至组织抗日锄奸团，惩处敌伪汉奸，为国出力。
方式不同，皆为抗战
九一八事变，日本霸占中国东北三省广大地区后，东北地区的广大知识分子不愿做亡国奴，走进白山黑水，组织抗日义勇军，打击日本侵略者；还有许多知识分子离别家乡，到关内流浪，鼓动抗日救亡热潮。1933年10月10日，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中央体育场开幕。东北的青年学生组织了一支运动队，代表东北沦陷区人民参加。他们在致大会全体选手的公开信中写道：“诸位同志，我们是代表东北同胞而来赴全运会的选手，我们不敢猜想诸位朋友对我们作何样的感想，但我们自己实在是痛苦到万分，因为国辱民奴，我们的父母兄弟姊妹天天在东北过着牛马不如生活……我们冒着好多困难来了，眼前这江南风景，益发触动了我们家亡国破的悲哀。男儿有泪不轻弹，皆因未到伤心处。我们这次来参加比赛，不如说是来报告东北的惨状……我们绝大信心便是中国不亡，东北不亡，我们今日要宣誓：共同奋斗，去夺取我们最大锦标——光复东北。”全场观众边听边流泪。在这届全国运动会上，代表东北三省失地的运动员刘长春创造了最优异的成绩。
在北平，著名学者、诗人陈三立，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他愤怒难平，梦中高呼“杀日本人！”1933年，他见到其多年老友郑孝胥投靠日本，当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乃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其《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表示：“我决不逃难！”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日伪当局欲招他出山任伪职，派人登门对他游说，老人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绝食殉国，终年85岁。其子、著名史学大家陈寅恪在家守孝49天后，毅然带全家离开日军铁蹄下的北平，冒着战火南下，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战火向东南地区蔓延。紧邻上海的苏州，有两位爱国的老知识分子，一位是70岁的张一麟，一位是58岁的李根源，他们一方面在苏州组织“抗日治安会”，将大宗募集来的棉衣、食物、药物输送到上海，支援前线浴血抗战的将士；另一方面，为发动老年人也像青壮年那样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乃与各界爱国人士协商，决定筹建一支以老年爱国者为成员的抗日“老子军”，满60岁以上者为合格，55岁至59岁者为预备军，50岁至54岁为续备军。规定“老子军”主要担任如下职务：燃点雷管之发动机关、与敌人拼命而不得生还者；破坏敌人之重工业、军械，须与之俱毙而不得生还者；凡一切不用膂力而决死者；抗议本国后方军人之欺压民众者（以军令所未许可为限）；制裁土豪劣绅汉奸之鱼肉平民者等。后事虽未成，但在当时传颂一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日的信心。
清华大学物理系是中国最早的物理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基地，不仅在科学上有许多建树，而且培养了中国几代的物理学家。该系的系主任叶企孙教授，是杨振宁、李政道等一批科学精英人物的老师，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创始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物理学家。在1937年8月北京沦陷后，他不顾危险，组织师生向抗日大后方转移，向中共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输送人才。他的高足、赤胆忠心的爱国志士熊大缜，率领许多同学，来到河北中部的八路军根据地，以自己掌握的科学技术，主持制造炸药，制造各种地雷，让八路军和游击队大摆地雷阵。
冒险投奔各抗日根据地的，绝不仅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师生。音乐家冼星海历尽艰难，来到延安，创作了《黄河大合唱》；音乐家贺绿汀，先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后又投奔延安，创作了《游击队歌》。他们创作的抗日歌曲传遍全国，发挥了巨大作用。毛泽东称赞这些歌曲的作用抵得上八路军的几个师的战斗力。画家徐悲鸿走遍南洋各地，宣传抗日，他专门创作巨幅油画《田横与五百壮士》，有力地鼓舞了全世界的炎黄子孙。
高校内迁，为了民族，为了抗战，继续办学
抗战开始后，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的广大高校师生，为了不做亡国奴，不愿使学校陷敌资敌，毅然离乡背井，投入高校内迁运动。据当时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其回忆录《西潮》中记载：内迁各高校的许多师生“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有者乘黑夜偷渡敌人把守的桥梁或河流，被发现而遭到射击，或被逮捕杀头；有者穿越敌人防线而几天吃不到东西，但阻止不住青年人摆脱敌人、向往学习的心”。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日军炸毁南开校园的第二天，即1937年7月31日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发表气壮山河的讲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种精神，绝不稍馁，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1937年8月，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的师生先后迁到长沙，于11月1日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未久，战火迫近，三校师生又于1938年初，分两路奔向昆明，其中一路由闻一多、黄子坚、袁复礼、曾昭抡、吴征镒等老教授为骨干，徒步穿越湘西、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走了3500多华里，历时68天，最后到达昆明，于1938年5月4日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罗家伦校长是中央大学最后撤离南京的一批人之一。1937年12月初，他最后一次对学校作巡视检查，见全校人员与设备财产都已撤之一空，十分高兴，只有农学院牧场供教学实验用的良种家禽家畜鸡、鸭、猪、犬、牛、羊等，尚留下许多。罗家伦就宣布由牧场职工自行处理，只要不落入日寇手中就行。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农学院牧场的工作人员，以保卫国家的财富，保护国家未来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为己任，冒着敌人的炮火，爬山涉水，餐风宿露，历经千山万水与千难万险，历时一年，终于在1938年11月到达重庆，回到已经复校一年的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师生闻之欣喜若狂，一齐涌到校门口，夹道欢迎这些历经风霜险难的职工与鸡、鸭、猪、马、牛、羊。中央大学内迁彻底干净，连一鸡一鸭也没留给日寇。这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中央大学的“鸡犬不留”。
高校内迁运动不仅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摧毁、被中断、被敌利用，而且保存了高教实力，收聚了师资与各种人才，并不断发展壮大。据1946年国民政府统计资料记载，在八年抗战期间，全国高等学校的院校数、教职员人数、学生数与岁出教育经费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院校数1945年比1936年增加33所，上升30.5％；教员数1945年比1936年增加3341人，上升44％；学生数1945年比1936年增加38724人，上升92％。很明显，其中内迁高校的发展与增长占有最主要的成份。
内迁高校不仅在办学规模与招生数量上有了扩大，而且为适应抗战人才的需要，开办或加办了不少新系科与研究所。如金陵大学增设了电化教育、农业、汽车等系科；朝阳学院增设了司法专修科；中央政校新增了蒙、藏、印等语文专修科；复旦大学增设了职业教育、法律、数理等系科；西南联大增设了师范学院、教育系、哲学心理系、航空工程学系等，到1941年已发展为拥有9个学院、28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的著名综合性大学；浙江大学内迁后，增设了师范学院、文科研究所、理科研究所、工科研究所、农科研究所等，从800名学生增加到2500多名学生，增加两倍有余。在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各高校培养出毕业生累计达776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由内迁各高校培养的，不仅为抗战与战后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还培养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那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1942年7月，西南联大理学院毕业90名学生，后来有一半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其中李士谔等12人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创下了独一无二的奇迹。内迁高校在抗日战争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得到如此的发展与提高，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一项巨大成绩。
坚持在沦陷区的战斗
因各种原因未能内撤、被迫滞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则始终如一地坚守民族气节。如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著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王瀣，在日军攻占南京时，以衰病之身，未及撤离，此后数年家境困难，以至不能举炊。但当日伪当局筹办伪中央大学，派人胁迫与以高薪诱惑他去任教授时，老人断然拒绝，说：“余以行将就木之人，可以舍我矣，实不敢见张邦昌、刘豫丧权辱国之举”。1944年8月5日，王瀣终于在贫病中去世，终年74岁。
还有一些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则投入杀敌报国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去。如在沦陷后的天津与北平，有一些大中学生，都是些十六七岁到二十一二岁的热血青年，其中许多人出身豪门，是大官僚、大富商甚至是大汉奸的子女或亲属。虽出身各异，但都有一颗爱国心，在民族危亡之际，违背家族原则，秘密成立“抗日杀奸团”。数年间，成员前后有五六百人，义无反顾地投入短兵相接的城市抗日武装斗争：火烧日军仓库，爆炸日伪公司和电影院，烧毁日军专用的公共汽车，特别是组织实施了多起暗杀大汉奸的行动，成功暗杀了伪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伪北平《新民报》编辑主任吴菊痴等，击伤伪天津市教育局局长陶尚铭、伪华北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以及汉奸作家周作人等，功勋卓著，名震一时。他们中有的人被日伪抓捕后，在狱中经受了种种酷刑，坚贞不屈，战斗到最后一刻，拒不投降，壮烈牺牲。
无数的抗战往事，都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人，是中华民族中最具有爱国思想与爱国传统的社会群体。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以自己的鲜血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斗志和牺牲精神。
毋庸讳言，知识分子中也出了如江亢虎、周作人、胡兰成等极少数败类，出卖国格与人格，认贼作父，做了汉奸。但这并不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的血风腥雨中，绝大多数人都经受了考验，谱写了一曲曲响彻云霄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