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是新四军的源头和前身，新四军则是红军游击队的传承和发展。闽东红军游击队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之一。由叶飞率领的闽东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这支英雄的部队在执行新四军东进任务中，在苏州建树了光辉的战绩，与苏州人民结下了真挚的鱼水深情。
以“江抗”名义挺进东路
新四军三支队第六团政治部主任刘飞（沙家浜36位伤病员之一），在建军30周年征文所写的《芦荡火种》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江南的5月……有一支曾在闽东老苏区坚持斗争的部队，执行中央‘向东发展，直逼上海’的指示，正在向东（注：从茅山出发）朝上海西郊地区挺进，插入鬼子的心脏，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刘飞所说的“有一支曾在闽东老苏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就是叶飞率领的闽东独立师改编的新四军三支队第六团。他们到达茅山伊始，就编入陈毅为司令的一支队。陈毅为贯彻周恩来传达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命令叶飞率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二路的名义执行东进任务。陈毅所以挑选叶飞担此东进重任，不仅是因为叶飞精明果断，具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还因为他所领导的第六团基本上都是闽东红军游击队员。陈毅对叶飞是充分信赖的，相信他一定能打开东路的局面。
为了第六团顺利东进，陈毅将四个团领导的名字全都改了：团长叶飞改为叶琛，副团长吴焜改为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改为汪明，政治处主任刘松青改为刘飞。在决定由第六团执行东进任务后，陈毅特地给这批闽东红军游击队员写了一封热情的鼓励信。信中说：“……我希望你们今生永远不要忘记，你们是闽东斗争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你们代表全中国的身世和利益……你们从闽东北上东征以来，经过六个月的战斗，……与日寇交过手，打败了日寇，从事实上提高了信心。”
1939年5月1日，叶飞率领这支闽东红军游击队员组成的“江抗”部队二路，轻装踏上征途，直插苏州、常熟、太仓，辗转昆山、嘉定、青浦；一路所向披靡，以巧妙的游击战术，打得日伪顽胆颤心惊，寝食难安，宛若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在日伪的心腹之地。夜袭浒墅关火车站，就是由叶飞精心指挥的其中一仗。战斗中，二连连长吴立夏带领一排战士快速摸到了日军小队长所住营房，包围正在酣睡的三间日军宿舍，随即朝鬼子住的左右房间丢进手榴弹，顿时日军赤身乱叫着往外冲，这时我机枪手一阵扫射把他们挡了回去。几乎在同时，指导员吴立批带着二排指战员也向营房里屋投了手榴弹，营房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半小时的战斗，消灭日军一个小队约20余人，并击毙警备队长山本，不仅火烧了车站，还破坏了铁路和桥梁，迫使京沪线交通一度中断。上海的各家报纸均以醒目的标题、显著的版面登载了夜袭浒墅关车站的消息。浒墅关车站战斗胜利，宛若是在京沪线上投下一颗重型炸弹，震动了上海、南京和东路地区，大煞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激发了京沪人民的抗日情绪，掀起了东路人民的抗日高潮。
新“江抗”的骨干力量
就在东路抗战初步形成了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等几块抗日根据地之时，为了执行团结抗日的政策，“江抗”部队主动于1939年9月西撤扬中，休整待命准备北上。在“江抗”主力撤到西路的第二个月，陈毅、叶飞委派西撤时任“江抗”二路政治处主任的杨浩庐，于10月重回东路阳澄湖，与东路特委书记张英在常熟东圹墅召开会议，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参谋长薛惠民、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江抗”驻东圹墅办事处主任蔡悲鸿与正在养伤治病的夏光等参加了会议，经商定准备在1939年11月6日成立新“江抗”。
新“江抗”骨干力量主要是当时无法随军北撤的后方医院的36个伤病员。原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黄烽1988年接受采访时说：“这36名伤病员绝大多数是我们闽东籍的老战士。”据常熟市沙家浜景区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原馆长徐耀良考证，36个伤病员中有闽东红军游击队员27个（一说30个以上）。就是后方医院的院长林震也是闽东红军游击队员，曾7次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潜入敌占区上海，寻找各种关系，想尽办法弄来药品以解燃眉之急。
这些在艰苦的战斗中结下了生死友谊的闽东红军游击战士，对老六团怀着深厚感情，都想伤愈后回到原来的部队去。这时恰好曾经担任过老六团一营营长的陈挺，结束了延安抗大的学习回到皖南军部。喜出望外的陈毅，立即委派陈挺到苏州阳澄湖地区去工作。就这样，伤愈的闽东红军游击队员成了新“江抗”的首批中坚力量。他们先是作为司令部的特务排，后来逐步充实人员成为特务连。在此后的抗击日伪顽军的多次战斗中，作战骁勇，重创了敌人，保护了人民。
闽东红军游击战士血染太湖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分布在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新四军第三支队改编为六师十八旅，旅所属的主力团为第五十二团，这是由多数闽东红军游击战士组成的“江抗”二支队改编的，支队长陈挺担任了团长。
1941年1月31日晚，在与日军于江阴桐歧镇的一次遭遇战中，陈挺巧妙地运用调虎离山计，佯攻青阳镇，直插桐歧镇。时任一连连长叶诚忠带领尖刀班，在夜幕的掩护下，迅速接近一座庙宇旁，向正在疯狂射击的敌人投掷手榴弹，压住了敌人的火力。为彻底消灭盘踞在桐歧庙的日军，战士们当即在庙宇四围架起干柴，泼上火油，燃起了熊熊大火，使30多个日伪军葬身火海。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特来电嘉奖，称赞此战开创东路“我军歼灭战之先声”。
16岁就参加红军闽东独立师的王明星，1941年6月先后担任五十四团、五十五团参谋长。1941年7月1日，日伪纠集了18000多重兵，在苏常太地区进行大规模清乡。王明星率五十五团四连正在常熟白茆塘北部，从7月2日起，就不间断地遭遇清乡的日伪军，最多的一次一昼夜与敌人作战6次，以至半个月后，第四连83名指战员仅剩下了26名。7月23日，王明星等乘船欲悄悄穿经白茆塘，向在常熟梅南区的团部靠拢，不料船行至船坊浜时被敌人发现。王明星指挥大家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由于力量悬殊，眼看将要全军覆没，身负重伤的王明星毅然下令其他人员赶快突围，自己留下掩护，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4岁。
为了粉碎日伪的清乡计划，十八旅第五十二团1941年7月中旬接师、旅命令：要求二营指战员突破京沪铁路、苏锡公路、大运河三道封锁线，从（无）锡南渡太湖进入苏（州）西。四连、五连指战员根据营部安排，以猛虎下山、神兵天降之势，首战寺桥头全歼了一个伪军连；接着袭击苏州近郊枫桥白马涧伪警所，俘获一个排的人枪；再是焚烧通安桥，使日伪苏锡公路一度陷于瘫痪。为使锡南、苏西、西山联成一片，形成完整的太湖游击根据地，二营于1941年9月初决定开辟太湖最大的岛屿——洞庭西山，由六连担此重任。连长郑阿惠经过一番准备，在做好船老大思想工作后，挑选了三艘质量比较好的三桅帆船。郑阿惠带一排为前卫船，驻六连的团组织股长黄烽（闽东独立师干部、新“江抗”成立时任政治部副主任）带二排居中，连指导员顾肇基随三排殿后。就在三艘三桅船扬帆似利箭般地驶到贡山门时，突然撞上了三艘敌人巡逻艇。面对这突发的险情，郑阿惠果断命令前卫船老大落下帆篷，并沉着地要船老大向敌艇靠去。这位经历闽东三年游击战争、久经沙场的基层指战员，如此冒险，是想拖住敌人，让另外两艘船寻机脱险。可是，狡猾的敌人给了郑阿惠一个下马威，敌艇上机枪和掷弹筒突然向前卫船猛烈射击。郑连长沉着应对，再次果断命令不准还击。敌人终于相信三艘是普通的船只，射击也停止了。郑阿惠看到敌人已经上钩，就在前卫船靠近敌艇，已完全进入了手榴弹的杀伤范围时，他一声令下，手榴弹、子弹顷刻间像雨点似地倾泻到敌艇上，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敌人缓过神来，组织了疯狂反扑，掷弹筒、机枪又一齐向着前卫船打来，船体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郑连长与战友们一齐跳入太湖，准备向着岸边游去。在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下，郑连长与30多位战友全部壮烈牺牲。而这时黄烽、顾肇基带领的二、三排的战士们已安全脱离险情。
以叶飞、陈挺、黄烽、吴立夏、叶诚忠、郑阿惠为代表的一批闽东红军游击战士，在苏州阳澄湖地区抗战中，高奏了一曲曲撼天地、泣鬼神的凯歌。其中“江抗”西移后成立的新“江抗”，又走过了一段难忘的光辉历程，汇集着无数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正如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原会长彭冲在2002年出版的《沙家浜战士足迹》一书所作的序中所说：“被人们称之为‘沙家浜’部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七五团，是一个有着光荣战斗历史且颇具传奇色彩的团队。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这支部队在陈毅、谭震林、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统率和指挥下，从阳澄湖36名伤病员组建的新“江抗”特务连起步，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走过了自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华东野战军一纵二师四团，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军五十九师一七五团（1998年10月简编为摩托化步兵第六十旅一营）的光辉战斗历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8年中国多地爆发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时，即将撤编的一七五团于8月1日深夜，突然接到奔赴荆江执行抗洪抢险紧急任务。全团指战员在40多天与洪魔殊死搏斗中，发扬当年新四军新“江抗”部队不怕艰险、敢打敢拼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朱镕基总理的接见，被济南军区荣记集体二等功，二十军授予二连“抗洪抢险英雄连”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