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泉会长在五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建立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武装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是八路军、新四军最重要的生命线。包括华中在内的抗日根据地，不仅为赢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夺取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条件；抗日根据地是建设新中国的基础，为建立新中国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经验和人才；抗日根据地在血与火的锤炼中培养的优良党风、政风和民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华中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交通发达，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具有重要价值，是日、顽、我三方必争之地。华中是联系华北、华南的枢纽。有了华中，就在战略上赢得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可形成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互相支援的局面。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先后创建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等8块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位于中国最富饶的中东部，涉及苏、浙、皖、赣、鄂、豫、湘7省，面积约25.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420万。
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根据地由新四军挺进纵队进入后开辟，由第一师部队巩固和扩大。它位于江苏中部，东濒黄海，西至运河，北至淮安、大冈、斗龙港一线，南临长江。1939年1月，挺进纵队过江后，立即开展地方工作，5月成立了苏北工委；7月苏北工委改为苏北临时特委，书记惠浴宇；九十月间正式成立苏北特委，书记韦一平。1940年8月，新四军挺进纵队进驻黄桥后，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地方党和部队民运工作队进行了建立政权的工作。8月，成立了由管文蔚负责的通（南通）如（皋）靖（江）泰（兴）临时行政委员会。9月，成立了苏北区党委，书记陈毅。还分别成立了泰兴和如皋中心县委。11月，在海安召开了临时参议会，选举韩国钧为名誉参议长，黄逸峰为参议长；选举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管文蔚。各县、区普遍建立了民主政权。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新军部，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一师。1941年3月中旬，中原局决定，第一师活动地区定名为苏中区。苏北区党委改为苏中区党委，书记刘炎，下辖4个地委。4月，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改为苏中行政委员会，管文蔚任行政委员会主任兼行政公署主任，下辖3个行政区专员公署和一个特区行政公署。为坚持和巩固苏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4月15日，苏中区召开了党政军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根据地建设的决议，确定1942年的中心任务是将苏中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1943年，苏中四分区进行了艰苦的反清乡斗争。1944年3月起，苏中部队举行反攻。1944年底，粟裕率部南下苏浙皖边，叶飞任苏中区委书记、苏中军区司令员。1945年3月，叶飞率部南下后，管文蔚任苏中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陈丕显，行署主任季方。至此，苏中抗日根据地辖18个县级政权，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25万。
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根据地由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开辟、创建，位于津浦铁路蚌埠至浦口段之两侧，南临长江，北到淮河，西抵淮南铁路，东至高邮湖、运河。1938年4月，新四军第四支队进至舒城、无为、桐城、庐江地区。4月，长江局派彭康到皖西六安成立了安徽省工委。工委派出40多个工作团，在皖中、皖东一带动员民众抗日，恢复发展党组织，组建武装力量，并初步开展了皖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4月下旬，中原局将中共皖东工委改为苏皖省委，书记刘顺元。5月7日，叶挺在庐江东汤池成立以张云逸为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7月，第四、第五支队分别东进，开赴津浦路东、路西地区。经过两个月连续作战，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这年初，中原局决定撤销安徽省工委，成立鄂豫皖区党委，郑位三任书记。12月初，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皖东定远县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召开了3次中原局会议，确定了党和军队都要加强地方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设根据地的方针。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皖东各地普遍建立了游击队，第四、第五支队也由刚来的5000多人发展到万余人。1940年1月，中原局决定撤销皖东省委，成立津浦路东省委和津浦路西省委，路东省委书记张劲夫（后方毅、刘顺元），路西省委书记刘顺元（后彭康）。3月，定远、半塔反顽战役胜利后，皖东地区先后建立皖东津浦路东、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贺希明、黄岩分任办事处主任。还成立了两个联防司令部。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建立后，立即进行发动群众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统一整编华中部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之后，进行了紧张的反扫荡和反顽作战。5月，路东、路西两个省委分别改称路东、路西区党委。1942年1月，皖东联防办事处改称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方毅。1942年，根据华中局指示，原淮南津浦路西、路东两个区党委合并，组成淮南区党委，书记郑位三（后谭震林）。同时，将淮南路东、路西两个行政公署合并成立淮南行政公署，主任方毅。淮南区党委、行署的成立，使路东、路西区领导完全统一，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943年2月，成立淮南军区，由第二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师长罗炳辉兼军区司令员，师政治委员谭震林兼军区政治委员。由此，淮南抗日根据地形成。该根据地辖18个县级政权，面积约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30余万。
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根据地由八路军第五纵队和苏北地方党共同开辟，包括淮（阴）海（州）、盐（城）阜（宁）两个地区。它北靠陇海路，与山东滨海、鲁南地区相连；南至淮安、大冈、斗龙港一线，与苏中区衔接；东临黄海；西以运河、洪泽湖为界，与淮北区接壤。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决定于1938年12月成立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辉，并为苏皖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1939年初，苏皖特委在苏北地区恢复发展党组织，组建了东（海）灌（云）沭（阳）、淮（阴）淮（安）涟（水）泗（阳）中心县委，1939年6月，苏皖边区党委在洪泽湖西岸半城镇成立，书记金明，统一领导皖东北、邳睢铜、苏北淮海、盐阜等地区党的工作。9月10日，陇海路南的皖北和苏北地区划归中原局领导。陇海南进支队组成后，进行了多次战斗，初步打开了苏北局面。为发展苏北，黄克诚第五纵队于1940年8月东进淮海、盐阜，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配合与策应南线部队作战。10月10日，第五纵队第一支队与苏北指挥部一部会师于盐城南白驹、刘庄间的狮子口，使苏中与苏北连成一片。至此，我军完全开辟、控制了苏北的淮海、盐阜区。1941年2月，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5月，苏皖区党委改称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3月，成立苏北淮海军区，司令员覃健，政治委员金明。9月，成立苏北盐阜军区，司令员洪学智。1942年3月，成立淮海区行政公署，主任李一氓。9月，成立盐阜区行政公署，主任曹荻秋。11月，苏北区党委成立，淮海区党委改为淮海地委。成立苏北军区，第三师师部兼军区机关，盐阜、淮海军区改为军分区。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后，苏北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到抗战结束时，苏北抗日根据地辖20个县级政权，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人口360余万。
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中的瞭望哨
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根据地由新四军第六支队开辟。它位于陇海路以南，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北，运河、洪泽湖以西。以津浦路为界，分为路东、路西两个区，路西称豫皖苏，路东称皖东北。豫皖苏地区，东起津浦路，西达新黄河，南至淮河，北迄陇海路。它是向东挺进苏北、向西连接中原的前进阵地。1938年9月末，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彭雪枫率373人的游击支队从竹沟出发东进，与新四军的其他部队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1939年初，游击支队东进，开辟商丘、亳县、永城、萧县、宿县地区，建立了以萧、宿、永、夏为中心的豫皖苏平原游击根据地。11月6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路经豫皖苏边，对根据地政权建设作了重要指示。下旬，成立了豫皖苏边区民主政权——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主任吴芝圃。辖4个县政府和5个办事处。到年底，以萧、宿、永、夏地区为中心，扩大到10个县范围的豫皖苏边根据地创立。1940年2月，游击支队改称第六支队。6月，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豫皖苏，与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黄克诚。8月，黄克诚率第五纵队挺进苏北。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蒋介石以优势兵力向豫皖苏边根据地和新四军第四师大举进犯，我军虽经三个月的英勇作战，豫皖苏根据地仍大部丧失。新四军第四师转移到津浦路东皖东北根据地。皖东北地区，西起津浦路，东至运河，北起陇海路，南达淮河，地处陇海、津浦之交。这里是张爱萍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进支队合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5月，邓子恢与彭雪枫一起，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工作，开辟了泗（县）五（河）灵（璧）凤（阳）抗日根据地。5月初，华中局决定成立皖东北区党委，书记刘子久。8月，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和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成立，刘子久（后邓子恢）任区党委书记，刘瑞龙任行政公署主任。1942年11月，淮北军区成立，彭雪枫兼任司令员。1944年8月，彭雪枫率第四师主力西进，收复了原豫皖苏边失地。至抗日战争胜利时，根据地共辖3个专员公署和28个县级政权，面积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600余万。
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根据地由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前身和地方党共同开辟、创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湖南、江西5省边界地区，东起安徽宿松，西至湖北宜昌，北接河南舞阳，南抵湖南洞庭湖畔。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临时省委改为湖北省委，郭述申任书记。他积极动员全省党和群众大力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原局派豫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李先念，率领竹沟留守处一个中队，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支队）南下。11月中旬，成立豫鄂边区党委，书记郑位三（未到职），代理书记陈少敏。同时，把豫南、鄂中、鄂东地区的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不久又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朱理治。1940年3月，豫鄂边区宪政促进总会成立，主席陶铸。这是过渡时期的边区政权领导机关，负责指导基层政权建设。至9月，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成立，主任许子威。共建立了12个县级政权。至此，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形成。1941年2月，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4月，豫鄂边区行政公署成立，主席许子威。1944年10月，豫鄂边区改为鄂豫皖湘赣边区。同时，成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由第五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抗战胜利时，鄂豫边抗日根据地辖39个县级政权，面积约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000余万。
苏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苏南地区，是陈毅、张鼎丞、粟裕等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及第一、第二支队东进以后，最早开辟的一块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包括苏南、浙西两个地区，位于南京、上海、杭州之间的长江三角洲，西起宁（南京）芜（湖），东至淞沪，北濒长江，南抵天目山麓、苏浙皖边界。1938年4月28日，新四军先遣支队从皖南出发，5月到达苏南。6月12日，陈毅率领第一支队到达溧阳竹箦桥，展开于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宁（南京）杭（州）公路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7月，第二支队进入江南苏皖边，展开于宁（南京）芜（湖）铁路以东，宁杭公路以西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我军进入后，积极进行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7月，在新四军第一支队活动区，成立了苏南特委，书记吴仲超；在新四军第二支队活动区成立了苏皖特委，书记谭启龙。丹阳、句容、溧水等地陆续建立了第一批党支部。7月7日，成立了镇句金丹4县抗敌自卫委员会，主任纪振纲。8月，在第二支队活动地区成立了抗敌自卫委员会，主任叶文明，还组织了抗战动员委员会。到年底，我军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1939年5月初，第一支队派叶飞率第六团向无锡、苏州、常熟、太仓地区挺进，创建了东路根据地。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11月7日，在溧阳水西村成立了江南指挥部。同月，又成立了苏皖区党委，后称苏南区党委，书记吴仲超，统一领导苏南、苏皖边、丹北及苏北（苏中）部分地区。1940年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及第二团等主力北渡进入苏中。苏南地区形成茅山和东路两块抗日根据地，由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1941年3月，苏南部队编为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在茅山地区的部队编为第十六旅，坚持茅山及太滆地区的斗争。以在东路地区的部队编为第十八旅，坚持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的斗争，另设两个保安司令部。这时，苏南地区进入艰苦坚持时期。为适应斗争形势，苏皖区党委于3月将宁沪铁路以南地区重新调整，成立了4个特委。4月，华中局决定，成立江南行政委员会，主任何克希。1942年，苏皖区党委加强了根据地建设，华中局派江渭清回苏南，任党委书记兼第十六旅政治委员。1943年3月，苏南行政公署成立，主任江渭清。1945年1月中旬，粟裕率苏中部队南下到达苏浙边长兴地区，与第十六旅会合。1月13日，在长兴县槐花磡成立了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未到职），统一指挥苏南、浙西、浙东三个地区的党政军工作。这年春，成立了浙西区党委，书记金明。7月，华中局决定，合并苏南、浙西两区，成立苏浙区党委，书记粟裕。这时，苏南抗日根据地辖19个县级政权，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
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根据地由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无为游击纵队和皖南事变突围到江北的部队组成的第七师开辟、创建，包括皖南和皖中。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第三支队在驻区铜陵一带建立了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皖南事变后，活动在皖中无为地区的游击纵队、原第三支队挺进团以及皖南突围部队组成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未到职），政治委员曾希圣。担负东起江浦、宣城，西至鄂皖边，南迄青阳、绩溪，北至合肥、全椒地区的抗日任务，到1942年初，根据地初步巩固。4月27日，华中局成立鄂皖赣区党委，也称皖中区党委，书记何伟。7月，皖中行政公署于无为成立，主任吕惠生。10月，成立皖中无为联防司令部，司令员吕惠生，政治委员李步新。1943年3月，为实行一元化领导，皖鄂赣区党委改为皖江区党委，曾希圣任书记。同月，皖江军区成立，第七师师部兼军区机关；皖中行政公署改为皖江行政公署，主任吕惠生。到1945年8月，皖江抗日根据地拥有3个专区和16个县级政权，面积约1.4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余万。
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根据地包括浦东、三北（余姚、慈溪、镇海3县姚江以北）、会稽、四明4个行政区。浦东是浙东抗日武装的发源地。1938年初，中共江苏省委派陈方舟（又名陈静）到浦东，组织浦东工委，不久又派金子明（王大中）接任工委书记。通过统战关系，取得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番号，支队长连柏生，初步开辟了以南汇为中心的浦东游击区。1940年秋，浦东工委改属苏南东路特委领导，部队也划归“江抗”东路指挥部指挥。1941年5月，浦东工委决定，浦东第五支队分批向浙东三北地区发展。到10月，在三北地区成立了政权性的办事处。同时，以一部向姚江南岸发展，在浙东敌后初步站住了脚。1942年5月，华中局派谭启龙率100多人进入浙东。7月，华中局又派何克希、刘亨云、张文碧等一批军政干部到达浙东，与谭启龙会合。同月，在三北地区成立了中共浙东区委，书记谭启龙；8月，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10月初，第三、第五支队进入四明山。从浦东部队南渡到1943年夏，我军通过武装斗争、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创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1944年1月，部队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1月15日，成立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连柏生。1945年1月，成立浙东行政公署，主任连柏生。浙东游击纵队改称苏浙军区第二纵队。6月7日至20日，浙东主力部队进行反顽作战，使四明山、三北、会稽3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共辖4个专区和16个县级政权，面积约1.4万平方公里，人口228万。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江南部队北撤，苏中、淮南、苏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地域广阔的华中解放区。为统一行政，成立苏皖边区政府，李一氓为主席。边区政府辖8个专署和73个县（市）级政权。1946年9月19日，国民党军队侵占淮阴，苏皖边区政府机关北撤山东，1947年3月22日撤销。
由此看出，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华中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富于革命传统和英勇反抗外来侵略的地区，是党旗军旗升起的地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共产党的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华中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保障新四军供给，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发挥民主人士作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组织大生产运动，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等等。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毛泽东于1928年冬就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强调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三者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在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的成功运用。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具有鲜明的形成标志：建立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充分发挥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武装力量威力，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作为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争的前提和基础。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地位与作用
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创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于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夺取全国抗战胜利，准备全国解放战争，乃至于培养各方面优秀人才，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1942年3月，新四军第五师在湖北省京山县召开的鄂豫边区第一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使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日臻完善。图为按照“三三制”原则民主选举产生的驻会委员与行署常委的合影。
养育与壮大了抗战力量
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发展新四军的力量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新四军来自南方8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他们离开原来的山区根据地，远离大后方，挺进敌后，到大江南北的平原水网地区，用简陋的武器同装备优势的日本侵略军作战，如果没有根据地，就不会有人力、物力、财力的保障，就不能保存和发展自己，也就不可能有力地打击和消灭敌人。相反，有了根据地，就有了可靠的后方，有了赖以依托的基地，有了支持抗战的各种保障，使新四军部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于坚持不懈地创建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从下山时的1万多人，到1940年发展到9万多人。1941年虽遭皖南事变的严重挫折，但新四军坚持下来，克服困难而仍有发展。到1943年底，新四军增长到16万人；到抗战胜利时，主力部队已发展到21万人，地方武装9万人，民兵、自卫队96万多人。
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敌我综合实力的较量。在华中敌后战场上，浴血抗战的主力是新四军，还有广大地方武装和民兵相配合，有华中各战略区各级党政机关全体干部的共同战斗。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处在日伪顽夹击、封锁和掠夺的最困难条件下，克服一切艰难困苦，以全力来支援抗战。华中地区曾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旧观念，而纪律严明的新四军来到敌后，人民群众流传“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涌现出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事迹。大反攻开始后，短时间内，淮南、淮北根据地就扩军万余人，淮北地区带头参军的县区乡村干部就有840人，苏北根据地新参军的有2万多人，苏中还扩建了一个教导旅。根据地人民把新四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新四军保卫老百姓，老百姓掩护新四军；新四军为老百姓舍生忘死，老百姓为新四军舍家纾难。在反清乡斗争中，当日、伪军挨村挨户搜查新四军人员时，人民群众宁愿自己遭受毒打、捆吊以至刀砍、枪杀，也不肯泄露新四军的秘密。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断绝了对新四军的一切供给。新四军的军需补给和地方政权机关的经费，全靠根据地人民保障。新四军作战，繁重的后勤保障和战场勤务大多由人民群众担当。他们不仅保障衣食，传递情报，救护伤员，捉拿敌探，破路塞河，封锁消息，而且还埋设地雷，以至拿起大刀长矛参战。一个个村庄，就是新四军的一个个兵营，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终陷日本侵略者于灭顶之灾。在8年抗战中，华中人民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保证了部队和机关的一切供给，从军事、政治、经济和精神等各方面支援新四军，从而保障了华中抗战的伟大胜利。
华中抗日根据地在8年抗战中，不仅养育和支持了新四军，保障了华中敌后党政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补充，而且还支持了华北、陕北和中共中央。1942年至1943年，华北遭遇天灾，日军以野蛮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华北敌后军民的生存条件，八路军面临衣食不多、医药奇缺等各种困难。此时，华中敌后军民节衣缩食，从财力、物力上尽可能支援华北八路军。新四军主动调拨部分粮食、生猪和海产品，支援太行山军民度过灾荒。担任这次调拨的总指挥、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的王兴让回忆说，这次调拨物资总金额为800万元，可以购买6200万斤面粉，如按低标准一人一年300斤计算，那么可供21万人吃一年。
牵制与消灭了大量日伪军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战线太长，兵力不足，不得不基本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将主要力量用于占领区的维护和巩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规模不等的清剿、扫荡和清乡，试图驱赶、消灭新四军，摧毁抗日民主政权。新四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根据地为杀敌平台，采取“积小胜为大胜”的游击战术，在反扫荡、反清乡战斗中，牵制、疲惫、消耗、歼灭日军。抗战后期，国民党军偏踞一隅，而新四军从1944年3月的车桥战役开始，就展开对日军的反攻作战。中共中央指挥华中新四军第五师北上、第四师西进，实施“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指挥第一师南下苏浙皖边，建立迎接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的战略基地。这些都是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进攻出发地的。
苏中抗日根据地妇女纺纱织布支援前线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以及新四军的顽强抗战，不仅使日军始终不能完全占领华中，不能实现对华中的“伪化”，进而也不能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反而成为提高人民自信心和自尊心的灯塔。1942年11月下旬，日、伪军采取依托公路安设据点的战术，妄图由点到面地逐步扩大占领区，推行伪化。28日起，日、伪军在淮海地区相继增设了40多个据点，其中较大的18个，构筑碉堡，修筑公路350多公里，将淮海根据地分割成几个小块，并实行严密封锁和拉网式扫荡。这样，根据地党政机关只能在纵横六七里范围的几个村庄间回旋，部队行止只能以连为单位，有时一天要转移好几次。为了打破日、伪军的分割封锁、推行伪化的图谋，淮海区抗日军民于12月间发动了交通破袭战。两万余军民统一行动，在一个星期内，将日、伪军刚修建的公路全部破坏，使纵横于全区的七条主要交通线陷于瘫痪，并在重要河道中构筑暗坝，阻挡日军水上运输。
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不仅与华北八路军相呼应，而且有力地屏障了国民党大后方，迫使华中日军处于腹背受敌、首尾难以兼顾的不利地位，牵制和消耗了大量的日军，最多时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困守华中，大大削弱了日军对国民党军队及其他中国战场的压力，从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正面战场。1943年，日、伪军为了隔断清乡区内外的交通联系，围歼抗日武装，制造抗日军民心理上的恐慌，在进行军事清剿的同时，开始大规模地构筑篱笆封锁线。苏中各分区军民积极响应区党委“不让敌人打篱笆”的号召，多次袭击正在运输封锁器材的日、伪军，烧毁封锁器材。7月1日夜，苏中人民在新四军统一指挥下联合行动。他们锯倒电杆，割断电线，挖毁公路，焚毁篱笆，长达150多公里的封锁线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日、伪军用了大约500万根毛竹筑成的封锁篱笆，一夜之间化为灰烬。7月20日，泰兴县三区发动10多个乡的2万名群众，在地方武装的支援和掩护下，包围广陵镇伪据点，伪军被迫承认减征一半公粮、对赤贫户及抗属完全免征、不准征收其他任何捐税、不得下乡骚扰民众等条件，撤回了征粮队。
华中抗日根据地又是中国抗日武装力量中较早发起反攻和歼灭日、伪军的重要战场之一。抗战后期，当国民党正面战场军队偏踞西南，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大溃败时，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在经历了1941年春至1943年底以反投降、反扫荡、反清剿、反清乡为中心的艰苦斗争阶段后，即于1944年春开始了局部反攻。2月，正当日、伪军继续对苏中四分区进行“高度清乡”，同时阴谋对苏中三分区进行“扩展清乡”时，新四军第一师和苏中区党委决定发起车桥战役。3月5日凌晨战斗打响，取得了攻坚打援的双重胜利，共歼灭日军大队长三泽以下465人，歼灭伪军483人，其中俘日军中队长山本一三以下24人，是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以来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此役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纵横二百里地区，揭开了苏中战略反攻的序幕，是“苏中六年抗战以来的创举”。
建设与准备了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为和平建国做出了不懈努力，在和平谈判破裂之后，不得不进行解放战争。由抗日根据地发展起来的解放区，在抗战结束时已处于非常有利的战略地位。解放战争初期，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华东人民解放军开展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也是将解放战争胜利由江北推向江南、推向全中国的后方基地。新四军第五师创建的鄂豫边根据地，在解放战争初期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关键地区之一。1946年春夏停战期间，蒋介石仍积极准备内战。由于中原军区（以新四军第五师为主）坚守中原阵地，阻滞了国民党军沿京汉铁路北上，为人民军队在东北战场展开，为华北、华东各部队做好迎击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共中央通报表扬：“我中原各部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牵制蒋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东主力度过敌人进攻最困难时期，起了很大的战略作用。”蒋介石于6月下旬又调集了30余万重兵对我中原军区部队进行包围，准备于7月1日向我发动全面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我中原部队。中共中央为保存我军力量，指示我中原军区先发制敌，在敌发动全面进攻前进行突围，由此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由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等战略区组成的苏皖解放区，是解放战争初期重要战场之一。由于苏中地区是华东新四军的前沿阵地和粮食基地，并直接威胁到南京、上海一线。1946年夏，国民党集中了5个整编师12万人进犯苏中，沿长江北岸的南通、靖江、泰兴一线向苏中解放区发起进攻，而粟裕领导的华中野战军在该地区仅3.3万人，但在抗战时期所创立的老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我军数出奇兵，取得了苏中战役的伟大胜利，接着又进行了两淮保卫战、涟水保卫战、盐城保卫战、朝阳集战役、宿北战役等一系列战役战斗。粟裕在总结苏中战役胜利原因时指出，苏中解放区的广大群众经过长期战争环境的锻炼，具有顽强战斗的传统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同时，这个地区物产丰富，粮棉丰足，人力众多，水运便捷，支前工作也很健全。这些都是初期作战良好的战场条件。华中主力部队在这一带打仗时间较长，对民情风俗、地形道路十分熟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军政、军民关系。（《粟裕回忆录》第287-288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
伟大战略决战的第二阶段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也是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战场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和淮海区、盐阜区、豫皖苏区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据当时统计，苏鲁豫皖4省解放区动员民兵达543万人，组织牲畜10万多头，担架20多万副，小车4.1万辆，挑子30多万副，设粮站110多处，筹运粮食9.6亿斤，建立伤员转运站150多处，运送伤员11万人，协助部队运输物资弹药1000多万吨。1947年，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的立足点，也是依托抗战时新四军创建的根据地。苏皖解放区和中原解放区，又成为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出发地。华中人民全力支援前线，对渡江作战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仅就苏北支前司令部当时的统计，随军渡江的支前民工123714人，在后方服务的民工1541300人；向前输送粮食11374万公斤，油15万公斤，盐10万公斤，肉12.5万公斤；动员渡江船舶8302只，后方转运船12675只。
培养与造就了大批栋梁人才
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不仅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和积累了经验，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为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准备了条件。华中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以及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在长期战争考验和艰苦环境磨炼中，造就了一大批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勇于奉献，不计名利地位，清正廉洁，作风干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善于密切联系群众，既有统领全局的领导能力，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干部。他们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创造了新的辉煌，更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成为栋梁之才，担纲党政军财文等各行各业，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军人物。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陈毅、邓子恢、张鼎丞、李先念、谭震林、黄克诚、粟裕、陶铸、陈丕显、方毅、张爱萍、张劲夫、叶飞、姬鹏飞、韦国清、彭冲、邹家华等，都曾在华中抗日战场上纵横驰骋，艰苦地战斗和生活过。
陈毅、傅秋涛率新四军第一支队于1938年6月进入苏南敌后
经济战线上，一批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和财经工作者，如曾山、骆耕漠、孙冶方、薛暮桥、许毅、顾准、范醒之、张劲夫、方毅、朱毅、李人俊、陈国栋、陈穆、陆慕云、李建模、苏焕青、苏化农等，他们用远见卓识和创造性劳动出色地承担了华中战时的财经工作，保证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时供给。他们所建立的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税收制度等，都被新中国经济建设工作所参考和运用。在华中的财经工作中，培养的一大批富有创业精神的财经干部，成为新中国顺利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骨干力量。
文化建设上，华中是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华中根据地各战略区都兴办了各类文化事业。著名的作家阿英、黄源、聂绀弩、吴强等；史学家吕振羽、李亚农、夏征农等；哲学家冯定、彭康等；美术家许幸之、赖少其、莫朴、沈柔坚等；戏剧家刘保罗、许晴、李增援、沈西蒙等；音乐家贺绿汀、任光、何士德、孟波、沈亚威、晓河等；医学家沈其震、崔义田、王聿先、齐仲恒、宫乃泉等；新闻学家范长江、恽逸群、邓岗、王阑西等，都曾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和战斗过，出色地完成了文化战线上的抗战任务，教育培养了抗战中的文化战士，还为新中国建设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文教干部。
总之，华中抗日根据地起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新四军，为了坚持抗战，为了争取抗战胜利，为了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从抗战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将其放到抗战的全局中考虑。正当国民党大步后撤，失败情绪弥漫沦陷区的时刻，新四军毅然挺进敌后，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开始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与华北八路军相呼应，与正面战场相配合，迫使日、伪军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日战场是相互联系的，不仅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联系，而且也要求处于敌后抗战的各个根据地之间的相互联系与配合。华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开辟最早且最重要的战场，但要坚持和巩固华北敌后根据地和华北战场，使之成为牵制和打击敌人的又一重要战场，成为发展人民抗战力量的又一重要地区，还必须大力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武汉失守以前，新四军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正面战场保卫徐州、武汉的作战；在武汉沦陷以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正面战场战争沉寂，新四军独立自主地担负起华中地区抗战的重大任务。再一方面，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还面临着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危险。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切断八路军、新四军联系而分割消灭的阴谋，坚持敌后抗战并建立根据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必须进入华中，大力发展华中。正是由于华中地区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任中原局（后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大力开辟华中，全力发展苏北；派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南下华中，加强华中的武装力量。华中抗日军民度过了皖南事变那段极度困难险恶的日子，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将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抗日力量发展的前沿阵地。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验与启示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根据地广大军民，不怕牺牲，艰苦奋战，开拓进取，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军事建设、廉政制度建设、法制建设、财政经济制度和工商税收制度建设、文化工作制度和教育工作制度建设等各个领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深刻的经验启示。
始终坚持党的统一领导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在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由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和抗日民众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开创的。首先，建立健全各级党的组织。面对日、伪、顽分割包围和斗争激烈的严峻形势，各抗日根据地党委和军队的领导，确保各级组织机构能够贯彻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战时，新四军打到哪里，就协助当地恢复或新建共产党组织，发展党员，确保部队上下都有坚强的党组织领导，地方政权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各根据地共产党组织和所在地区主力部队实现了全面统一。各级在统一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实行战略配合，战役战斗的必要协同支援；能独立自主地完成抗击日、伪军的任务，挫败顽固派挑起的多次反共摩擦，确保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其次，切实加强对各种力量的统一领导。通过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使根据地党政军民形成整体合力，保证根据地对敌斗争和各项建设任务的胜利完成。1941年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来后，建立了军政委员会，协调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了集体领导和统一指挥。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各组织间联系的决定》，确定以各级党委为本地区的统率机关，实行一元化领导，以有效地克服分散主义的倾向。在根据地内，坚持了以军事斗争、军事建设为中心，把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保证了根据地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再次，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增强党的自身免疫功能。华中抗日根据地各级党组织继承工农民主专政时期的廉政传统，借鉴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经验，结合根据地实际情况提出并推行了一系列廉政建设措施。如加强对党员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开展对腐败行为的直接斗争，严厉惩办贪污腐败分子；重视制度建设，坚持执行红军时期的相关制度；各级领导率先垂范，发挥表率作用，等等。特别是提出加强共产党员修养这一历史性课题，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独立性，健全党的组织，维护党的权威，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有非常现实的针对性。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断炒作一些极其反动的论调，如“两党制”、“多党制”、“轮流执政”；还有的借发展市场经济淡化党的领导，甚至削弱或否定党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党的十八大强调，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学习汲取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经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越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越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越是要加强党的建设。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认真贯彻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八项规定》，进一步端正党风、政风、民风，扎实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切实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切实加强民主政权建设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和根本。有了政权，才能组织群众，建立武装，成立群众团体，开展支前活动，保障军队供给；有了政权，才能镇压汉奸匪特，稳定地方局势，维护地方治安，巩固抗日根据地；有了政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地方一切力量，团结一致地战胜敌人。如果没有政权，必然形成军队来了一切兴起，军队走了一切垮台的后果。那样，开辟的地区只能是游击区，而不是根据地，即使有了根据地也不能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贯彻“三三制”原则。所谓“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中间派人士占1/3。这种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功地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最大多数的阶级和阶层，与抗日党派、军队、团体和个人结成友好关系，集中力量向汉奸、一切反动派实行专政的政权。二是实行最广泛最直接的民主。共产党在根据地摧毁伪政权，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政权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人民的人权、地权、财权、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迁徙和宗教信仰自由均受到法律保护，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这是适应抗战需要在政体建设上的一个创造。三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只要是不反对共产党并和共产党真诚合作的党派，不管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别的党，都允许他们有合法存在的权利。这就形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四是建立健全各种法规制度。通过各项制度，限制和打击各种不法行为。如1940年12月，中原局提出在财经供给部门中除建立严格制度外，还应订出一个共同守则，如不得赌博，不得吸食鸦片，不得收受商人赠礼，不得将公共物品赠给私人等。这种具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权，体现出非常独特的先进性。从上可见，当时在中国国土上，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国民党控制的独裁腐败政权、日军操纵的傀儡伪政权等三种类型的政权，显然抗日民主政权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不少做法、制度、经验得到推行。
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说明，民主制度反映社会先进程度，也反映政治制度的先进程度。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具有最广泛的民主性、法制性和优越性，体现出强烈的凝聚力、动员力和战斗力。当前，党内外、国内外高度关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极力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有些人打着民主、人权、自由的幌子，妄图让我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绝对不能答应的。学习借鉴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先进经验，必须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制度和监督体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淮北根据地人民群众在拆除日伪军据点
注重搞好武装力量建设
发展抗日武装是根据地一切工作的中心。一是引导全党和广大民众充分认清建立武装力量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从事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必须用全部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队，并使之在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毛泽东选集》第42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这就告诉我们，组建抗日武装，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有了武装，才能开辟地区，镇压汉奸，捣毁维持会，肃清土匪游杂武装，打开并稳定局面；才能消灭或赶走敌人，保卫根据地。二是及时明确武装力量的组织编成和活动方式。抗战初期，新四军通过组织游击队、自卫队，战争动员，武装起义，争取、改编游杂武装等扩大了军队，建立了抗日武装。抗战中期，形成了主力军、地方游击兵团和人民自卫武装三种武装力量相结合的体制。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以主力部队和地方基干兵团为骨干，以群众为基础，组织党政军民各方面力量，加强对敌斗争，开展群众战、全民战，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人民战争。党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仗”。其基本原则是以游击战为主，以运动战为辅。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随着战略任务和敌人战术的演变，各个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抗战初期，游击战与运动战并重，结合进行。主力部队时而集中进行游击性的运动战，时而分散进行以群众工作为主的游击战。抗战中期，主力部队几乎全部编为地方部队，战争的形式就是高度分散的游击战。抗战后期，举行局部反攻、大反攻时，则是以运动战为主。对敌作战主要是游击战，对顽固派作战主要是运动战。三是大力发展军工生产。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地接济他们；另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610页］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维修枪械起步，逐步建立和发展了军工生产，制造了一批批武器弹药，保障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武器弹药的供给，为保卫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华中抗日根据地武装力量建设经验昭示，依靠抗日武装力量，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也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为了围堵和遏制我国的发展，别有用心地宣扬“中国威胁论”，甚至贼喊捉贼地认为中国有扩张的倾向。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应对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现实课题。我们必须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按照国防和军队建设“三步走”战略构想，加紧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历史任务，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完成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必须始终扭住核心军事力量建设，下大力转变战斗力生成发展模式，持续兴起军事训练热潮，不断提高我军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自觉履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
大力开展各项经济建设
按照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抗战初期新四军的军需供给由国民党当局负责。但国民党政府对新四军的供给，总是百般刁难，经常少发、迟发。皖南事变后则完全断绝了对新四军的一切供给。为克服困难，保障供给，华中抗日根据地大力开展各项经济建设。一是实行减租减息的经济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1937年8月，在党的洛川会议上决定停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一政策，削弱地主经济，减轻农民负担，开展生产自救，控制重要出口物资，同敌人进行反封锁、反掠夺、反破坏的斗争。二是建立工商、税收、金融、商业等经济体制和政策。如合理开征各种赋税，建立消费、生产合作社，兴修水利，发展农副业生产；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军民兼顾”的政策；还实行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的工业、金融、商业经济政策，等等。尤其是重视农业的基础作用，十分关注民生，大力兴修水利，如修建了“宋公堤”、“惠生堤”，第五师开展了“千塘百坝运动”，第四师修筑了“新新沟”等。三是开展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尤其是1941年日军在华中开始执行所谓“新国民运动”，实行残酷的清乡、扫荡后，根据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发生极大困难。为了克服困难，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自1943年起，华中抗日根据地掀起大生产运动。如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奖励垦荒等，还开办了织布厂、榨油厂、烟厂、纸厂等和各种手工业。
综上可知，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总方针，毫不动摇地走减租减息和生产自救道路，才能长期承担起独立坚持敌后抗战的重任。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要防止削弱或动摇发展的思想倾向，又要克服不讲科学、不讲质量效益的发展模式。学习研究华中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尤其要牢固确立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停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建设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在全国根据地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为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而且为中国文化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经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是以弘扬民族正气，讴歌、鼓舞人民抗战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华中地区是中国先进文化，特别是抗日救亡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心之一，也是中国著名学者、文化名人和其他艺术家活动的大舞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是同新四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是组织战地服务团。从1938年5月新四军东进江南，到1941年初皖南事变这两年半时间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活动主要以战地服务的组织形式展开。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是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朱克靖。这年8月，战地服务团随新四军进驻皖南云岭后，就组成几个分队，先后随第一、第二支队东进江南，渡江北上。新四军每到一地，文化教育工作者通过写标语、办墙报、教唱歌、演戏剧、展出图画、发表演讲等形式进行宣传，既是文艺宣传队，又是民运工作队。战地服务团伴随着根据地开辟、巩固和发展的全过程，以其绚丽多姿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华中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在华中军民中普遍开展扫盲识字运动和抗日歌咏活动，逐步恢复了初中、中等教育，创办了抗大第四、五、八、九、十分校和华中总分校，兴办了鲁艺华中分院、苏中公学、南通医学院、江淮大学和建设大学，还举办了财经训练班及卫生学校等。广泛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提高党员和群众文化素养，动员抗日救亡，揭露日军暴行，传播胜利希望，鼓舞战斗士气，成为新四军开展敌后抗日战争的得力助手和开路先锋，直接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服务。三是做好新闻出版工作。华中抗日根据地为宣传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时向公众介绍国际国内的抗战形势，粉碎日、伪奴化教育政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真相，出版了种类齐全、内容丰富的各类报刊。
华中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建设经验告诉我们，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官兵不仅用手中的枪与敌人打仗，而且用手中的笔与敌人战斗，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为中国先进文化谱写了不朽的篇章。我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文化大国，但丰富的文化资源还没有很好地转化为较强的文化软实力。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按照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宏伟目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努力提高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的要求，加强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要坚持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准确反映民生民意；自觉为老区分忧解难，为建成小康社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