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新四军老兵，今年93岁。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这有意义的历史时刻，我再次回忆起自己的抗日经历。

走上抗日路

    我参加抗日活动是1939年秋，在马诸火车站参加“自卫队军训”，那年我只有17岁。1937年12月杭州沦陷，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撤至金华，他爱国，主张抗日，提倡各地成立战时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1938年3月，余姚政工队成立。县长林泽为队长，郭静唐为副队长，郭吸收了许多热血青年为政工队员，同时接受了中共余姚县委的领导，因此政工队员中70％是中共党员，如王文祥、马青、俞震等。

    马诸车站自卫队后备队军训是余姚政工队策划的，除了军事教官外，指导员都是政工队员。我们穿的都是绿色军装，共有三个连120多人。除了军事教官教我们立正稍息，卧倒瞄准，夜间紧急集合外，指导员还给我们讲抗战形势和教唱抗日歌曲。1939年春天，日军经常到余姚马诸扔炸弹，警报一响，人心惶惶。军训一个月使我长进不少，就在那年秋天，我报名参加了县政工队战社团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纠察班，并担任班长。纠察班在我们夏巷村有12人，队员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臂别绿色纠察班袖章，肩背着大刀、红樱枪，神气十足。我们的宣传口号是“抗日救亡，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等。我们的任务是锄奸除特，防禁奸商支敌。大家常到上虞边界的牛栏口、界牌头姚江沿岸检查过往船只，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等等。如果说马诸车站军训是对我进行的抗日救亡启蒙教育，那么参加战社团纠察班，已是我自觉的抗日爱国行动。

    1938年至1940年余姚形势很好，战社团员发展到10万余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余姚政工队副队长郭静唐被捕，林泽营救郭静唐无效，挂印辞职，政工队解散。

    1941年4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宁波、余姚相继沦陷，我们村变成了敌占区。在这样的逆境下，我们怎么办？大家经商量组织了“高跷会”，由赵银盛为会长，我为副会长。高跷会组织踏高跷、爬坟头拔烂田，滚荡车等活动，同时宣传抗日，很受青年欢迎。1941年秋，浦东部队分批到浙东，首战相公殿，打死打伤日军各8名，威震三北，后来又在阳觉殿战斗中打败日军三次冲锋，后由三北转四明。1943年秋，我村由高跷会改为“民兵队”，我为队长，赵银盛为副队长，在地方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各种抗日活动。

神马渡奇兵

    夏巷村有个夏巷渡，摆渡人是我们的民兵阿灿哥。三五支队经常过江，被三十里牌的日军发觉。小队长板川三郎带了翻译，大摇大摆来到夏巷渡，首先把阿灿哥训斥一顿，并强迫阿灿哥把渡船摇到三十里牌锁在那里。

    有一天，日军小队长获悉，昨夜不知从哪里来的奇兵，竟有好几百人在夏巷渡过了江。板川小队长气势汹汹，带了翻译和两只大狼狗，到夏巷渡查看，但没发现船只。板川把阿灿哥带到三十里牌严刑逼供，要他供出夜渡三五支队的船在哪里。阿灿哥说：“我的船在你们那里，没有船怎么摆渡？”翻译说：“皇军小队长问你，昨夜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阿灿哥故意说道：“动静倒是有的，昨夜我听到有马蹄声，或许庙内的两只神马又出去了。”翻译听了似信非信，可板川是个有神论者，他急忙带着翻译到关帝庙，只见关帝两只眼睛直盯着他，又见周仓手中那把大刀好像要向他的头砍去。板川仔细查看两匹神马，发现马蹄确有河泥，马肚皮还是湿漉漉的，他大惊失色，扑通一下跪在关帝面前磕了三个响头，嘴里喃喃地说：“中国的神马大大的有！大大的有！”因此，“神马渡奇兵”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其实，这都是我和民兵及阿灿哥一起想出的主意：我们用的是“稻桶船”，把两只稻桶用竹杠捆起来，用竹篙一篙一篙地撑过来的。之后，将稻桶拆散放在庙的厢房里，神不知鬼不觉，不料迷信的板川小队长竟以为是神灵所为！

痛打日伪军

    1945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月20号至31号，浙东临代会在梁弄正蒙小学召开，我是沿江区的农民代表。会议共有108个代表。我们聆听了何克希司令员的军事报告，谭启龙书记的施政纲领报告，大会还选举了浙东行政委员会和临时参议会。紧接着我又参加了四明党训班。回乡后，我们成立了凤亭乡党支部，陈光明为支部书记，杨拓华为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同时又担任乡民兵大队长。由于我在这段时间抗日活动比较积极，引起了汉奸和日伪军的注意。

    1945年5月的一天，驻在斗门镇的日伪军渡过姚江到夏巷村扫荡，抓捕民兵。我发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立即通知全村民兵占领面前山的至高点，同时通知邻村民兵前来支援。我们用土枪、手榴弹狠狠打击日伪军，同时高呼冲呀、杀呀，喊声震天动地，以此佯装我们的主力部队已来支援。战斗一直打到下午两点多，我们发起了冲锋，日伪军狼狈逃窜，在渡江逃跑途中，有的掉入江中，变成了落水狗。